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能否继续提高,既取决于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进城意愿,也取决于城市本身的吸纳能力和包容态度 主持人:城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类生活创造更美好、更有效的生存环境,使得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更加融合。为此,城市要进行哪些制度层面的变革?
张敬伟:城镇化和现代化密不可分,现代化的表现是法治为本的市场大流通和人口大流动,核心要义是“迁徙和居住的自由”背景下的公民平权待遇。因而,城市治理者要更新城市化思维,涵养现代化理念,要有迎接开放和包容之心,对待外来入户者。这需要勇气甚至是直面阵痛,但是一线城市有责任承担起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责任来。发展依然是城镇化的第一要务。只有填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鸿沟,模糊不同线际城市的界限,人们才会安于就地落户而不会奔向异乡。
户籍制度改革要跟得上城镇化的节奏,也需要进行更多配套改革,如公积金异地提取,社保、医保全国联网等。不过,这需要各地各部门通力合作。中央有指示,市场有期待,公众有需求,各地各部门准备好了吗?
和静钧:经验表明,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是产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形成“就地城镇化”,即不需要通过“移民城镇化”就能达到城镇化的状态。城市的产业化水平如何,决定了城镇化的质量与水平如何。现代城市理论是以人的发展需要与发展预期的满足程度为基础,城市在人文关怀、医疗卫生、生态环境、文化底蕴、治安安全、产权保护等方面越是做得好,越会有人迁移进来,来了就会想方设法落户。
李长安:城镇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市民的过程,因而其核心就是“人的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能否继续提高,既取决于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进城意愿,也取决于城市本身的吸纳能力和包容态度。城市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应对城镇化带来的挑战。就业是民生之本,因而城市首先应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次要增加对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主动化解因为人口增加对公共服务设施带来的压力;最后应采取更加包容的措施,努力消除阻碍农民进城落户的各种障碍,增强农民市民化的融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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