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分工角度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劣势分析

    摘要 

    数字经济的要素投入、分工协作、价值创造与传统产业有明显区别，这决定了数字经济分工基础和过程的特殊性：数据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同时也是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传播介质；产业链存在多个高端环节；创新发生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后端的场景创新与前端技术研发同等重要；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其产业链将继续快速演变。无论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是单个企业参与数字经济全球分工，都必须掌握新的关键性投入要素，与产业链上其他参与者构建新的分工协作网络，并以新的方式创造价值和参与价值分配。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基础、人才条件、数据资源和场景创新都走在世界前列，但核心关键环节薄弱、复合型人才缺口大、数据开放程度低、场景创新领域较窄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在新的贸易环境下，还面临与发达国家竞争加剧的趋势。巩固和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分工地位，需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挖掘潜在应用市场，促进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建设数字经济发展人才梯队。

    关键词 

    数字经济；产业分工；数据；竞争优势；信息通信技术

    基金项目 

    本文是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研究——基于新时代和新工业革命的视角”（编号：18VSJ054）的成果。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目前，工业化将进入到一个以数字经济为主导的新的发展阶段。数字技术同技术革命历史上的蒸汽动力技术、电力技术、电动机技术等核心技术一样，将实现在几乎所有产业中得到应用，并且改变产业生产组织方式、价值创造和分配规律、产业分工基础和过程。本文以传统分工理论为基础，从明确数字经济产业特征出发，讨论数字经济的分工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分工的优势和劣势，提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产业分工地位的政策措施。

        一、产业分工理论的演变  
    产业分工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概念以来，国际产业分工的研究是与国际贸易研究相结合的，先后出现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史密斯（Smith）认为各国通过自身的“绝对优势”开展专业分工，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自由贸易，分工能够提高生产率并增加社会财富，但绝对优势理论只在少数开始工业革命并向全球出口工业产品的国家才适用。［1］李嘉图（Ricardo）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即使没有绝对优势，仍然可以利用与其他国家相对成本的不同参与国际分工并进行贸易。［2］比较优势在很长时期都是产业全球分工和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也确实能够解释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进行国际贸易的现实。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解释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并且在古典贸易理论下，各国的分工地位是不变的，不会出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俄林（Ohlin）在赫克歇尔（Heckscher）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他认为一个国家生产并出口的产品应使用更多本国丰足的要素，进口则反之。［3］萨缪尔森（Samuelson）提出自由贸易最终会导致各国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进一步发展了要素禀赋理论。［4］但是里昂惕夫（Leontief）的研究却发现与要素禀赋理论相悖的事实——一个国家的主导产业和主要出口产业并不一定是使用本国丰足要素加工的产业和生产的产品，这种事实甚至出现在发达国家。［5］新古典贸易理论更致命的弱点与古典贸易理论一样，即认为各国的分工地位是不变的，不会发生产业升级。
    在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形成本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同时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技术、标准、品牌、资本、人才、渠道等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锁定在中低端环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世界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同时，开始逐步实施自主的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无论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古典贸易理论，静态分析方法都难以解释国际产业分工的实际动态变化。经济学家开始从新的角度研究国家间产业分工和贸易关系，即新贸易理论，比较典型的有以格鲁贝尔和罗伊德（Grubel ＆ Lloyd）为代表的产业内贸易理论［6］、以弗农（Vernon）为代表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7］、以格里芬（Gereffi）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理论［8］，以及技术差距理论和新要素理论等。相对于以前的研究，新贸易理论扩展了要素范围，承认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研究对象从产业间分工拓展到产业内分工，将分工、贸易和产业升级联系在一起，认为技术才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最关键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新贸易理论引入了动态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无论是承接产业转移还是参与国际分工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实现一国主导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升级，从而改变自身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20世纪中叶后，一些国家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投入，实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使得国际分工格局发生巨变，日本、韩国和中国先后成为通过产业升级不断改变国际分工地位的典型代表。
    新工业革命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进步加速，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在一些国家爆发和率先得到应用，为发展中国家创造赶超机遇的同时也出现了数字鸿沟，没有把握住机遇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际分工格局哪怕在短期内都难以处于一个稳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基础条件改善，在新的技术路线上与发达国家实现同步“起跑”，并且以更快的起跑速度超过很多发达国家，这是数字经济国际分工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由于要素和市场的变化，数字经济特殊的运行模式使得一些传统分工理论难以解释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分析数字经济产业链的特殊性入手，在传统分工理论基础上解释数字经济新的分工逻辑，进一步分析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优势和劣势，提出促进抢占数字经济分工高地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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