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四、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永续内力 

    高质量发展实质上是人类发展的文明形态。人类发展体现为文明进程，高质量发展同时是文化传与创新的过程。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是指其自然物质意义上的供养和支撑，而且是指其在文明形态意义上的积淀和进化。黄河流域滋养了中国最早的主要部落，孕育了勤劳勇敢的华夏文明。文献记载中的炎黄文化成于姜水、姬水；唐虞文化在汾水两岸；夏文化在伊水、洛水两岸；商文化历经迁徙，在孟诸泽、蒙泽以及睢水、涣水、荥泽、菏泽、淮水、济水、洹水、淇水一带；周文化在泾、渭、伊、洛、汾、涑等支流旁边[6]。黄河流域的中华儿女从古至今都在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利用黄河水沙资源，趋利避害，造福众人，不断认识、总结治水经验并记录在各种材质的器物上、典籍中、碑刻上以传后世，形成了黄河流域独特的习俗、歌舞、文化并衍生出其他相关艺术形态。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体现在黄河流域，在一个侧面上就是一部与黄河抗争及治水的历史。这种刚烈性格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甚至有“人定胜天”的豪迈。这既反映了人类争取生存的顽强意志，又反映了缺乏科学认识的历史局限。这种抗争意识在春秋战国时期体现在诸子百家的思想和典籍中，而一直流传至今的历史遗存包括秦始皇陵兵马俑、万里长城、汉代碑石刻、四大佛窟以及现在仍然流行的众多书法流派、秦腔、安塞腰鼓等艺术载体，风采仍然依旧，璀璨夺目。虽历经千年，其所具有的千百年来与黄河抗争的粗犷豪放之气质仍然清晰可见。这种“战天斗地”的传统延续至今，既是今天的中国人勤劳勇敢、改造自然的文化传统，又是对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启示：天人共存，和谐相融，才能永续发展。既然视黄河为“母亲”，就得世世代代善待她。
    黄河中下游地势平坦，水土肥沃，非常适合古代先民聚居。据相关典籍记载，黄土高原的关中地区（今陕西的关中平原）在唐代以前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最好的地方。战国时“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故早有“天府”“陆海”之誉。《史记·货殖列传》载有“渭川千亩竹”，说明当时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另据《禹贡》记载，在九州土壤不同等级中，雍州黄壤肥力为上上，属九州土壤上第等；而且水资源非常丰富，所谓“八川绕长安”，这些河流水资源丰富，灌溉非常便利。战国末年的郑国渠以及汉代以来的漕渠、白渠、六辅渠、龙首渠、灵轵渠、成国渠、蒙笼渠等灌溉渠道，都是以泾河、渭河为水源的，当地农作物也多为水稻等，早在2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已形成便捷高效的水利灌溉网络和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7]。黄河流域最先出现的文化，通过文字将黄河流域的天文、地理、历史、治水等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宜记录下来。据此后人可知，黄河流域水资源变化除了环境气候外，当时原著居民的相关开发活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据《汉书·沟洫志》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瓠子决口，“自是以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据《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考证，此时所谓河西，非今日的河西走廊，而是张掖郡以东的武威郡的中、东部（武威郡的西部原属张掖郡）。朔方、西河、河西、酒泉都是当时的郡名，这些郡的所在的位置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宁夏、陕北、晋西、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都是干旱和半干旱区，雨水少，没有灌溉则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土多为沙质，除了少数水资源比较丰富的绿洲外，大多不宜农耕。《居延汉简》也说：“地热，多沙，冬大寒。”[8] 这些地方原先都是匈奴浑邪王游牧之地，今天这些地区沙漠化现象也最为严重，退耕还牧、退耕还草、限制畜牧量，也是针对这些地区而言的汉武帝北伐匈奴，收复河南地后，从内地迁去近百万从事农耕的汉族人民安置在沿边诸地，设置了大批郡县。据仪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在山陕峡谷流域泾渭北洛河上游、晋北高原以至河套地区人口达310万人。要长期养活这些人非常困难，因此，开垦大量耕地就成为必然。汉武帝元封年间，农垦区向北推进，“北益广田，至肱雷为塞”（参见《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至汉元帝初元五年，北假（今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仍有田官。汉代为了屯垦农耕开了不少灌溉渠道，引以高山积雪为源的河流进行灌溉。《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千金渠西至东涫入泽中。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在《史记，平准书》《水经·河水注》等典籍中也记载了人口迁徙屯边和凿渠引水灌溉的情况[7]。以上文献典籍记载说明，在汉武帝时代，中国已经在黄河流域的西北干旱半干早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开发，消耗了大量水资源。而当地日照强烈，地表水易蒸发，开耕的土地常年经风吹日晒就地起沙，给环境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今甘肃河西石羊河下游民勤县绿洲西部，有一条由北向南长约135公里、宽20~30公里、面积约3000余平方公里的沙漠带，就是历史上所形成沙漠的典型地区。西汉时期，这里还是防御匈奴的前线，置戍屯田，至今还有汉代城障烽燧遗址三角城，但已陷于茫茫沙海之中，三角城周围分布着成片的古耕地、阡陌、渠道遗迹，散落着大量汉代遗物，但没有发现汉代以后的遗物，可以推定城址的废弃及其周围地区的沙漠化发生的时间应在汉代大规模开发的后期。还有其他大量类似废弃古城遗址，大多是在汉代垦殖以后废弃的，其原因也是大规模开垦引灌的扩大，农业用水量不断增加本来水资源就不算丰富的地区，生态环境不稳定，加上不合理的开发，最终引起了风沙干早的沙漠化进程[9]。据《二十四史》及其他各个时期的史料典籍记载，随后的各个朝代，由于其经济基础都是发达的农耕业其疆土越辽阔，戍边的人数自然就越多，开荒拓土的规模就越大，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所起的负面作用也越大；再加上众多朝代在黄河中游建都前后达千年之久，到明代时期关中地区水利工程大多废坏，“堤堰摧决，沟洫壅潴，民弗蒙利。”（参见《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志六》）虽然明清时关中平原仍然是我国小麦主要产区，但其环境已趋恶化，风沙不时遮天蔽日，经济日趋凋零，与汉唐时期有天壤之别[7]。黄河下游平原以黄河为界分为河北平原和黄淮平原，自秦汉以来大量开垦耕种，水资源消耗十分巨大。到元至正年间，“两准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萧条”（《元史·张帧传》），汉唐时期黄淮平原的繁荣昌盛已恍如隔世。汉唐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黄河流域也是当时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文化最辉煌的地区。而这恰恰建立在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生态环境遭到持续多年的开发与破坏。中唐以后，黄河流域长期处于战乱逃亡状态，水利年久失修，地处中游的黄土高原由于经年累月的过度开发，水土流失洪水泛滥，下游河湖几乎全部被淤，最终引发全流域的水资源短缺。而《水经注》中所记载的190多个湖泊，到了10世纪以后大都被淤废。到了近现代也只剩下北部的白洋淀、南部的微山湖和洪泽湖（微山湖、洪泽湖均为明代所成型）。尽管10世纪以后黄河流域基本没有战乱，但水灾旱灾日趋频繁，灌溉系统修复难度大，土壤沙碱化严重，整个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日渐衰落，以致黄河流域到了近代成为灾害频发贫困落后的代名词。
    若非文字典籍记载，后人怎知黄河流域的过去今生，又焉能判断其未来走向？黄河文化以多种形态流传，而从长周期来看，从典籍中所记载的事件基本能够看出黄河及其流域发展的荣辱兴衰，其要点就在于黄河文化的传承总是让后来者知道黄河灵魂之所在和未来前进的方向。土地是人类生息繁衍之所，是财富之母。如果对其过度掠夺，必遭恶果报复。以史为鉴，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发扬现代科学精神；既要坚持文化自信，又要进行文化创新，面向未来世界，实现永续发展。

    五、人民宜居共享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 

    黄河从西向东流经九个省区。千百年来的分分合合沉淀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其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路径也各有千秋，而这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区域发展方式和路径的多样性相一致。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体现在速度上的突飞猛进，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速度上的稳和水平上的高，即稳中求进；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财富的迅速集聚，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人民共享；高速增长阶段的各地区首先关注GDP的增长，而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多目标的实现。基于治理目标和治理方式的变化，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态势也将发生深刻变化。九省区地理区位不同，资源禀赋各异，文化价值取向多样，发展路径自然也就各具特色。实现各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实践中需要发挥各省区的比较优势，这样创造出来的各具特色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体现经济增长成就的GDP就完全不重要了。在实现各省区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GDP的增长速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基础性，如果没有增长，也就难以发展。由于各个地区的区位价值、主体功能和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资源与优势正是各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因索，也为形成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和选择各自合适的发展路径提供了现实条件和选择空间，而各地区的这种差异化的资源与优势也是其经济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基础和条件。
    黄河流域各省区发展差距较大，经济增长水平差异也较大。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求各省区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上系统性地提升和创造自身的发展与竞争优势，走符合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以新的思维方式选择可行的发展战略，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新时代的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充分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特征[10]，如前所述，这种特征表现在战略上就是目标的多元性。理论上讲，多元性目标之间并非完全相容甚至相互之间还有冲突。在多元性的政策目标之间要进行权衡取舍，以达到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目标，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以及多方面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活实现小康以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会更加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因此，以公平促进效率，以高效率实现包容性发展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的要义所在。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是一项覆盖社会各个领域的伟大事业，实现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广泛需要直至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永远都需要不断努力的持续过程，而这也正是高质量发展永无止境的原因。这种新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1]。为此，必须加快推进黄河流域各省区的体制机制改革，在国家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沿黄各省区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的动力机制，使黄河流域真正成为人民宜居和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的美好大地和文明社会。
    参考文献 
    

    [1]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5-18
    [2]黄委水资源管理与调度局.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N].黄河报,2019-10-24(001)
    [3]王浩.新时期治黄方略初採[N].河南日报2019-11-05(006)
    [4]钱正英.水利界应反思中国河流开发[J].科技潮,2006(1):35
    [5]王浦.黄河流域基础地质环境遥感调查完成[N].中国矿业报,2014-11-27(B02)
    [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7]邹逸麟.我国水资源变迁的历史回顾:以黄河流域为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47-56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77
    [9]李并城.残存在民勤县西沙窝中的古代遗址[J].中国沙漠,1990(2):35-42
    [10]任保平,张倩.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设计及其支撑体系构建[J].改革,2019(10):26-34.
    （作者：陈晓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金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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