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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企业制度的演变历程与发展取向

http://www.newdu.com 2020/1/6 《经济体制改革》2019年06期 余菁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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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企业制度的发展取向 

        回顾新中国70年企业制度演进历程,有关制度的演化始终是在围绕确保企业的生产性功能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在不同时代环境条件下,都需要寻找支撑企业生产性功能的制度与其他相关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磨合与彼此适应的平衡点。

        1.企业制度有对生产性功能的根本要求 

        生产是一切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企业作为一种微观经济组织制度的基本功能所在。企业一经产生,就自然而然地承担了对生产事业或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组织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法律体系是相对完备的,那么,不满足必要的生产性功能要求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出局。如果出现不满足必要的生产性功能要求的企业长期存续的现象,那通常是与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体系不发达、不健全有关的。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单位也是具有独立性的企业。[19]国有企业属于企业,独立承担生产性功能,这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使命与功能。只有独立承担好生产性功能这一基本的组织使命,企业才有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各项建设事业作积极贡献的可能性。一旦企业偏离了对其基本组织使命与功能的要求,企业的生产性功能受到影响,不仅谈不上其他的组织功能的实现,还有可能会累及国家经济社会的整体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70年企业制度演化的基本经验同样表明,企业制度演进的正确方向应该围绕搞好经济建设和增进企业的生产性功能而展开。在经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公营企业已经承担了有一定复杂程度的生产组织活动。越复杂的生产组织活动,越需要有科学的企业制度与之相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企业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其生产性功能整体陷入了发展水平低的困境。改革开放使企业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要求,日渐成为了主导企业制度演化的力量。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在生产组织活动中释放出来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与活力,它们的发展,带动了国有企业在存量与增量上的改革,涌现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的企业制度形式。这是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的独特经验。

        就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而言,但凡在经济建设与微观企业生产性功能得到良好保障的历史时期,往往具备个私民营经济增长快的经济发展特征,像建国之初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大多数时期,这些时期大概率伴生了经济的阶段性景气和企业生产活力、效率与效益的提升;与之相反的情况是经济建设与微观企业生产性功能受到抑制与破坏的时期,往往具备个私民营经济增长乏力、甚至下降的经济发展特征,如公私合营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大概率地伴生了经济的阶段性衰退以及企业生产活力、效率与效益的下降。应对上述问题的基本经验是,如果某一类企业制度表现出来了比较明显的生产性功能劣势,就让这类企业制度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适当降低一些,而给其他的在生产性功能上有更明显的优势的企业制度,留出更充裕的创新与发展的空间。

        2.企业制度进一步演化的选择 

        企业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的直接发挥者,也是社会制度的直接体现者。为社会主义企业“定性”,确定它的性质及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不仅是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也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20]中国企业制度的特性,由中国国情决定。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从早期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到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制度,中国企业制度的持续变革,满足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建设任务的要求。最初,社会主义公营企业或国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组织体系的一个从属部分而存在。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非公有制形式,并不被视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明确了要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由此,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形式更有包容性,实现了向更丰富和更加多样化的内涵与形式转变。目前,中国企业制度同西方企业制度相比较,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趋同性,但需要冷静地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国家面临不同的发展任务,会产生对其企业行为各自不同的具体要求,不能够忽视一个国家的国情特色对企业制度演变的影响与调节能力。

        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冲突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在动荡莫测的环境里,企业在开展经营活动时,需要关注和重视外部的制度的变化取向。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不可能回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需要坚持遵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价值规律,使企业制度体现出必要的生产性功能与经济效率;同时,不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简单等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应加强探索如何发挥出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在追求社会价值和公共利益上的先天性制度理念的优势,规避和抑制资本的过度的自利性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潜在侵害。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企业制度进一步演化,既需要尊重企业制度内生的对生产性功能的客观要求,又需要尊重企业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在国情特性上的个性化要求。

        首先,是平衡好日益壮大的混合经济内部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之间的关系。从微观层面看,混合所有制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形式,在国民经济各领域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生产性功能。深入分析近几年加速形成的混合经济的具体构成,在日益扩大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出现了国有经济主导成份占比趋于上升而民营经济主导成份占比趋于下降的迹象。混合所有制企业在经济成份构成上的上述运行特征,加大了为不同所有制企业营造一视同仁和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的难度,而且,此问题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以及企业生产性功能衰退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有相互作用关系。对此,应从70年的实践历史中汲取智慧,研究如何更好保障经济建设任务和增进微观企业的生产性功能、活力、效率与效益。

        其次,是平衡好一系列用于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益关系的复杂制度安排。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多年高速发展,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一大批政府部门引领了或助推了其属地或所在领域的经济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注入了强大的驱动力。同时,从70年的经济运行波动情况中,也应关注到,片面强调或盲目夸大政府的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有可能产生损害、削弱企业的生产性功能和违背经济建设规律的危害。一方面,政府对市场活动介入频繁与深入,不乏企业投政府政策所好,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从事各种非生产性活动,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与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作为制度制订者,在对不同市场主体权利与义务进行分配时,容易产生过于维护和偏袒自身权益的倾向,将不切实际的非经济责任或社会期望压向企业,这会导致企业营商成本持续攀升和经营绩效恶化。不转变上述状况,势必给企业群体带来难承受的制度重负,伤及企业生产性功能和民生根基,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当前,经济增长乏力,企业成为了集中承载方方面面矛盾与压力的重要基层组织。应加强研究,如何通过规范和转变各级政府行为,调整和优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益关系,降低和化解加诸于企业的不当的制度成本与风险。

        最后,是平衡好企业制度演化中坚持国情特性与趋同国际规则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中国企业制度的国情特性与国际通行规则是有一定冲突的。如果站在长远的人类全面发展的立场来看,中国企业制度的演化,也承担着解决困扰国际先进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的共同难题的重任。国际经验表明,市场经济体制在如何对待企业制度中的人的经济价值这一基本问题上,遇到了不小的挑战。一方面,现代产业技术的基本经济运行特征是,高质量人力资本在企业经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远离现代产业技术知识的广泛民众无法分享到与自身民主地位相称的经济利得;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提高全体民众在社会新创造的价值增值部分中所占分配份额,避免和平时代下贫富分化加剧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激化。面对现代产业技术加速变革的趋势以及信奉资本至上的市场经济体系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西方国家尚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经济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案。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制度有注重突出员工的角色和发挥员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动作用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企业是劳动者的集体协作组织。社会主义国家在创设社会主义企业初期,便将企业视作为平等的劳动者自由从事生产活动的集体组织。社会主义企业建构了一些相对持久且独特的社会制度安排,在企业中推行民主管理,倡导员工参与企业治理和管理,行使当家作主权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企业倡导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劳动竞赛和奖优活动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有些企业践行了这些制度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改革开放后,随着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员工、企业与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员工在经济利益激励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满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批企业在推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同时实施了员工持股。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员工在企业治理中的参与度与能动性。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制度,先天性地带有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理念优势,不过,如何将这种先天性的理念优势更加行之有效地落实到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企业制度实践中去,这是需要加强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徐之河,李令德.中国公有制企业管理发展史(1927~1965)[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

        [2][7][10][11][14]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1.11,191,199,198,323.

        [3][4]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36,38.

        [5]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中国工业的发展(1949-1984统计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43-44.

        [6][9][13][16]祝慈寿.中国现代工业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41,90-91,131,143-144.

        [8]张忠民.“公私合营”研究(1949-1956)——以上海工业企业为中心的分析[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458-459.

        [12]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年鉴(1982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123-213.

        [15][17][18]徐之河,李令德.中国公有制企业管理发展史续篇[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1,59,116.

        [19][20]蒋一苇.企业本位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0,(01):21-36.

  •         (作者系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企业制度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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