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结构性转型与体制变革

    三、社会转型的历史视角
    社会转型是一种历史常态，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比较中西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的前景能够有更清醒的认识，并能在历史比较中对于如何推进社会转型获取更多的经验借鉴。
    (一)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
    对于社会转型的划分，基于不同标准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成功的社会转型，可以追溯到商朝的武庚迁都和周朝的共和革命，这两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转型，都有效解决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保障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发展。商周后历史上比较有名的社会变革，有宋朝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及明朝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的改革。两次大的变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社会痼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危机。两次变法没有取得预期成效的原因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对变法的阻碍及对变法的不确定性充满恐惧的社会力量对变法的掣肘。
    中国近现代大的社会转型，经历了“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等五次变革。“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是封建专制社会的清王朝的被动性的社会转型，这种仓促被动变革，处于统治地位利益集团的矛盾扩大化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极度弱化，注定社会转型的必然失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国家实质上的非统一性，则带来了政权频繁更替、社会撕裂、族群对立与冲突、民粹暴政等等严重社会问题的深刻教训，从而使我国错失了较早市场经济发展及其本应可以自主转型的机会，呈现出一个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非完全自主性的社会转型现象。[4]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在一定时期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要重点审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改革开放是中国领导层基于国内国外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所作出的一场自上而下全面的、深层次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切入口，以渐进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基石，通过国家的强力治理手段不断动态调整经济政治体制中与社会转型变化中不相适应的部分，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了社会的稳定，成为独有的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开始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逐步推进。1979~1984年间，国家从政策层面上把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培育作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有益补充，促使小规模的个体和集体之间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场的出现；1985~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的经济发展理念，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成分不断加强，竞争原则、等价交换、供需关系、价值规律等市场规则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1993~1999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市场经济从整体上开始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市场规则开始向公共事业和社会生活领域逐步深入；2000年以后，国家在发展战略层面提出“经济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指导路线，中国的改革进入调整阶段。在促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中国开始了渐进性民主政治改革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提出废除领导终身制和个人权威主义，恢复党的集体领导；1980年后开始实行新的选举法，人民代表大会被给予更多的权力和职责，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也开始恢复；1995年制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开始逐步完善地方党政领导的换届选举，推进竞争式民主改革；1998年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全国推行了农村基层组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开始了推进社会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2002年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6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建立现代公务员管理体制，加强对干部选拔的各种监督，实行党政分开，推动政府机构改革，促进依法行政制度的推行；十八大进一步提到要推进责任型政府体制改革，建立责任府；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推动国家不断走向民主化、法制化。适时稳健的政治改革，避免了社会动荡，维护了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为深化经济改革、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纵观这场历时30多年的社会转型，其之所以在社会变革的同时，避免了苏联式的转型过程中体制瓦解，并确保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性，其实质是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具体地说，一是通过反思十年“文化大革命”政治动荡的冲击，使社会对改革开放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价值目标的一致性避免了社会意识分裂带来的试错成本的增加；二是处于国家治理核心的领导层对于改革的意志坚定性，确保了制度适应性、创新性和调整的及时性，为了确保改革的推进，邓小平发出“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谁下台”[5]的政治誓言；三是坚定不移的快速推进经济改革以满足社会的经济文化需求，与适时平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满足社会的民主政治需求，使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互为前提与基础；四是对改革不预设期限与目标，坚持稳中求进的试错型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6]，避免了激进型政治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五是始终坚持确保国家政治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在改革之初就将改革纳于党的绝对领导下，避免外来因素的干扰及内部思潮的冲击；六是坚持经验的总结与理论的探索，确保了改革始终处于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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