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分工角度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劣势分析

    四、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分工的优势和劣势 

    我国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大、发展成熟，数据资源全球第一，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丰富程度位居世界前列，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总体看，基础条件位居世界前列，并在人工智能、5G等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短板、制度缺陷，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我国数字经济与发达国家竞争加剧，发展风险有所提高。 

    （一）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分工的优势 

    1.互联网产业规模大、发展水平高。我国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公司在全球互联网企业排名中位居前十；在全球上市互联网公司排名前30位中，中国有10家企业入围。在新兴数字经济领域，我国成功实现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角色的转变。如，我国在5G全产业链研发、生产制造和应用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相对于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较强的优势；人工智能研发、产业化和商业应用已形成中美两国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我国数字经济企业在发展初期凭借人口红利迅速成长，但在发展过程中坚持技术创新和业态创新，软实力不断增强，在一些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如，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移动支付系统，在用户规模、安全性能、运行效率等多方面引领发展；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抖音（国际版本为TikTok）是2019年全球智能应用下载的第二名，同时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视频分享平台，在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地区快速占领巨大市场。2019年全球APP月活跃数据显示，排名前十款APP中，我国占据六席，游戏APP月活跃用户数排行榜的前五名全部来自中国。
    2.人才储备量全球领先。数字经济是高知识密集型产业，人才储备规模和水平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在以极高筹码抢人才。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技术岗位成为薪酬增长速度最快的岗位，充分反映了人才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000年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加强了数字经济相关学科建设，成为培养计算机、自动化、信息管理等专业大学生最多的国家。从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优势集中体现在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开发和颠覆性技术研发两个领域。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企业拥有最优秀的场景设计技术团队及市场营销和数据分析团队。华为、阿里巴巴达摩院在人工智能、5G技术等颠覆性技术研发领域的人才储备量在全球领先。
    3.数据规模庞大。我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产业体系最完备、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还是信息化基础设施全球领先的国家，是名副其实的数据资源大国和强国。国际数据公司（IDC）和数据存储公司希捷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我国每年以超过全球平均值3%的速度产生并复制数据，2018年约产生7.6ZB（1ZB≈1万亿GB）数据，到2025年将增至48.6ZB。相比较，排名第二的美国2018年产生约6.9ZB数据，2025年将增至30.6ZB。也就是说，2025年的全球新增数据将有近30%来自中国。我国还拥有全球最长的光缆网络，全球最大规模的网民数量、移动电话用户数量，4G基站数量超过全球一半，人均享受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通信村村通、电信普遍服务等工程全面建设使我国成为全球信息通信服务覆盖最完善的国家，边远地区也能同大城市一样共享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成果。在信息社会，数字经济发展加速，数据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要素，具有“通货”的性质。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产生的数据量不仅规模大，且数据的创造和利用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态势。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新兴产业发展加速，以及在更多的行业和领域得到应用，需要“吞噬”大量数据作为其自主学习和进化的养料，［12］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数据规模庞大、覆盖面广、品类层级多样化，具备发展数字经济新兴产业的优良条件。
    4.数字经济场景创新资源丰富。场景创新是数字经济产业链上重要的环节，在技术进步速度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如果作为制度创新的场景创新是相对滞后的，将难以配套技术开发成果，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制于场景的缺失，因此，成熟场景的创新体系也是数字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的必要条件。人口和产业规模不仅使我国成为全球数据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同时也奠定了数字经济场景创新的市场基础。超大规模市场、繁荣经济活动和大规模数据采集是成功的场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我国在这些方面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我国正处于经济深度转型阶段，企业、政府社会管理、个人都在通过新的数字技术解决问题并创造新的效用，不断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运行范式和消费偏好。因此，我国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场景创新热土，近几年全球涌现的新的热门场景几乎都在我国得到最成功的应用。

    （二）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分工的劣势 

    1.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存在短板。虽然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规模和水平在全球居于前列，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短板也非常突出：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依赖的高端芯片、传感器等元器件与美国等领先国家还存在代际差；第二，工业控制、芯片设计等基础工具类软件基本依赖进口或授权使用；第三，0到1的颠覆性技术和基础理论、基本研究方法的探索不足；第四，科技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新的研发成果转化能力较弱。如，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但在新型计算平台、分布式计算架构及大数据处理、分析和呈现等方面与领先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开源技术和相关生态系统影响力较弱。
    2.复合型人才紧缺。尽管我国教育水平、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但仍然不足以满足数字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我国信息化人才缺口在1000万人以上，合格的大数据人才供给不到市场需求的20%。从人才结构看，传统IT、计算机领域人才较多，而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领域人才缺口较大。在具体的行业应用上，同时掌握数据信息知识技能并了解行业技术特征的复合型人才紧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发现，即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人才集聚的城市，数据产业的发展也面临人才不足的窘境。从总量上看，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科建设与教育改革跟不上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的速度，在原始创新、开创性创新等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的领域，复合型人才紧缺问题尤为严重，特别是顶尖人才基本依靠输入。
    3.数据开放度有限。我国数据资源丰富、数据产业发达，但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并最终参与分配还面临一些体制障碍和技术短板。在数据创造环节，政府主导的数据采集模式的弊端是数据资源的开放程度有限，使得数据获取成本高、收集范围窄、分析形式单一，并且缺乏共享渠道，不同政府部门的标准和口径不同，数据资源量大质低，可利用价值有限。大量数据资源处于“休眠”状态，不能创造价值。此外，还存在数据安全保障力度不足的问题。信息化放大了我国长期存在的对“隐私”保护意识不强的问题，个人信息泄露时有发生，不断出现出售个人信息或利用他人信息进行违法活动的恶劣后果。数据安全保障力度不足既有数据保护技术不够成熟的原因，也有相关制度缺失的原因，应尽快建立完善数据采集、转移、使用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
    4.场景创新领域较窄。我国数字经济场景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人口和产业规模红利，场景的原始创新较少。如，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移动支付虽然发展势头强劲，但创意和框架设计都是模仿国外同类应用。我国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领域不够广泛、应用程度不深。互联网、金融和电信约占国内数字应用市场的70%，交通、医疗、教育领域近年来数据应用有所发展，但比重仍然很低，大多数行业数据应用仍处于浅层信息化阶段，数字化转型水平参差不齐。如，制造业作为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概念已提出多年，但数据生产要素参与制造业生产并创造价值的能力仍然较低，智能制造仅限于若干示范工程，制造企业信息化大多停留在办公信息化阶段。
    5.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分工的不利影响较大。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在刺激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更加保守的贸易和技术政策，这对全球数字经济产业分工格局产生不利影响，而对我国这种影响更加巨大。虽然我国是数字经济大国，在部分领域发展水平居于领先地位，但在高端和关键环节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仍然存在。如，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乃至整个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对美国技术授权和高端产品出口依赖较大。2018年，美国掀起中美贸易摩擦，全球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并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我国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分工发展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我国高端集成电路、基础设计软件、高端生产装备研发存在明显短板，产业链集中中低端，美国一方面通过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中国制造出口，另一方面扶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剧我国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并利用专利、标准，以及其他非正常手段对我国企业的自主技术研发、全球要素布局和全球市场开拓进行干预，严重影响我国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分工步伐。如，美国在2018年上半年先后对中兴等44家中国电子信息企业实施了出口管制，随后又将华为列入管制名单，虽然经过努力大多数管制并未真正实施或不断延期，但美国仍然不断制定本国技术政策，包括人工智能、微处理器、机器人、量子计算等在内的多项前沿技术被限制转让给我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