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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 键 词】“区直管社区”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管理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
1949年10月，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自此，城市社区建设开始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并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在我国，社区内涵具有一定的特性。所谓中国特色社区是指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建构具有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且具有一定认同感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①当前，城市社区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②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8.7万城市社区。新时期，社区是居民栖息的港湾，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社区管理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直接关系到亿万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而社区管理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关键在于健全有效的社区管理体制。
一、社区管理体制的运行困境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实行以行政化的单位制为主、街道-居委会制为辅的管理体制。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少数未就业的家庭妇女和个别的社会闲散人员，社区事务相对单一，主要是协助维护治安、进行户口登记，组织社区居民发展生产等，而且社区工作人员也大多是“婆婆妈妈”，此时的社区管理被形象地称之为“大妈管社区”。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制”管理体制日趋式微，同时“街居制”管理体制的社会基础——社区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1、社区的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
随着社会转型、企业转制和政府职能转变，“单位中国”趋于瓦解，在此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回归到社区后变成“社区人”，此外，在城镇化和市场化的驱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据统计，全国大约有6.7亿的城镇居民和2.6亿的流动人口生活在城市社区，其中包括数以千万计的低保人口、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都需要纳入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范围，③全国8.7万个城市社区平均每个社区的居民人数已超过1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工作对象，如何提供有效的社区管理与服务，适应居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特别是适应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日益成为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重点。
2、社区工作内容的深刻变化
与“单位制”的解体相伴生的是，原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大量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移到社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直以来，居委会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开展社区公共活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实行社区居民自治，“有困难找社区”已成为居民群众的共识。在社会转型和企业转制过程中，社区在承担着组织居民开展社区自治活动的基础上，还承担着社会治安、公共卫生、计划生育、文体教育、劳动就业、低保救济、社区禁毒、社区矫正、流动人口管理、社区消防、商业维权、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家政服务等多样化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工作内容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一变化迫切要求居民委员会要不断提升处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能力与水平，优化社区功能，以适应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需求，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服务。
3、社区管理体制的深刻变化
伴随改革的推进，社会管理的重心不断下沉，社区在整个社会管理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凸显，社区日益成为社会管理的重心，改善民生的依托，维护稳定的根基。原有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社区管理体制在运行中的弊端日益显现，社区居委会与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分工不明确，社区管理体制机制运行不畅等问题亟待解决。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压力型体制下，区政府为完成上级政府的考核指标和本级政府的计划任务，相关职能部门把大量的工作转嫁给街道办事处，而街道办事处为了顺利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各项事务，又把一部分行政工作转移给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之间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就逐步变成了事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街道办事处由过去的“主攻手”，变成了现在的“二传手”。④而居委会则陷入大量繁杂的具体事务中，自治服务能力日趋下降，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
面对城市基层社区的深刻变化，单一的行政化社区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现实的发展需求。为此，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完善社区管理与服务成为居民群众、居委会干部和基层政府的共同心声，同时也成为考验城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和服务居民能力的一道新难题。
二、“区直管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为解决社区居委会日趋严重的“行政化”倾向，理顺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的关系，各地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早在2002年，南京市白下区就对街道管理体制进行了首创性改革试点，创造条件逐步撤销淮海路街道办事处，建立淮海路社区行政事务受理中心，强化党工委工作和社区自治功能，探索和完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⑤此后，北京、深圳、长春等地陆续在小范围内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区直管社区”改革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区直管社区”改革并没有在更大范围内推广。2010年7月以来，该项改革迎来了新的转机，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经过广泛的调研和科学论证后，在全区范围内撤销街道办事处、整合新社区，实行“区直管社区”综合体制改革。此举在全国尚属首次。
铜官山区位于铜陵市主城区，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总面积36平方公里，人口33.9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近一半，城市人口的80%。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40亿，财政收入达4.5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化解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的矛盾，适应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解决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职能错位缺位、功能雷同、机构重叠、职责不清、关系不顺等问题，铜官山区根据城市交通、居住环境、地域面积、人口数量、社区现状和未来发展等因素，在区政府的“大部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撤销6个街道办事处，将49个社区整合为18个新社区，实行“区直管社区”。
(一)“区直管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
1.撤销街道办事处，实现社区管理体制的中观变革
街道办事处的撤销，使区政府的权力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区政府失去了街道办事处的协助与配合，直接面对社区，这一变化迫切要求区政府调整工作方式，实现区政府职能部门与社区的有效衔接，如此才能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为此，铜官山区通过以下举措对社区管理体制进行了中观变革：一是整合条块力量，明确区直部门与社区的职责分工。紧密结合区政府的“大部制”改革，将原街道党工委以及群团、武装等职能和原街道办事处相关公共管理、公共服务、部分审核审批等职能全部下放到社区，原街道的协护税、城管执法、司法行政、拆迁拆违等主体职能收归区直相关职能部门，成立区协护税办公室、征迁中心等，实现分片归口管理，新社区协助上收职能部门做好相关服务功能。二是加强组织协调，建立公共事务进入社区“准入制”。为确保改革的稳妥进行，铜官山区先后成立了“区直管社区”综合体制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社区建设办公室，负责制定落实体制改革方案，统筹改革进程，指导协调改革后新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此基础上，实行社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区直相关部门和社区居委会共同研究解决社区建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事项，协商部署相关工作，同时制定相关工作制度，对新社区组织开展培训和业务指导，并承担相关工作的汇总、审核职能。三是建立社区财务资产管理新模式。按照“统一核算、集中管理”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社区设独立账户，经费由区财政直接核拨，实行报账制，逐步建立完善社区经费的预决算制度和财务审计制度。将社区财务核算职能集中到区核算中心，分户核算，各社区设置一名兼职报账员。社区房屋等固定资产归口区机关事务局统一管理，资产收益全部用于社区建设和社区工作。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对原街道的债权债务负责，对新社区资产进行监督管理。⑥
2.建立“一个核心三个体系”的社区组织架构，实现社区内部的微观再造
将6个街道办事处和49个社区整合为18个新社区后，社区的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都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如何建立新型社区组织结构成为改革的难点。为此，铜官山区对新整合的社区进行了微观再造，在社区内部建立起以社区党工委为核心，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和社会组织三个体系为支撑的社区组织架构。一是成立社区党工委，加强党对社区工作的领导。社区党工委直接隶属区委管理，与公共服务中心合署办公。主要承担社区范围内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事务，对辖区内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工作负全责。社区党工委由5-9人组成，设党工委书记1人，副书记1人，成员由辖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社区居委会主任、公共服务中心成员等组成。二是重新选举产生社区居委会，强化居民自治组织。按照一个社区设立一个居委会的原则，重新选举产生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党工委的领导下，组织社区居民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实行居民自治。三是组建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社区服务中心本着精干、勤奋、务实、高效的原则，统一设置综合事务、民政事务、人口计生、综治维稳信访、文明创建、社会保障、经济服务7个专业服务窗口，接受社区党工委和社区居委会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对进驻社区的事项实行“一厅式”审批和“一站式”集中办理。⑦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中心内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主任由社区党工委副书记或居委会副主任兼任。四是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面对扩大的社区规模，社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仅仅依靠社区居委会是很难实现的，为此，新社区积极倡导社区居民组建小区业主委员会和各类群众性自治团体，大力开展社区公共活动和志愿性互助服务活动，通过社区参与积极营造社区邻里互帮互助的和谐空间。除此之外，新社区还积极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进入社区，鼓励并支持家政、医疗卫生服务站、养老托老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组织在社区内开展专业化社区服务，满足居民群众不足层次的服务需求。
3.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妥善安排分流人员
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区直管社区”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原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调整分流问题能否得到科学合理的解决。为此，铜官山区在“综合配套，统筹推进”的原则指导下，将原街道、社区人员分流与区政府“大部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的办法，在机关干部和街道、社区同志之间实行“双向选择”，通过公开招考，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等多种形式，科学合理地配置新社区和区直相关职能部门的人员力量，选强配齐新社区领导班子。对涉及调整分流人员，保留身份不变、职级不变、待遇不变，逐步过渡到同一机构、同一单位、同类人员实现统一管理、统一待遇。⑧对街道机关人员采用双向选择的方式进入新社区；对原社区工作者就近、就地并入新社区；对街道从事城管执法、司法、经济等工作人员相应充实到区直相关部门，实现人员平稳过渡。规范社区工作人员管理，对超龄人员及时解聘。
4.加强社区人员配备，推动社区居民自治
一是加强社区居委会选举的指导，提高居委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根据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社区居委会选举采取户代表直接选举，社区居委会主任差额选举的办法，与此同时，对社区居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的候选资格进行了“双限定”，即年龄45岁以下的占40%以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40%以上。二是调整充实社区居委会下属委员会的设置，增强居委会的自治能力。新成立的社区居委会下辖综合事务、民政事务、人口计生、综合维稳信访、市容卫生和文明创建、社会保障、经济服务等专门委员会，其成员主要由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工作者兼任，并吸纳居民代表、志愿者等积极分子参加。三是拓宽民主参与的渠道，完善居民自治的载体。按照统一部署，新社区普遍成立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和社区成立社区议事委员会，推选产生居民小组长、楼院门栋长，完善社区自治组织架构。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社区党工委领导、居委会组织下的居民自治、公共服务中心承载的新型社区组织体系，完善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制度、居民公约制度和党员代表议事制度等社区民主治理机制，激发社区自治活力和民主氛围。
5.巩固和强化网格化管理，建立社区运行新机制
城市网格化管理，就是以街道、社区为基础，将辖区内的居民楼按照地域分为几个网格单元体系，网格管理中心根据责任划分，指定社区站的工作人员对应负责各自网格中居民信息的采集、汇总以及网格中居民日常事务办理的管理模式，并对其工作情况进行跟踪、监督、考核。⑨铜官山区对新社区实行全员网格化管理，按照300户左右1人配齐社区工作者，划定责任区，明确网格管理员。要求网格人员定期对责任区住户进行上门走访服务，对责任区范围内的公共服务投诉、公共设施投诉、公共事务服务等负全责。取消行政坐班制，设立综合事务、民政事务、综治维稳司法、人口计生、市容城建卫生、劳动保障、经济发展服务7个工作岗位，实行开放式办公、窗口式服务。⑩对面积较大、办事不便的社区在合适位置设立服务点。社区工作人员实行分类管理，设立A岗和B岗。A岗为业务岗位，如计生、民政、综治等岗位，要求工作人员业务相对专一、精通；B岗为服务岗位，按照每300户1人的标准配置，承担网格化管理工作。社区工作人员在负责自己承担的网格化管理工作(即B岗)的同时，还需要按照A岗的职责要求，将网格化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根据自己所承担的A岗业务，进行分类整理。(11)社区事务的分类管理要求每一位社区工作者既要对所承担的片区了如指掌，又要对特殊群体实行重点关注，把服务工作精细化，拓展社区服务功能。
(二)“区直管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效
1.减少了社区管理层级，提高了社区为民服务的效率
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区直管社区，打破了原有的社区管理模式，减少了管理层级，实现了扁平化管理，形成了区政府与社区的直接互动，降低了管理过程中的信息失真，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更加贴近基层、贴近居民，有效提高了区级政府办事效率和社区服务居民的水平，为构建“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的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12)当前，我国基层政府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服务辖区居民、推动经济发展等职责，减少办事环节、缩小政府规模、减小社会管理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建设廉洁、高效、透明的服务型政府已成为社会共识。铜官山区“区直管社区”改革契合了当下社会的发展潮流，重构了城市基层治理结构，从长远来看，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步伐。
2.整合了社区的公共服务资源，提高了社区为民服务的能力
一是有效地增加了社区居民活动场所。6个街道办事处和49个社区整合为18个新社区后，节省了大量的办公用房。原有的办公用房除满足新社区工作用房外，全部作为居民服务、活动场所，大大增加了社区居民文化活动用房。二是降低了社区的财政资金需求。社区数量的减少，使得社区工作者人员经费支出和社区办公经费支出大幅减少，大大降低了区级政府的行政成本。三是提高了社区工作者的素质。改革后，一方面精简社区工作者队伍，另一方面部分区直部门、街道办事处优秀人才充实到基层，调整优化了社区工作者的年龄和知识结构。改革前的街道、社区共有工作人员569人，改革后精简至492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作人员也从40.9%提升至53.8%。(13)四是社区全员网格化管理的施行，有效地激发了社区工作者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社区工作者变被动服务、坐等服务为上门服务、代理服务，大大提高了社区为民服务的能力。
3.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理顺了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间的职责关系
“区直管社区”综合体制改革撤销了街道办事处这一“二传手”，彻底改变了政府治理机制和权力运行方式。经过改革，原由街道办事处办理属于区直部门履行的行政执法、审批、管理等职责全部归还有关职能部门，属于社区自治组织、民间组织履行的职责分别归还给这些组织，形成了区直部门和各类组织各归其位、各尽其责、各履其职的局面。此举最直接的成效是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区政府各职能部门由后台发布指示命令的“大爷”变为在前台提供服务的“仆人”，这一转变减少了居民的办事环节，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增强了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同时也对政府自身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各政府职能部门需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
4.扩大了居民参与的范围，深化了社区居民自治
社区居民自治是社会的发育、社会组织的生长、社会权利的回归，是居委会组织动员下的有序自治。新社区成立后，首先通过直接差额选举社区居委会成员，调动了社区居民关注社区事务的热情，增强了社区居委会联系居民、服务居民的意识，改进了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质量，使得社区居委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居民“代言人”。同时，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的成立，集中办理了社区行政性事务，简化了居民群众的办事程序，缩短了各种业务的办结时限，有效地减轻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负担，进而使居委会有更多的精力带领社区居民组织开展居民自治。此外，社区社会组织的成立和各类社区公共活动的开展，扩大了居民参与的范围，拓展了社区居民自治的成长空间。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单靠某一或几个部门的力量很难推动，即使取得了初期的阶段性成果，也很难将这一改革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一定要在立足社区的基础上，从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上统筹考虑社区管理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不仅要研究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条与块之间社区管理的职能划分和统筹协调问题，而且还要研究党委系统与政府系统社区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能衔接和统筹协调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党委政府如何从体制机制上领导和统筹协调好社区管理，(14)形成政府领导协调、社区居民自治、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格局。铜官山区结合区政府“大部制”改革，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区直管社区的改革探索，为解决社区管理体制机制运行不畅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石
社区是联系政府与居民的桥梁和纽带，更是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立足点和最终落脚点。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基层稳则天下安”。只有社区建设好了，社区居民满意了，党和国家各种政策法规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社会管理的基础才能打得牢。为此，在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坚持做好以下几点：
1、坚持和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新时期，创新社会管理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新任务。有效的社会管理将大力地促进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反之，无序的社会管理将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政府权威的丧失，更为严重地将波及党的执政基础、政权的合法性与政治稳定。(15)社区是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础环节，同时也是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更是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根基所在，社区党组织的建设状况不仅直接关系着数千万基层党员群众的组织生活，而且关系着亿万居民群众对党的态度，因此，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创新领导方式，改进领导方法，让社区切实地感受到党的领导给居民带来便捷、有效的服务，进而赢得居民群众对党的拥护和支持。
2、增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提升为民服务的能力
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建设包含着两个基本目标，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成效；另一方面要加快社会的自我发育，增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扩大社会自我管理的范围。(16)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既是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表达利益和反映诉求的平台，同时也是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平台，社区一头连接着政府，一头连接着社区居民，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着桥梁纽带的作用。因此，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服务功能，让政府的公共服务通过社区居委会有效地提供给社区居民，同时让社区居民的需求通过社区居委会得到有效的反映、困难得到及时的解决。
3、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健全社区服务体系
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是指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的民间组织。新时期，民间组织构成了我国公民社会的主体，民间组织是指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它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自愿性等特点。(17)当前，双重组织管理是制约民间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为此，城市基层政府应根据民间组织的性质和活动范围采取灵活的登记备案。对不具备登记条件的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要主动帮助办理备案手续，并在组织运作、活动场地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不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等途径，积极引导各种社会组织和各类志愿者广泛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在此基础上，以社区为基本单元，以各类社区服务设施为依托，以社区全体居民、驻社区单位为对象，以公共服务、志愿互助服务、便民利民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满足社区居民生产生活需求、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建立起政府主导支持、社会多元参与的服务网络及运行机制，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居民群众的才智和能量，“聚集点滴，服务大家”。
4、重塑社区公共文化，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作为居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不仅包括一定的地域和人口，而且饱含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避风避雨。同时，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18)当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动、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城乡人口的流动，社区日益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集聚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点、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体，社区的多元化形态日益显现。在此背景下，建立协商民主的决策机制、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和意见反馈机制对于扩大社区居民参与、了解社区居民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居民群众通过对公共活动的参与，可以培育起社区公共文化，形成社区公共精神，增强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把社区建设成为居民生活的乐园、心灵的港湾。
社会管理作为一项顶层设计，其起点在社区，其落脚点亦在社区，其最终受益群体仍是在社区，是在生活居住的亿万居民。在我国，社区具有地域面积小、影响范围小、密切联系群众等特点，在社区范围内进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比较容易设计和掌控改革的进程，也容易检验改革实践的成果。社区服务的质量直接联系着千家万户和亿万居民的切身利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从居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着手(19)，作为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契合了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从社区起步，通过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奠定稳固的基石。
注释：
①谢建社：《社区工作教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②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组织编写：《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创建工作读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③陈圣龙：《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从社区起步》，《学习月刊》，2011年8期。
④李秀琴、王金华：《当代中国基层政权建设》，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⑤朱勇、程晓：《白下区淮海路社区——撤销街道办事处 建立社区新体制》，中国民政，2003第4期。
⑥王世平、毕茂东：《创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成功尝试——铜陵市铜官山区实行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调研报告》，《中国民政》，2011年第6期。
⑦王世平、毕茂东：《创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成功尝试——铜陵市铜官山区实行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调研报告》，《中国民政》，2011年第6期。
⑧王世平、毕茂东：《创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成功尝试——铜陵市铜官山区实行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调研报告》，《中国民政》，2011年第6期。
⑨向晨琛、孙见、柯璐：《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践与思考》，《社会工作》2010年第4期。
⑩王世平、毕茂东：《创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成功尝试——铜陵市铜官山区实行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调研报告》，《中国民政》，2011年第6期。
(11)《做社区居民真正的贴心人——透视铜官山区‘区直管社区’综合体制改革》，铜官山区网站，http://zwgk.tl.gov.cn/XxgkNewsHtml/GC001/201101/GC001011503201101009.html,2011-02-01。
(12)王世平、毕茂东：《创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成功尝试——铜陵市铜官山区实行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调研报告》，《中国民政》，2011年第6期。
(13)姜刚：《中国城市基层探索建立区直管社区新机制》，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1-05/03/c_121372268.htm,2011-05-03。
(14)龚维斌：《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中的几个关系》，《学习时报》，2011年4月15日。
(15)陈圣龙：《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从社区起步》，《学习月刊》，2011年8期。
(16)李培林：《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改革新任务》，《人民日报》，2011年2月18日。
(17)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8)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19)陈圣龙：《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从社区起步》，《学习月刊》2011年8期，第26页。
【作者简介】陈圣龙，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