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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敏江，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后，江苏行政学院廉政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苏苏州215123）
【内容提要】发轫于美国进步改革运动的管理行政的内核是科学，而科学理性的嵌入使效率至上成为管理行政的基本价值取向，理性化、专业化、纪律和协作则成为管理行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管理行政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在技术上显示出了超乎以往一切治理模式的巨大优越性。然而，对科学理性的过度信奉导致了对人性的损害和人的异化，效率主义的运行逻辑导致了与民主政治的冲突。探讨管理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有助于形成对管理行政的全面正确认识。
【关 键 词】管理行政/科学/政治哲学基础
中图分类号：C93-02；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0)11-0044-08
1887年，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一文中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观，这一观点经过古德诺的升华、发展与论证，形成了美国早期行政的基本原则，即“政治行政二分法”原则。而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为政治行政二分的组织设计提供了借鉴理路。这些理论结合交融起来，组成了早期管理行政模式（即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后来经过魏洛比、古利克、西蒙至奥斯本（他们的《重塑政府》是新公共管理的代表性著作）的传承，管理行政的理论谱系得以形成①。管理行政的发展是整个公共行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管理行政的研究不能总是停留在公共行政的话语系统内，这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稀释了对它旗帜鲜明的理论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从政治哲学层面把管理行政从公共行政话语系统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管理行政自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以此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管理行政的“科学”内核
管理行政发轫于美国进步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那些信奉科学主义理念的进步主义者是推动改革的关键力量。著名的进步主义者，如伍德罗·威尔逊、威廉·艾伦、亨利·布鲁埃尔、弗雷德里克·克里夫兰和威廉·F·威洛比等，都服膺于科学理性与专业主义在物理世界取得的巨大成就，因而都自然地希望将其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以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通过进步主义者的宣扬，人们开始意识到，利用科学的方法和思想，可以研究、定量分析、改变甚至创建人类的各项制度，以保障人类向着具有明确性和可预测性的方向不断进步。科学逐渐成为美国人心中的神圣价值，它和基督教一样势不可挡。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罗伯逊所说：“一如早期基督教，科学横扫整个西方世界，势如破竹。在美国人的实践中它甚至可以同传统的宗教神话相协调。”②在19世纪后半叶，科学同美国人对进步的信念结合在一起。相互结合的进步神话和科学神话开始主宰美国人观察自己和观察世界的方式。在进步时代融为一体的科学分析思路和科技进步，释放出科学理性和专业主义的巨浪。被科学和技术在物理世界获得的巨大成就所打动，进步主义者很自然地想要将其应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希望在这些领域也实现科学般的精确和客观③。
受进步主义者的影响，泰勒发起了科学管理运动。这迅速风靡了美国社会，并很快影响到公共管理领域，被深深艳羡于工业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主义者们所膜拜套用。韦伯则将政府科学化、技术化的进程推向了极致。在韦伯看来，科学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作出工具合理性的行动，通过理性计算去选取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通过服从理性而控制外在世界。因而，对于科学家来说，就应当为“科学而科学”，他们“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④。科学的研究是如此，那么根据科学的原则去建设社会和改造生活也无疑需要遵从这种工具理性。根据韦伯的看法，官僚制的功能完全在于它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是根据科学的和技术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也正是由于官僚制最为集中地表现了近代社会的工具理性特征，所以官僚制能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能够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存在于政府部门、国家的政权建设和行使之中，而且被广泛地应用到企业等各类私人部门的体制设计和运行之中，成为征服了整个社会的最为普遍的组织结构形式⑤。
20世纪30-40年代，管理行政引入了行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50-60年代则引入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生态论的研究方法，使得管理行政的科学性更加丰盈饱满。作为行为主义的集大成者，西蒙的《行政行为》中也充满着科学的气息。在西蒙看来，任何科学理论的推理都必须在逻辑上严密，而且在经验上具有可检验性，而这样的科学哲学思想极其重要。西蒙的行政科学思想深受其老师卡尔纳普“统一科学”⑥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卡尔纳普对“统一科学”的主张影响了西蒙的一生。在其为诺贝尔奖委员会所撰写的一篇自传性文章中，西蒙说，他在各项科学研究中都遵循着两条原则的指导，这两条原则都深深地打上了“统一科学”的烙印。其中第一条指导原则是“尽力用现代科学工具武装社会科学，使社会科学逐渐成为硬科学来更有效地对付它们面临的难题”；第二条指导原则是“致力于促进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关系，使他们能为解决非常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一起发挥自己的专长”⑦。可见，西蒙强化了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试图使之成为一种实用的技术，其所倡导的理念则与进步主义的思维相一致，并且与政治科学中的行为主义相呼应，从而使其成为在政府管理甚至一般管理（包括企业管理）中解决不断重现的效率、经济和效能等问题的一种崭新而令人兴奋的研究路径，因而赢得了更多支持⑧。
到了新公共管理阶段，管理行政者开始从企业管理学和经济学中寻求支持。一般管理学派将战略规划、目标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等借鉴到公共部门中来。而在那些将“新公共管理”等同于“管理主义”的学者看来，诸如“公共选择理论”等经济学理论也属于管理主义理论的范畴。“管理是一种与资源流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为了获得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绝大部分是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的——‘输出’和‘资金的价值’。”⑨原因就在于，经济学使管理主义的工具理性视角得到进一步强化，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并由此预测人的总体行为，它力图通过演绎而不是用其他社会科学所采取的归纳方法来得出结论，同时经济学对数学方法的应用也使其显得更合乎理性，这样“管理主义领域内理性模式的发展绝大部分来自于经济学”，并且“经济学作为管理主义的基础使它成为最有力的社会科学理论”⑩。
总之，在管理行政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着对科学理性的信奉。正是因为人们对科学理性的信奉，国家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转移到人类科学的成果和模式以及人类理性的运作上来，科学成为管理行政的内核。
二、管理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
要探讨管理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需要对政治哲学的理论架构进行厘定。从整个思想史来看，政治价值取向是它最重要、最独特的论域，这是中西方政治哲学大家的共识。除此之外的论域，就是要探究合理的政治秩序，并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供证明，以及探讨合理政治秩序实现的政治效用。也就是说，作为面向人类政治实践并以追问最好或最正义政治秩序为目标的政治哲学，其基本理论架构应该包括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效用。
（一）管理行政的政治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指主体在价值选择和决策过程中的一定的倾向性。价值取向体现了主体的价值追求，表现为这个主体所信奉的而且影响其行为的价值标准。价值取向不是一种心理偏向、一种爱好，而是主体自觉地、有目的地对行为方向的选择和把握，具有自觉性和能动性等特点。由于科学理性——科学分析的思路和科技进步——取得了绝对的垄断地位，因而在管理行政的政治价值追求中，公共行政被看作是不同于政治的一个独立的领域，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技术性的领域，是“磨刀”的技术，是一门科学、一种职业。效率被看作是第一公理。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以及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11)。怀特认为，公共行政的目的，就是在官员和雇员的处置下，对各种资源加以最有效能的利用，使公共计划得以最迅速、最经济、最圆满的完成(12)。古利克也认为：“尽管从应用意义上来看，效率必须与其他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相适应，但是科学研究工作本身所特有的价值就是效率。在行政科学看来，其基本的‘善’就是效率”(13)。同样，传统公共行政的组织结构基础即官僚制，之所以被设计出来，乃是为了使行政机关在纪律的精确性、稳定性和严格性上，在效率方面比其他组织形式更优越。正如韦伯指出：“官僚体制的组织广泛传播的决定性的原因，向来是由于它的纯技术的优势超过其它任何组织形式。一种充分发达的官僚体制机制与其他形式的关系，恰恰如同一台机器与货物生产的非机械性方式的关系一样。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14)可以这么说，传统公共行政的一切研究（包括价值理念、组织设计、决策导向）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效率是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尺度中的头号公理，效率也是行政科学的大厦得以建立起来的价值基石。
行为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西蒙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准则作了最深刻的解剖。西蒙通过分析效率概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提出自己的效率准则：“效率准则指的是，在给定可用资源的条件下，选择能产生最大效益的备选方案。”(15)西蒙特别强调，效率准则是一种将复杂现象予以简化后的决策依据。西蒙并不回避使用“好”或“坏”这样的价值词来讨论公共行政学。从组织的角度看，“好”的或正确的行政行为本质上就是指有效率的行政行为。他说，“从‘好的’行政的理性特征中几乎直接得出来的行政原则就是，在若干个费用相同的备选方案中，应当总能选择能够最大程度实现管理目标的方案。而在若干个实现程度相同的备选方案中，应当总是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案”。“行政理论关注的是如何构建组织和组织如何运转才能有效地完成其工作的问题。”(16)由此可见，西蒙依然把效率至上看作是行政科学的价值基石与主要目标。
20世纪90年代初，在大多数先进国家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国内外学者称之为新公共管理。英国学者罗兹引用胡德的说法，将英国的新公共管理看作是追求经济、效率、效能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美国的奥斯本和盖伯勒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观点，他们主张把企业和私营部门经营管理的一些成功的管理方法移植到政府公共部门中来，主张政府应像企业那样引入竞争机制。与传统公共行政追求效率原则有所不同，新公共管理要求实现从效率本位向绩效本位转移，实际上拓展了效率的内涵。但如果我们从中抽象出他们共同的本质属性，两者把立足点放在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等价值上是完全一致的。英国学者E·费利耶就曾把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归纳为“效率驱动模式”(17)。
通过以上扼要的分析，可以看出，效率至上被视为管理行政的基本政治价值取向。
（二）管理行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它强调统治政权的权威受到公民的尊重或公民承认服从权力的义务。政治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8)。合法性问题一直为政治权力主体所关注与重视。甚至可以这么说，一部人类的政治史就是一部政治权力主体的自我合法性证明的历史。丹尼斯·朗认为，合法性权威可以“建立起比其他权威形式大得多的预期反应可靠性，正像内在化的社会规范比更依赖于环境约束或临时谈判其意义与可行性的规范，在保证遵守方面有更大的可靠性。”(19)这正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历来为政治权力占有者所重视的根本原因所在。
工业文明社会中，社会治理脱离了统治行政的操纵，人开始成为具有自主性、自觉性和自为性的主体。对科学的推崇进入政治领域使管理行政成为科学化和专家行政。因而，管理行政的理性组织形式即官僚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形式合理性和合法化。正如韦伯所说，“官僚制的结构几乎处处都是较后发展的产物。我们在发展中愈是追溯得久远，对于统治的形式来说，缺乏官僚制和官员制度就愈加典型。官僚体制是‘理性’性质的：规则、目的、手段和‘求实的’非人格性控制着它的行为。因此，它的产生和传播处处都是在那种特别的、还在讨论的意义上发挥了‘革命’的作用，正如理性主义的进军在一切领域里一般都发挥这种作用一样。同时，它摧毁了统治的不具有在这个特殊意义上的理性性质的结构形式。”(20)在现代化的历史地平线上，管理行政尽管离不开对集体行动的依赖，但已经不再是时有时无的断续式的集体行动，而是以理性官僚制为典型组织形式，将集体行动组织化、理性化、专业化，并且以纪律和协作作为管理行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管理行政中的集体行动，是科学理性的行政设计的结果。科学理性成为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康庄大道，使得专业人员——包括管理者、社会科学家和工业心理学家——相信这样一种世界观：人类的冲突和激情适合于以机械办法来解决。科学的价值就在于其符合理性的要求，公共组织活动可以被理性地认知，管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也是可以被预测的，并且在预测的基础上，公共组织的活动可以选择出最有效的手段以实现既定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行政管理必须借助于科学的分析工具，科学技术的数值化、定量化、规范化、精确化的研究方法应该被引入到对公共组织管理的研究中，这样管理就可以实现指标化、可控性和易操作性并保证组织活动合乎因果关系的理性思考。
与科学理性的嵌入相呼应，管理行政运行的合法性还存在于纪律权力的建构。根据福柯的研究，纪律权力建构的焦点是对身体的操纵，而身体被看作是基本上可以进行精密调整的机器。行政设计中“纪律—协作型”集体行动具有典型的“精密操纵”的特点(21)。其一，注重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操纵来推行纪律，即一般要求具有一个封闭的领域。这个运作纪律的领域既与外部相隔绝，又在内部对自身进行封锁。其二，封闭是纪律权力建构的基础，但如果仅仅采用封闭手段，并不足以对身体的运动和活动实行细致入微的管理。只有通过内部的区域划分，或者分隔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其三，纪律权力的时空设计，有助于避免大规模的集团的形成，这些集团可能会导致其中的人们形成独立的意愿甚至是敌对姿态，最终破坏集体行动。其四，纪律权力的时空设计，还可以使管理者对个人活动进行直接操纵，从而避免一些不期而遇的接触所导致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根据福柯的研究，纪律时空设计涉及对个人进行观察、监视和评价，有利于避免对有效协作的疏忽。因此，“纪律—协作型”的集体行动适应了工业时代管理行政的需要，保证了集体行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且，纪律—协作型集体行动是以对组织纪律的服从和对法律的遵守为特征的。在这种行政支配方式中，人们服从领导者的命令是出于对组织纪律和法律的信守，法律与纪律代表一种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因此，纪律权力具有一定的合理—合法的权威。
（三）管理行政的政治效用
管理行政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形式合理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中，行为主体的行动受形式化、非人格化及贯穿着理性精神的组织程序和行为规范的支配，体现出一种理性精神。它摒弃了统治行政所掺杂的大量人治因素，较好地避免了在行政人员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内部事务时过多掺杂进价值偏见而对这些事务的真实性、可靠性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些行政人员可能有通过对现存的某些事务进行歌颂或有意歪曲来符合自己的目的，从而以个人的主观喜好来代替客观、科学的倾向。行政主体在严格、细致的制度规范的约束下，没有憎恨和激情，因此也没有爱和狂热。管理行政作为美德赞扬的特性是：它成功地排除一切爱憎和一切纯粹个人的、从根本上说一切非理性的、不可预计的感觉因素，克服了“自由的随意专断和恩宠，怀有个人动机的施惠和评价的王国”(22)。
按照科学理性的运行逻辑，管理行政的行为主体是基于自由选择及契约关系的专业化的职业官员，这些职业官员一般是通过考试或由专业训练证书为保证，或者二者兼之。这一方面构成了对封建世袭制或家臣制的否定，打破了身份、职业的世袭传统以及人身依附格局，催生出了现代社会具有独立人格的职业官僚，并为职业官僚的人格自由和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世袭特权以及对上司的人身依附等现象不复存在，行政职业精神受到了充分的鼓励。另一方面，管理行政运作的基础是专业知识、专家职业，从事行政管理的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官员，这种管理模式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有效地促进了实证科学知识在行政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使得行政管理不断向着职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
因此，形式主义、普遍主义原则，专职化、层级化的组织形式，以及权责一致、一切按法律和规则行事等行为逻辑，使管理行政形成了适应现代技术、经济和社会生活需要的一种特有的优势，即管理行为的“可预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生活的高效率，都是建立在行为过程及环境的某种程度的可预见性基础上的。人们只有在能够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相关的事务和社会环境作出起码的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基于功效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管理行政下的理性人释放的无限需求不断推动产能发展，造就了大工业文明，并间接地造就了资本全球化。毋庸置疑，管理行政能够与把效率视为唯一目标而快速运转，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个分工体系愈益细密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相匹配，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正向意义。而且，该模式的单权力中心的集权特征提供了国家强力干预的组织基础，在医治西方经济危机及战后创伤、恢复经济中也发挥过积极作用。
总之，管理行政正是通过它以管理为要务，以效率为目标，以运行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否定了家长制下的人治现象，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促进了行政管理由“人治”到法治、由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历史性转变，在技术上显示出了超乎以往一切治理模式的巨大优越性。管理行政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组织普遍的结构模式和管理模式。即使是对管理行政现实合理性持否定态度的人，也无法否定它所具有的无可质疑的历史合理性。
三、管理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反思
管理行政在形成伊始，曾一度克服了资本主义建立之初“政党分肥制”所造成的政府内部腐败、无能、低效和政局不稳，适应了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的要求。但这种效率至上的管理行政理论自有其致命的缺陷和内在矛盾。
（一）对科学理性的过度信奉导致了对人性的损害和人的异化
管理行政主张科学理性统治一切，将“政府的活动仅限于行政上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23)，于是官僚制成了一种“理性模型”。在这一理性模型中，政府行政人员被迫服从于铁面无私的工作纪律，个人的独立性被组织的统一性所取代，行政人员被看作是没有感情的、简单机械服从的“组织人”，可以随意加以指派、驱使，而未考虑人的愿望、动机和态度对其行为的影响。他们如同一架精密机器上的齿轮，每一个齿轮只能和其他齿轮一起转，不能快也不能慢，否则就会给其他齿轮带来麻烦。他们是没有感情和野心的“中性”人，这样就忽视了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其结果是，政府在积极地以法律制度提供理性化的社会秩序时，不仅是以行政人员工具性人格的生成为代价，而且将整个社会置于“新的奴役铁笼”内。另外，行政人员必须完全从科学理性的视角去看待事物，完全受制于技术的视野，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技术的需要去行动。以致于现代政府中一旦出了任何一种类型的问题，也总是根据技术化的思路去谋求解决的方案。当行政人员滥用权力时，则寻求可以技术化的法制；当出现官僚主义时，则谋求机构改革和组织重建的技术支持，从而陷入了对科学和技术盲目追求的怪圈。可见，管理行政在整个公共行政的领域及其权力运行机制中，排除了人的价值和人的行为主体意义，而且同时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进一步推动道德价值衰落的运动(24)。因此，管理行政实际上面临着非人格化与人格之间的内在冲突。人在官僚系统内变成了纯粹的与有着能动精神的人相分离的角色，并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以致人与社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异化。这样势必造成：由于组织成员心理因素而引起的低效率；压制和阻隔了内部的交流与沟通，妨碍了个人的成长和个性成熟；鼓励了盲目服从和随大流，压抑创新和鼓励保守。
（二）效率主义的运行逻辑导致了与民主政治的冲突
政府行政工作大多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而效率中心主义逻辑地包含速度方面的要求，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速度是行政效率的关键。在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追求过程中，“以自由、正义和公平等术语为代表的一些更广泛的人类价值问题在失去它们作为评判标准的重要性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成本收益计算’和‘手段和目的的计算’。当效率的衡量成为唯一的讨论议题的时候，协商的、沟通的以及参与的功能都将失去它们的重要性”(25)。这种忽视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的本质区别、强调效率的管理主义有悖于公众对政府的要求，有可能使公共行政成为“牧民之术”而非为民的行政，损害诸如公平与正义、回应性、责任性等民主价值，导致民主政治危机不断。沃尔多曾经指出，传统效率主义公共行政实际上并不符合民主制的理想，它实际上是一种反对“离心的民主”的管理运动，并且试图通过提出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和依靠所谓的“集权教条”与“整合原则”，作为解决效率问题的方法，并实施它自己的“向心的民主”(26)。日本管理学家占部都美也极具警示性地指出：“如果按照效率原则探索实现目的之合理手段，会有发生‘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种反社会行为的危险。”(27)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管理行政仅仅或过多地追求效率价值目标，至少导致以下三个不良后果：一是社会基本价值被忽略。行政价值观作为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公认的社会基本价值，如公民权、公正、秩序、民主等，这些价值理念应是公共行政理论所强调的效率价值之基础。也就是说，提高效率只是促进并实现公民社会所拥有的基本价值这一目的之手段，而不是反过来将实现公认的最高目的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二是行政权的沙文式扩张。行政权的扩张不仅意味着其在传统的行政范围内，依行政固有属性增强其管理事项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在于它已超出行政原有的属性大举侵入到立法和司法领域，取得了通过委任立法而得来的行政立法权和裁判纠纷的行政司法权。这给作为法治主义前提的有限政府思想和三权分立思想构成了冲击，损害了文明社会的法律理性。三是公民生活领域被“殖民地化”。由于行政权大肆扩张，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空间变得愈加狭小。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从事着几乎无所不包的事务，行政权的运用已从初期的城镇街道深入到每个公民的生活，以及地球以外的空间。好像整个社会都被组织成了一个大工厂，一个没有缝隙的机械铁笼，使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事情都在行政权的作用范围之中。一旦公民生活领域被“殖民地化”，多样化、复杂化的个人需求就会受到抑制，社会的公共利益就受到伤害，管理行政就会成为民主进程的障碍。
总的来说，管理行政在体现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隐含着历史局限性和某些现存弊端。特别是如今，社会问题日益综合化，价值选择不断复杂化，公民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多元化。管理行政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包括日益不满的公民、财政困难以及碎片化的组织结构和制度结构，等等。因而，寻找一种新的替代模式就成为回应时代挑战的必然选择。
评审意见：管理行政是政府的管理模式演变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论文通过检视管理行政的“科学”内核，分析管理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进而考量管理行政的利弊得失，从研究内容看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视角，从研究方法看也是一个有创意的尝试。
作者学术视野开阔，立论鲜明，能对论题作深入开掘。通过梳理和评述相关理论源流的发展及其背景的分析，揭示了由于科学理性的嵌入，使得对效率的追寻成为管理行政的基本价值取向，论证了理性化、专业化、纪律和协作是管理行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指出管理行政适应工业化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同时论文也分析了把“科学理性”的方法推到极端所带来的对人性的损害和管理的异化，阐明效率主义运行逻辑所导致的管理行政与民主政治的冲突。
论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管理行政的认识，为推动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反思。这是一项有份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评审专家：黄健荣，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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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一般而言，管理行政范式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伍德罗·威尔逊和马克斯·韦伯倡导的政治—行政二分和理性官僚为主体的古典阶段，郝伯特·西蒙领军的倡导行为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古典阶段，以及以戴维·奥斯本为主要代表的倡导以革新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阶段。
②［美］詹姆斯·O·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贾秀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页。
③［美］杰伊·D·怀特、盖·B·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刘亚平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④［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页。
⑤张康之：《寻求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⑥所谓“统一科学”，是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享着同样的逻辑基础，甚至是整个方法论基础。建立统一科学是卡尔纳普的理想，也是其具体落实的行动纲领之一。参见颜昌武《作为行政科学的行政学——西蒙行政思想述评》，《公共管理研究》2009年第7卷。
⑦Lindbeck, A, 1992, Nobel Lectures, Economics 1969-1980,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⑧Wamsley, G. & Wolf, J. et, 1996, Refounding Democratic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dern Paradoxes, Postmodern Challenges,
⑨Christopher Pollitt, 1990, Managerialism and the Public Services: The Anglo-American Experie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5.
⑩［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彭和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页。
(11)(12)彭和平等：《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47页。
(13)Luther Guliek and L. Urwick, 1937, Papers and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
(1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96页。
(15)(16)Simon, H., Smithburg, D. & Thompson, V., 1962, Public Administration,
(17)E. Ferlie, L. Ashburner, L. Fitzgerald and A. Pittigrew., 1996, The New Management in Action,
(18)［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207页。
(19)［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20)［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4页。
(21)这是根据福柯、吉登斯的有关论述概括而形成的一个概念。参见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6页。
(2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1页。
(23)Harbermas, 1972,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p.103.
(24)张康之：《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5)［美］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扶松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26)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27)［日］占部都美：《现代管理论》，蒋道鼎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页。
栏目编辑：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