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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 话语就是权力，话语背后隐藏着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当前政府的官方话语正遭遇到巨大的危机，但也出现了诸多调整和重构的新变化。对应于政府单中心的权力结构，行政话语是垄断性的独白式话语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发展，行政话语将会形成多元化的对话话语模式。政治民主化、社会权力结构的多元化等环境因素，提供了行政话语模式转向的现实基础。
【关 键 词】话 语行政话语 网络时代 独白对话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网络时代的来临，改变了人们之间交流互动的方式，也改变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话语状况。网络的普及使人们能及时地获取到各种信息，也使人们能方便地表达他们的声音，扩展和强化了公民的话语权。与此同时，面对网络问政的巨大压力，政府也积极地利用网络，构筑与民众沟通的平台和渠道，对民意作出回应。政府与民众的话语都急剧地扩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和碰撞，这既导致了行政话语某种程度的危机，也建设性地推动了话语格局的转向，并对社会的权力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脉络
“Discourse”(话语)源自于拉丁语的“Discursus”，“Discursus”又源自于动词“discurrere”，意思是“夸夸其谈”。一般而言，话语是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以及借助于行动所表达出来的意愿和意义。宽泛地讲，话语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社会行动者所说出来的话，即言说活动，如言谈、讨论、辩论和批评等；二是指一种表达利益、意见、建议与需求的行为，如投票、游行、参与和诉讼等；三是指一种相互关系，或互动过程。[1](P29)就此而言，话语不仅是交流或沟通的工具，也是一种具有意向性的社会行动。
在古希腊时代，语言与理性、规律等是一个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思维的对象和思维本身都依赖语言来理解、传递和组织。比如，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认识到了语言的功能，即“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2](P8)在西方哲学史中，许多学者都对语言或话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建立了独树一帜的语言哲学，比如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理论、奥斯汀和塞尔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梅耶提出了“语言的社会性”思想、索绪尔建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乔姆斯基发展了“生成主义语言学”等。
语言学家通常认为，语言是一个宝藏，而不是一种稀缺商品，所有的人都可以同时使用它，而不会使其储备有所减少。所有参与到语言交流中的人，就像享受阳光、空气和水一样，都能一起享受这种财富。但是，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语言学家将语言看作是一种拥有内在逻辑的自足体系，是对语言学所作的静态描述。语言不是中性的，所谓运用共有的语言技巧共享一种语言，不过是一场“语言共产主义的错觉”。
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一些思想家们已经注意到语言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意义。比如，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是行动中的语言，是与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福柯的话语理论向人们揭示，话语乃权力的产物，在话语的实践中潜藏着权力的运作，因此，话语蕴含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即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即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实现。”[3]每一种话语都服务于特定的权力，每一种权力都建立起相应的话语。权力寄于话语之中，话语不仅是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也是权力实现的工具。
布迪厄从历史、社会、经济和外在的视角来研究语言现象，发展了一套独特的语言交换市场理论。他将语言不仅看作是一种“逻各斯”(logos)，而是一种行使权力的实践活动。在布迪厄看来，话语不只是一种客观的表意性符号，也是一种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语言的运用与权力关系密不可分，“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transfigured form)表达出来。”[4](P190)
布迪厄认为，社会中的任何一种权力运作都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语言象征性交换活动，离不开以语言使用为中介的象征性事件。“社会生活中的任何语言运用，都是说话者的不同权力通过对话和语言交流而进行的权力较量。”语言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沟通手段，也是社会结构再建构和再生产的一个中介。“社会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语言交换活动，不仅实现了语言交换者之间的意义沟通、情感表达和思想意愿的交流，而且实际上也是建构、调整和协调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同时，也是进行和实现他们之间的权力较量、协调和权力再分配。”[5](P170-171)
作为具有施事性效力的行为，话语是一种权力行为，是不同言说者之间权力关系的遭遇。任何权力的较量和竞争，都是通过语言交换的活动进行的，是通过语言交换所带动和贯穿的象征性实践而实现的。“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活动，也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在与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者(以及他们分别所属的群体)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4](P189)因此，对话语的分析说到底就是对话语实践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的分析。只有在言说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场域之中，才能对各种话语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总之，话语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现象。社会生活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话语所建构。人们借助于语言进行思考，表达意愿和需求，维持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联系。话语更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说什么话，以什么方式说话，说出来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是与其角色、身份和地位密不可分的，反映了由社会建构的权力关系。人们通过话语来影响他人，以实现特定的目的，但同时也受到他人话语的影响。在不平衡的社会权力关系中，话语既是权力关系的表征，是由权力关系所建构起来的，也具有影响和调整权力关系的意义。
二、政府话语的危机及表现
行政话语就是指行政过程的参与者通过声音、文字、其它符号和社会行动等进行的信息传播、意思表达以及利益诉求等活动，其中主要包括了政府及其官员和公民的言说行为。政府及其官员以其独特的地位和身份说出来的话，正如其行使权力的其他行为一样，也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后果，对社会公众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各种反应。
政府话语的后果是多重性的，这既有积极的效应，比如政府官员在公共危机时期安抚民心的讲话，能够稳定人心，产生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比如个别官员对公民的指责和辱骂，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还会激起民意的反弹。政府话语的危机是对于政府及其官员不适当的甚至错误的言说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负面状况的概括，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自说自话的话语
官僚主义是政府的痼疾。相应的，官僚主义也形成了独特的话语，其具体表现如文山会海、八股文风、空喊口号、官话、套话、假话、空话、大话、废话等等。甚至于领导发言稿、政府工作汇报和政府网页内容等，竟然有移花接木，相互抄袭的。[6]其结果就是，一些政府官员“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7]似乎除了官话、套话和空话之外，他们就不会说话了。官僚主义的话语自说白话，自以为是，不在乎“听众”的意愿和感受，也不在乎是否能达到效果，所以才有了“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这种话语结构严谨，形式统一，内容贫乏，可谓是权力表演的“样板戏”，但由于形式上的正确性能避免乱说话或说错话，因而也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能力。
2.无法听懂的话语
话语的可理解性是对话语的基本要求。有效的沟通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意义的传递，它还必须被理解”，[8]否则就毫无意义。由于行政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越来越强，政府的正式文件中运用了大量的专业术语，并导致公众越来越难以看懂政府文件。比如，2010年9月份以来，深圳市多个政府部门连续公开2010年的财政预算，但这些部门预算普遍简单而笼统，一些项目名称较为专业，个别部门预算简单到只有短短一句话，没有详细的说明，公众很难看明白究竟是做什么的。媒体普遍认为，这次“晒账本”并未提供给公众真正关心的预算信息，其公开的价值是打折扣的，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一次虚假的公开。[9]很显然，专业化、技术化的语言能够强化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和权威，但这也容易让“外行人”难以理解，进而限制了民众的参与，也难以实现沟通的目的。
3.不被信任的话语
近年来，在一些社会公共事件中，比如陕西“华南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浙江杭州飙车案等，政府部门公布的调查结果立即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强烈质疑。同样，对于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如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房价平均涨幅、CPI指数、就业率等，民众大多也都是持怀疑的态度。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颇具时代特色的“反权力”话语，比如“打酱油”、“躲猫猫”、“俯卧撑”、“跨省追捕”、“被增长”、“被精神病”、“被就业”、“被代表”等网络语言。话语是权力实践的具体形态。“一个人在言说时，不仅预期听者能够理解他，而且希望听者能够相信、尊敬甚至服从他。”[10](P287-288)而民众对官方话语的质疑实际上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言行的不满和抗议，这也表明了政府部门公信力的流失。
4.伤害民众的话语
话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不是不证自明的。政府官员说的话能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主要是以民主价值观为核心的权力规范为标准来作出判断的。因此，一些政府官员说的不恰当的话，由于逾越了权力规范而造成社会的价值紧张。例如，郑州市规划局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面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要求就出具的信访处理意见进行解释时，却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11]福建长乐市环保局局长在回答媒体记者电话采访时质问道，“一打电话就打给局长，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12]这些“雷语”逾越了政府官员“人民公仆”的角色规范，显示出权力的傲慢与冷漠，反映了部分政府官员政治素养的缺失。“话语暴力”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伤害了公众的情感，也助长了社会日益严重的“官民冲突”。
5.缺位的话语
通常来说，对于公众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公共危机事件等，政府都应该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以免谣言四起，扰乱社会秩序。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却习惯性地封锁消息，压制舆论。比如，在“山西地震谣言事件”、“湖南金浩茶油事件”、“河南蜱虫事件”等事件中，地方政府反应迟钝，漠视公众的知情权，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托词来为封锁消息的行为辩护，最终演变成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而在一些群体性事件——比如贵州瓮安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等——的演变过程中，由于政府信息不公开，官方话语缺乏公信力，以至于谣言纷飞，公众的质疑和不满最终发展成了严重的社会冲突。所以，在网络时代，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政府应该及时发布消息，迅速回应公众的疑问。如果在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和妄语，甚至去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必然会引发更严重的危机。
三、政府话语的转变与重构
在当今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政府全面垄断和控制话语的做法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社会进入网络化的时代，公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崛起，公民(网络)问政蓬勃发展，这也“倒逼”政府话语的转变和重构。政府及其官员开始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实现话语的转变，并推动了行政话语的重构。
1.回应性话语的增长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公民参与的新通道，也激活了公民问政的热情。人们开始就广泛的议题对政府提出质询或质疑。相应的，政府必须要承担起“解辩性责任”，[13]及时就公民的声音做出回应。比如，200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居民收入的数据后，社会公众对这些数据提出各种质疑，表示个人收入“被增长”了；8月6日，国家统计局专门召开新闻通气会，对统计方法、口径和范围等问题做出了解释。2009年底，哈尔滨、济南等地推行水价调整听证会，甚至出现了代表“扔水瓶”抗议的情况，引发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和质疑。对此，国家发改委2010年1月份在其网站上连续刊出6篇文章，就听证会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和回应，并承认听证会制度还有问题。此外，政府及其领导人通过网络回应民意诉求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
2、民意回应机制的建立
随着网络问政的发展，各种民意回应机制也陆续建立起来，具体的做法主要包括：(1)建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和网络发言人制度等，2003年“非典”过后，各级政府开始建立和完善起新闻发言人制度，2008年以来，面对网络问政的热潮，地方政府开始了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的探索，一些地方还设立了“网络问政观察员”；(2)建立政情民意互动的网络平台，比如人民网、新华网、各级政府门户网站都建立了政民互动平台，具体如“有话问省长(区长、县长等)”等专栏、市民论坛、领导人信箱、领导人留言板等；(3)建立健全网民留言办理工作机制，比如山西省出台了《网民留言办理工作实施方案》，广州市建立起网络问政的“问—答—办—督”的四进程制度，兰州市政府规定，对网民留言的回复，原则上不能超过10天等。
3、政府及其官员全面触网
早在2003年“非典”期间，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就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网络民意的重视。2008年和2009年，胡锦涛和温家宝又分别通过网络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激励了民众通过网络来表达意见，也引导各级政府官员重视和关注网络民意，探索与民众互动的新形式。尤其是，近年来政务微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政府发声的重要窗口。据人民舆情检测室不完全统计，“人民网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和人民网微博3家微博平台就有比较活跃的党政机关微博400多个；其中，公安微博最为活跃。一些政府通过微博成为网络红人，拥有数十万级别的粉丝；[14]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实名认证的政务微博“上海发布”坚持民生话题，积极与网友进行互动，拥有超过百万的粉丝，引领了政务微博的网络旋风。政府及其官员的主动“触网”，重建了政民沟通的话语环境，提高了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效率。
4、政府话语的重塑
长期以来，官方的话语中充斥着大量空话、套话和大话等，留给人们的往往是严肃、刻板、僵化和乏味等负面印象，也与民间话语体系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然而，随着公众话语权的勃兴，一些政府官员也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口语化、个性化和亲民的语言。比如，在政府机关的招聘广告、公路安全的宣传语以及政府部门的内部沟通中，出现了所谓的“淘宝体”、“凡客体”、“微博体”等“网络体”公文。[15]春节时期，一些地方的政府采用网络语言给网友拜年，如云南省委省政府的“神马都是浮云，科学发展才是真经，转变发展方式最给力”。[16]网络语言是民间智慧的结晶，朴实自然，幽默风趣，极具亲和力和传播力。采用网络体语言是否规范和严谨虽然值得商榷，但政府通过网络语言来加强与公众交流沟通的诚意无疑值得肯定的。
5、官方话语的新姿态
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政府官僚是“父母官”，高高在上，很少倾听民众的声音，也不会就其作为对民众进行解释和说明，更不要说感谢民众或向民众道歉了。民主政治是权利的政治，也是负责任的政治，要求政府尊重人民，并为其作为接受赞誉或批评。比如，2009年3月，在第24届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结束后，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发表感谢信，感谢全体市民、环卫工人和志愿者等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并对交通管制措施给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特别是，自2003年启动行政问责制以来，一些政府官员开始就其工作上的失误或失责问题而向公众公开道歉，道歉的事由也从重大的责任事故扩展到日常工作的过错等，许多地方政府还建立起官员道歉制度。作为官方的话语行动，政府表达的感谢或道歉，折射出政府对于民众的敬畏，也是权力回归其服务本质的体现。
总之，在高度网络化的时代，随着公众话语权扩张，行政话语的形式和内容正在得到重构，政府及其官员的言说策略也在发生积极的转变。这些是社会形势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政府主动运用网络技术来改善言说效果的结果。
四、独白与对话：行政话语模式的理想类型
行政话语及其言说的方式，是政府与民众之间权力关系的函数。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建构和生产了各自的话语，并决定了话语是以何种形式和途径表达出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下面主要从公民与政府之间权力关系的角度来建构两种理想的行政话语模式，即“独白”的话语模式与“对话”的话语模式。
(一)独白的行政话语及其运作特点
独白是一个隐喻，界定了一种主要以自言自语或自说自话为主要特征的话语模式。由于政府在社会权力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着大量的话语工具，因此，独白首先让人看到的是政府的独白，即只有一种官方声音的单向传播过程。政府不仅以强势的姿态进行言说，也控制着作为听众的公民的言说；其它的声音即便不说不存在，但最多也只是一种陪衬和背景音乐。政府独白的另一面，是公民的独白。由于政府压制公民的话语空间，排斥公民话语的出场，公民同样只能自说自话，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其利益诉求。
在独白的行政话语模式中，政府的话语是垄断性的，一元化的，更是自我赋权的。官方话语唯我独尊，畅行无阻，声调高，嗓门大，不允许其它声音来捣乱的。就算是有一些噪音或杂音，但在强势的政府话语体系中，也根本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信息由政府单向地流向公众，公众只是被动的接收者，任何反对的或不顺从的声音，要么被视为异类，打入另册，要么被视为对权力的挑战，给予强力的压制。而为了需要，独白的话语也可以允许一些不同意见的出现，制造出公共话语生机勃勃的“虚假繁荣”，但真正的意见却被这种压制性、专断性的权力结构所湮没。
归根结底，独白的话语是权力本位的话语。政府官僚以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身份向民众进行表达、说教和灌输，仿佛他们所言说的，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们所做的和将要做的，就是公共利益所需要的。政府想当然地将其意志、价值和利益塞进公共利益的结构中，并为其行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辩护。独白的话语压制其他的话语，拒绝了意见沟通，排斥了对话和观念分享，也就排斥了理性，并难以避免地趋于专横和狂妄。民意即便不完全是一种标榜，但也注定只能成为无足轻重的存在。在权力表演式的言说面前，民意是没有位置的，而那些被允许的表达则不过是独白话语的另一幅面孔。
独白话语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做什么就是什么，不允许质疑，也不允许反对。作为听者的公众则成了被动的“收音机”，日益丧失自我言说的能力，并习惯于盲从和接受，这也反过来进一步再生产了独白的话语，强化了政府话语的支配性和垄断性地位。当然，独白话语抑制了表面上的异见和分歧，扼杀了社会话语的多元性，取消了其他社会主体的表达空间，这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了社会的冲突和矛盾，也方便了对社会和公众的控制和操纵，甚至有助于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
但独白话语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独白的话语容易助长政府官员的傲慢自大，目中无人；政府的声音很大，但却没有交流和对话，也没有真正的听众；由于取消了反对者以及理性的辩论，独白的话语无法检验和修正自己，导致问题和错误得不到矫正，还会引发普遍的质疑和不信任。其次，政府的独白话语，遏制了民众的话语空间，切断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交流，也摧毁其他话语的正当性基础，制造了公民的驯服和谦卑。而且，在维系独白话语的地位的过程中，强权的运用必然会牺牲社会群体或公民的利益；最后，独白话语的再生产使政府话语变得愈益形式化和刻板化，这将抹杀了社会事实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还会固化了社会的利益格局。
(二)对话的行政话语及其主张
行政对话是一种建立在民主价值观之上的治理理念。对话模式承认各种话语的正当性，给予其公平竞争的机会，主张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彼此的分歧和争端，尤其是主张政府与公民都是平等的言说者，通过理性沟通和平等对话来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相比于政府在独白话语中的“真理代言人”角色，对话的理念从根本上否定了政府话语不证自明的权威性。各种话语共同存在，相互竞争，互相影响，公共的话语不再是一家之言，也没有绝对的真理，而是各种不同声音互相竞争、融会贯通所形成的合流。独白话语不容置疑的权威让位于讨价还价的过程，独白话语的权威刚性则向着弹性和妥协的话语转变。
对话理念秉持自由平等的协商理性，要求政府与公众彼此尊重，理性讨论，也承认协商和进步的乐观可能。因为“当一个人通过互动和对话而面对其他人时，他或她就可能超越其原有的想法，达成一种新含义的理解。”[17](P48)如果说独白话语看似一场寂静的独角戏，但却充满大量对立冲突的潜流，对话模式下的治理更像是一场喧哗的交响乐，看似混乱，实际上却是有着内在秩序的美妙旋律。因为“在话语中，我们期望着意义之战，我们期望着争辩、论证、反驳，而不是和谐的异口同声，也就是说，参与对话的双方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是平等的，同时又是对抗的、相互辩驳的。”[18](P3)也许达成理解和共识的过程是艰难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宝贵的社会财富。毕竟，独白的话语只能形成脆弱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只有平等对话才能谈得上建立诚信合作的伙伴关系。
对话模式主张参与者必须要态度真诚，相互信任，否则就会破坏对话的基础，这是对政府和公民的共同要求。作为权利本位的话语主张，对话对政府施加了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也对政府提出了广泛的要求和期许。对话的理念要求，政府必须承认其有限的理性和权力的限度，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权力不仅必须要自我约束，同时还要承担起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的责任，如公民的平等权、表达权、知情权等。只有充分尊重和保障这些公民权利，公民才有可能说话，才有可能参与交流，才能谈得上对话。具体的要求很多，如依法信息公开、保障舆论监督的权力、疏通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建构政民沟通的平台等。
行政对话要求相互倾听，尤其是要求政府官员必须倾听民意。“充分倾听能够增强人们之间的真正理解，甚至形成共鸣，因此也就增加其发现、解决公共问题的共同基础的可能性。”[19](P107-108)倾听要求使政府官员放低姿态，设身处地地去倾听那些被忽略的声音，了解到更为复杂细微的情况，对不同的观点保持开放的态度。而“一个不会倾听的公共行政者会被认为是一个官僚分子，只忠诚于‘行政’。那些不会倾听的人会错过他们本该更好地了解的信息。”[18](P151-152)在某些情境中，政府官员需要做的，恰好就是去倾听。公民所想要的，也许只是政府官员的倾听。
行政对话的场域不再是政府说而民众听的单向度的灌输过程，而必须是政府与民众互说互听、双向互动、上下交流的动态过程。在对话的话语模式下，多元的话语踊跃出场，彼此竞争，令人眼花缭乱，一定程度增加了行政过程的成本和负担，比如增加了更多程序性的要求，延长了协商对话的过程，也会让政府官员面对更多的压力，影响到政府的行政效率。但是，经由平等对话建构起来的协商合作的治理秩序，不仅其平等、开放、宽容和理性的精神更加富有感召力，而且也会有利于减少矛盾冲突，防止错误和失败，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
五、从独白转向对话：行政话语转向的现实逻辑
独白的话语模式与对话的话语模式，都是为了理论分析而建构起来的“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是纯粹的，但也是不现实的。任何现实的行政话语只是更多具有某一模式的特点而已，而不是完全对应于其中某一模式的。换言之，任何行政话语都同时包含了独白和对话的元素，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
当前中国的行政话语也同时具备独白和对话的要素。就政府话语的危机而言，可以看到，无论是一些大话、官话还是套话，还是各种各样的“雷语”，以及那些难以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或调查结论等，都是较为典型的独白话语，反映出恣意妄为的权力意志，表明了政府与公民之间严重的权力不对称。而且，由于“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个别政府官员特权意识膨胀，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所以才会不断再生产出这些忽视民众的情感、需求和利益的话语。一些官员表面上将人民或群众挂在嘴上，但他们说出来的话，以及傲慢的说话方式，却揭示了真实的权力生态究竟是什么样的。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公民社会的力量逐步成长，民主和法治的规范也日渐确立，社会权力日趋多元化，逐渐形成了制约权力及其话语的力量。特别是，在当今网络化的时代，人人都有一个麦克风，人们开始自主地对官方的话语进行某些“抵抗”：(1)对政府官员的不恰当的言行如“雷语”等进行“围观”，表达关注和批判；(2)对于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或调查结果等，直接表示质疑或怀疑；(3)针锋相对提出“反权力”的话语，如“欺实马”、“俯卧撑”和“被字句”等，表达对官方话语的抗议；(4)建构新的民间话语，如网民自行调查或组织调查团去获取真相。这些不仅解构了官方的话语，也扩张了公民的话语权。
在前网络时代，政府也许可以通过控制话语工具，如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等，来建立垄断性的官方话语。但网络技术终结了这种历史。网络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匿名性、透明化和去中心化等特点，瓦解了政府独白话语的技术基础。随着民主观念的流播，权利驱动的公民问政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政府话语的挑战。面对汹涌如潮的网络民意，政府只能顺应多元社会的需要，建构多元对话的平台，并积极参与社会对话，努力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事实上，不仅政府的积极触网取得良好的沟通效应，而且在民主恳谈实践、参与式公共预算、行政听证、工资集体协商、环境保护圆桌会议等领域中，通过对话来解决复杂的利益问题已显示良好的治理效应。
从独白的话语模式转向对话的话语模式，是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权力格局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网络技术介入社会生活所产生的蝴蝶效应之一，还是公民智识和能力发展的副产品。
1.政治的民主化。民主政治的发展，强化了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要求政府更为公开、透明和负责任，也培育了公民的权利意识。随着民主价值体系的形成，“以吏为师”的政治传统已经成为历史，政府官员高高在上的说教也失去了社会土壤。在日益透明的政治环境中，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限制越来越多，政府及其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广泛的关注，并接受民众的审视、质疑和批评。公民已经不甘于做一个公共事务的旁观者，也不满足于做一个公共服务的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要求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意见，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行政过程中去，实现公民的主体资格，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动，用公民权利来锁定政府的航向。
2.社会权力的多元化。话语是权力的函数，谁掌握权力，谁就拥有话语权，话语权的多少对应着权力的大小。独白的话语是与一元化的或政府单中心的社会权力结构相匹配的，两者相互建构，互为强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被打破了，社会逐渐形成了多中心的权力格局，包括国际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内的各种社会行动者，都掌握和拥有不同的资源和权力，并且都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格局。特别是，在充满异质性的多元社会中，要想协调和平衡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需求，就必然要通过平等的对话来达成谅解和共识。作为主要的治理责任者，政府必须要建构多样化的对话渠道，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为错综复杂的治理事务寻找答案。
3.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突破了疆域和时空的界限，也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垄断性，为人们自由地获取和交换信息以及平等交流，创造了更加直接、方便和快捷的平台。网络降低了政治参与的门槛，拓宽了利益表达的空间，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拓展了信息传播的范围，是实现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有效工具。网络技术还促进了自媒体的繁荣，使话语权从集中走向分散，消解了政府单向度的话语权，奠定了多元话语共生的土壤。网络架设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使政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变得及时、便捷和畅通，公民通过网络途径来积极地进行利益表达，政府及其官员也利用网络来进行言说，这从根本上重构了行政的话语环境。
4.民众智识和能力的提高。专制政治的逻辑起点是，老百姓是愚昧无知的。事实上，由于落后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受教育水平很低，民众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关心公共事务，也缺乏政治参与的知识和能力。专制政治推崇“以吏为师”，作为知识精英的官僚阶层垄断了知识，也独占了社会的话语权。但是，现代社会的大部分民众都接受了基本的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也掌握了许多公共治理的相关知识，还具备关注公共事务的热情。这些不仅是公民话语权成长的基础，也使之拥有了影响政府话语的能力。比如，在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等公共事件中，网民的意见极大地狙击了官方的错误观点。而像“欺实马”和“被增长”等具有“反权力”色彩的网络语言，也都显示出草根阶层的智慧。
总之，伴随着政府单中心的统治格局朝向多中心治理格局的转变，行政话语也将逐步从政府独白的话语转向多元对话的话语。人们必须要重视交流，善待彼此，互相倾听，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来分享经验和知识，协调彼此相异的观念和利益。行政对话是一个包含着利益的表达、说服、讨价还价以及互为交易的社会过程。“民主谈话还能够有助于建立议程，有助于探索情感的共鸣、联合和爱情，有助于维持自主权，有助于目睹事实，有助于表达思想，有助于重新阐明观点，并且有助于从观念上对事物进行重新认识。最为重要的是，民主谈话能够有助于社区建设，有助于改造公共利益、生产公共物品以及培养积极的公民。”[20](P96)这些效果有的已经初步显现出来，有些则还需要进一步的培育和观察。
【参考文献】
[1]李水金：《中国公民话语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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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志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