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合作行动能力生成的历史进程

    纳斯鲍姆感叹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被利益动机以及对国家经济成就的渴求所支配。然而，经济增长固然是良好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而已，只是一种纯粹的工具。人民才是最重要的，利润不过是人类生活的工具性手段。与良好国内政策的目标一样，全球发展的目标也是民众过上充裕和有创造性的生活，发展他们的潜力，营造一种他们的平等人性尊严所要求的有意义存在。换言之，发展的真正目标是人类的发展，其他的路径和指标充其量是一种对人类生活发展的模拟，而且其中大部分并未能以一种丰富、准确或敏锐的方式反映出人类的当务之急”[3]。其实，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却行之甚少，更缺乏为了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建设和社会治理方案选择，以致人类陷入当今问题丛生的时代。它也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口头禅：风险社会。如果金钱、荣誉等所有的利益都汇聚到了那些具有竞争能力的人的手中，而竞争能力之外的所有能力都不被承认，那么，这个社会也就缺乏了基本的正义。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人类社会在今天才呈现出了风险社会的状态。在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审视中，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是，这场金融危机实质上是道德危机。这应当被视为一种深刻的洞见。当然，在今天重提纳斯鲍姆所说的那一目标或理念也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人的共生共在已经成为一个迫切性很强的课题了。所以，我们的理论探索需要向前看，即围绕着人的共生共在去打开思想前行的通道。那样的话，人的合作能力就会显得远比人的竞争能力更重要。因而，关于社会治理的安排，也应转向对人的合作能力的激励，去促进人的合作能力的发展。
    在工业社会中，公民身份只是民族国家范围的广大社会成员共有的身份，是一种基础性的身份，当人们除此身份之外不再有其他身份时，它才会成为重要的身份标识。或者，在诸如选举等特殊节日中，人们才会想起自己拥有这一身份。一旦人拥有了其他身份，往往会在社会活动中将公民身份抛诸脑后。比如，政治家身份是由公民赋予他的，是公民对他的专业政治活动能力的承认而获得的一种身份。但是，当政治家在政治领域中开展活动的时候，往往很少想起自己的公民身份。至于其他并不直接源于公民赋权的身份持有者，不仅不会想起他人的公民身份，而且也经常性地忘记自己的公民身份。公民身份的虚置致使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身份意识逐渐淡漠，不再刻意地计较身份标识的问题，而是表现出了对角色扮演的关注，即仅仅注重自己角色扮演时的能力训练和培养。这样一来，作为公民所需要的能力就常常被人们所忘却，更不用说人的其他方面的能力了。事实上，人的其他方面的能力都在人的角色扮演习惯化了之后而走向萎缩。我们知道，人是复杂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拥有多方面的能力，但在人仅仅关注和片面发展某个方面的能力时，无疑导致人的异化和片面化。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诸多人们明显感受到的正义问题的话，那么，其源头是可以追溯到人的能力的片面化上来的。也就是说，由于人的能力的片面发展而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正义问题。
    由于工业社会促进人的竞争能力的片面发展，以致整个社会乃至自然界都付出极高的代价。单就功利主义自身而言，正如纳斯鲍姆所指出的那样，“功利主义的算计之所以看起来如此代价巨大且浪费时间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包含了一些算计，在这些算计中，他人的可能性行为非常不确定；它对个人自由的抹杀看起来尤为极端，其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一般认为，一个功利主义的行为者肩负着的是世界上的利益最大化的责任，而在这个世界里，大多数人都非常自私地生活着”[4]。因而，即使以理论形式出现的功利主义理想，也总是被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所击碎。在实践中，当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联姻后，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以个人为行动者的竞争图景。在竞争中让社会以及自然界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则是无法估量的。功利主义确实对人的竞争能力形成了强大的鼓励，使人在自我利益的追求中不断地去刷新自我的竞争能力。但是，这种竞争能力越强大，社会为之付出的运行成本也就越高。如果说工业社会因为人的竞争能力而获得了活力，并绘出了一条加速发展的轨迹，那其实是以自然界受到破坏为代价的，是自然界因为人的竞争能力的增强而默默地承受了转嫁过来的诸如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等代价。
    既然功利主义的算计会面对着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既然竞争所追求的就是出奇制胜，而且取得胜利就是竞争能力的证明，就必然会导致功利主义的算计无法持续地进行下去的结果，而且，极有可能导致行动和交往成本的上升，以至求助于确定性的社会设置被人们视为讲求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纳斯鲍姆所指出的，“似乎解决这一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在于，将促进他人幸福(或能力)的责任交给各种制度，而让个体去自行判断在组织履行义务的领域之外，该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制度能够以较为公平的方式，给每个人都分配那种在最低限度上、让所有人具有能力的责任。在这之外，人们要能自由地使用自己的钱财、时间以及其他资源，就像他们自己关于善的完备性观念所指示的那样”[5]。的确如此，在整个工业社会中，制度发挥了其应有的功能，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但是，我们也看到，制度的这一功能的发挥也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只有稳定的制度才能发挥稳定器的功能，才使得人的能力不那么重要。当人类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时，制度不仅不再能够发挥这种功能，反而会对人的行动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也许人们会仍然坚持辩称，制度能够消除不确定性。但是，当不确定性突破制度规范的界限时，当不确定性直接地对制度形成冲击时，而且这种冲击本身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时，制度本身也就会成为进一步强化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生活会更倾向于求助于人的能力而不是制度，是人的能力而不是制度在抗击风险和应对危机事件的行动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上述所有这些与正义相关的问题，都说明了工业社会这个重视人的能力的社会恰恰破坏了人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所重视的是人的某个方面的能力，或者说，这个社会片面地发展了人的竞争能力，而不是把人的所有在社会生活中都具有积极价值的能力都纳入社会安排的视野，以致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正义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如果我们希望直面所有的正义问题并加以解决之，就需要承认人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能力，认识人的各种能力对人的共生共在的价值，并努力去促成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
    二、社会变迁对人的能力的要求
    社会变迁会让人的某个方面的能力衰落，并向人们提出另一些类型的能力生成的要求。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国家”与“城市”两个概念基本上是重合的，因为，欧洲不像中国的农业社会那样有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城市并不是在国中，而是一种城市本身就构成了国家的状况。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后期才有根本性的改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蒂利认为，“有无城市群落对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形成的可能性。在19世纪前欧洲盛行的生产和运输条件下，大城市在一直延伸到农村的贡赋地区刺激了经济作物农业。接着，商业农业一般地促进了商人、较大的农民和较小的地主的繁荣，同时削弱了大地主统治处于农村环境的人们的能力”[6]。
    其实，在中国的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城市虽然并不具有统治功能，但在促进商业发展方面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是社会繁荣的标志，在每一个朝代的所谓“盛世”中，都可以看到城市的大量涌现，相反，则表现出城市的衰落。所以，即便是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城市也是一个社会繁荣与否的标尺。特别是当城市不仅承担着农业产品集散地的功能而且成为一个生产体系时，它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中也就跃升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不过，在城市与农村并存的条件下，对人的能力要求是不同的。农村中存在的是人的农业生产能力，而城市则表现出对人的与陌生人相处的能力、开展交易活动的能力的要求，特别是当城市有了生产功能的时候，又对城市中的劳动力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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