“双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践发展及治理路径

    三、“双侧改革”：国内政策回顾与重点指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严重短缺是我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重要问题，此时增加供给亦成为当时政府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一方面，我国政府依靠计划的方式，借助于发放各种票证等手段约束总需求；另一方面，在巩固农业发展地位的前提下促进工业化进程，依靠增强生产能力提高总供给。在当时的条件下，因我国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难以利用外国资金或投资加速物质资本的产生，仅仅能依靠降低消费率与提高储蓄率的方式来陆续增加投资。这充分表明：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前依靠限制需求和增加供给的手段来陆续缓和供给严重缺乏的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府不仅依靠经济体制改革，把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进而提升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提高经济主体生产的积极性，而且依靠引进外资和借入外国债务，从而快速促使资本产生和提升劳动生产率(李翀，2016)。受制于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从计划经济转化而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后发国家，我国还面临着赶超发达国家经济任务的影响，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且依靠发展科技与主导产业发展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当时这些有关促进经济增长的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基本上均属于供给侧的政策。这与历史上作为后发国家的日本与韩国相似：(1)日本在“二战”后选择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其所实行的是之前欧美发达国家所未实现的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这些政策均属于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其中涵盖政府直接资助科技研究以及组织企业、高校与研究机构协同研发新技术，而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均会选择与确定日本的主导产业，然后依靠提供金融与税收政策的支持促进这些产业发展；(2)韩国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实行较为明确的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这其中包括对技术研发实行税收支援制度、财政金融支持制度以及人才培养支持制度，此外其还开始利用资助资金、减少税收、提供技术和信息服务等方式，扶持出口产业、重化产业以及信息产业的发展。
    客观地讲，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集中于生产领域或供给领域，是完全符合经济理论。当时的分配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甚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基于广义的角度来讲均属于供给侧改革，即以供给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政府正式选择凯恩斯式的短期需求侧改革方式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自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经济由供给缺乏逐步转为需求不足，而部分主要产品出现生产过剩的问题，而产值增长率逐年降低。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依靠大规模建造基础设施与提高福利支出来刺激总需求。2006-2007年，我国发生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至于政府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与提高基准利率，依靠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总需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各国经济遭受衰退性冲击，我国政府不仅实现规模庞大的财政支出政策，建造基础设施与增加福利支出，而且也实现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受其影响，自2010年7月开始，我国发生中度通货膨胀，之后政府又实行高强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并多次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和基准利率。这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不断依靠调整总需求来维持经济持续的稳定。
    需求侧改革曾对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且成为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力工具。但基于“三驾马车”为代表的需求侧改革越发凸显其局限性，而供给侧的问题逐步凸显，已陆续被视为经济发展方式无法持续的根源。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生产成本持续攀升、产品供需错配、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市场机制运行不畅等结构性问题，进而要求政策思路必须调整为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要求应对经济增长的“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企业生产成本不仅涵盖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而且也包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成本。自2012年以来，中国人口红利陆续丧失，加之老龄化率的上升，必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使之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邓磊等，2015)。这显然会提高企业用工成本。尤其是伴随国家对自然环境整治力度的增强，企业治污成本、安全成本不断提高，而治理高污染、高能耗制造业的资金压力更是骤增。企业为应对成本上涨，必然要不断增加设备、技术投资，但一旦企业无法实现技术进步的高效率，其很多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投资会成为“沉淀成本”，这显然会增加企业财务分担。企业生产成本上涨必然要以价格提高来“消化”，但产品价格过高会影响其竞争力而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很多企业不得以“以债养债”和“以贷养贷”，其收益小于成本，进而陷入由债务到通缩的恶性循环，不断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其次，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脱节即产品供需错配迫切需要供给侧改革来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便致力于依靠主要扩大投资来“扩大内需”，但在实践中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提振效果不明显。这不仅是由于消费能力受制于收入水平、社保隐忧等因素制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供给的有效性缺乏：国内低端产能和低层次产品严重过剩，而高端产业与高品质产品有效供给严重缺乏。具体而言，国内产品在质量方面与国外产品存在一定差距，造成供给难以跟上需求的趋势，而快速增加的中产阶层对于优质、安全、个性产品的消费需求更是无法实现。中国“富人有钱不用消费、穷人无钱不敢消费”的现象不断凸显。实际上，中国经济自2008年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便体现为产品的“供需错配”：一方面是需求刺激效果不佳；另一方面却是国内居民利用假期旅游、全球网购等形式在海外大肆采购国外商品，海外购买力日益旺盛，进而造成国内产品“滞销。再次，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杠杆率较高也要求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力图保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刺激需求，而伴随政策刺激投资的不断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凸显明显降低趋势。这是因为投资的持续增加必定会导致产品供给价格的提高，而增加生产成本亦会相应减少投资回报率，进而直接影响企业投资意愿。企业不愿投资、过度负债、产能过剩，而银行坏账多、利率低不敢放贷，银行超额储备率上升(冯志峰，2016)。这充分表明货币宽松无法从根本上刺激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反而会不断推动资产价格膨胀。此外，改革开放近40年经济增速的加快也造成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不断凸显。中国杠杆率自2008年以来不断上升，虽总体处于可控状态，但国家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较之2008年大幅度增加。这显然有损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及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尤其是，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个别地区甚至资不抵债。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效应明显，即使我国政府再依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需求调控手段来大规模地刺激总需求，也仅能在短期内维系这种发展方式，甚至会出现效果递减的趋势(贾康，2015)。当前，供给侧表现出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供给侧改革应担任调控的主要任务，而趋势性导向的调控政策理应由供给侧改革来完成，且基于需求侧改革控制经济调整速度，进而为短期经济运行提供底部支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