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走向合作制组织的结构变革

        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一项重大发现就是认识到了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劳动异化的问题。显然，这个社会中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组织化的活动，是通过组织开展的活动。因此，关于劳动异化的问题也可以从组织的视角进行考察。其中，组织结构就是劳动异化的原因之一，或者说，官僚制组织的结构稳定性是劳动异化的原因之一，因为组织结构的稳定性与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设定产生了冲突。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官僚制组织稳定的结构会使其层级僵化，也使同一层级的流动很难实现，以至于每一个成员都会被固定在组织的某个位置上，使劳动变得单调乏味，而且丧失了摆脱压迫和束缚的能力。在劳动异化的问题上,如果说私人部门的组织主要表现为组织成员与其产出的分离和生产过程的压迫两个方面；那么，在公共部门中这种异化则主要表现为组织成员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不得不承受官僚制组织结构以及权力的压迫和驱使，这使得公共组织的成员普遍感受到的是角色扮演过程中的各种痛苦而不是幸福，不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心智，反而承受着精神压抑，时时处处担心触犯规则和受到责任追究，把自我抱负的实现机会托付给他人来决定，并不得不把自我型塑为权力的依附者。总之，工作环境成了他希望逃离的场所，只是因为放眼社会而对逃离后的再就业怀揣某种恐惧，才能求得少许安慰和心理平衡，才不得不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事那些让他觉得枯燥乏味的工作，因而显得消极被动。 
        消除劳动异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让组织获得流动性，这就对组织结构提出了要求，只有当组织结构具有弹性的时候，才有可能在组织中生成流动性；反过来，一旦组织拥有了流动性，而且流动性处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则又会对组织的结构形成冲击，从而使组织走上“去结构化”的道路。合作制组织的流动性使得组织成员可以作出自由选择，自主地从事和开展那些他愿意甚至乐意为之的工作，即使合作行动过程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他也乐于接受甚至渴望这种挑战。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异化。合作制组织的环境和任务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给予组织成员的是更多的挑战，每当通过合作行动而在应对挑战中取得了成绩，组织成员就会享受到胜利的幸福感，而且会变得更有信心。我们刻意关注合作制组织成员的自由和自主，也是因为合作行动过程中的这种自由和自主能够激发出行动者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担当意识，而且合作制组织成员的道德水平也会通过合作行动迅速提升。合作制组织所拥有的这些优势在官僚制组织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其根本在于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 

    二、组织“去结构化”与网络结构的生成
        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管理实践中，一种倡导“参与式管理”的呼声日渐高涨。在20世纪后期，参与式管理与政治学、社会学中的“公众参与理论”相互呼应，汇成一股思潮。但是，就其实质而言，参与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组织问题，是一个如何去组织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活动的问题。即使把参与的问题看作是体制方面的问题，也应当在组织体制上来认识它。哈拉尔在谈到参与式管理的问题时提出：“只有当……文化成熟到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对更有建设性的工作关系负起责任来的程度时，参与性领导才会变成现实。”的确，在既有的组织结构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参与的状况也只有与文化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理解。但是，这样做的话，并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即无法让参与式管理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化设置。从现实来看，20世纪后期以来的这种寄托于文化因素的参与式管理建议并未在组织实践中取得应有的收获，即便从政治的和社会的视角去看，也仍然处于一种倡导多于行动的状态。 
        当然，如果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的话，人们就乐于参与，具体表现就是从不掩盖自己的合理性诉求，拥有强烈的组织责任意识。不过，一旦这种文化意识落实到了行动上，又会对组织的结构产生影响，即改变组织的责任义务结构，使组织的层级结构扁平化、弹性化，进而导致组织沟通的信息通道发生重大改变。哈拉尔认为在现实的组织管理中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过去，我们一心想通过规定工作时间、分派任务和检查工作等措施来管理雇员。但是，这些管理方法越来越被认为是专横的，而且与工作成绩无关。只要人们准时从上午9点到下午5时坐在写字桌前，至于如何工作就无所谓了，即使他们没有完成多少任务。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可以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像其他人一样完成任务，不同的方法总是可以用来完成大多数任务。”这不仅是工时制的改变，也意味着组织结构开始变得有弹性了。如果将此看作是组织结构变动的起点的话，那就意味着组织的各个方面都会发生结构性变化。 
        20世纪后期以来，对社会生活产生最为广泛和深入影响的科技因素当属网络技术的应用，而且网络技术的应用也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从社会学的文献来看，网络的观念在20世纪初就引入社会学的研究中，用于理解人际和组织间关系。可是，直到20世纪后期，人们才获得了一种无界网络的观念，这是因为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们有了参照标准，有了一种用“WWW”代表的“世界范围的网络”的观念。当然，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互联网在结构上还只是由无数局域网汇集在一起而构成的，就像民族国家构成了世界一样，但是，它却展示了一个前景：随着技术的进步，完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不再需要分散在各处的服务器了，那样的话，由服务器分割开来的局域网也就不存在了。当服务器设置的边界被拆除后，那将是一个真正的无界网络，这是20世纪初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这不只是网络技术向我们展示的前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社会也正在大踏步地走进这种状态。无论是人与人还是组织与组织，都不再受到某种明确的边界限制，都可以通过网络技术而与地球上的任何一处的人、组织结成伙伴关系，开展合作。在合作行动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虚拟性的，相对于合作者，可能是以一串符号或代码的形式出现的，即便使用了真实姓名，对于合作者而言，也没有实质性意义。所以，合作行动的各方其实都可以看作为匿名人。 
        政府一直被认为是较为典型的官僚制组织形式，可以说已经最大程度地趋近了韦伯所说的官僚制。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正是政府这个较为典型的官僚制组织在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网络技术在政府中的应用，对原先的官僚制结构作出了非常大的调整。如果考虑到在既有的组织框架下已经生成了一个与官僚制组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虚拟政府的话，人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政府在组织结构上已经变得很复杂了，已经不再是韦伯所描述的那种简单的层级式线性结构了。芳汀对虚拟政府的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她对虚拟政府的认识是，“虚拟政府指的是这样一种政府，它的信息流动和传播流动越来越依靠网络而不是官僚渠道或其他正式渠道……它的政府组织日益存在于组织间网络以及网络化的计算机系统内，而不是各自独立的官僚机构内。一个虚拟政府由许多覆盖在正式官僚结构之上的虚拟机构（是由网络化的计算机所连接起来的组织）组成。”现在看来，芳汀是在非常保守的意义上形成的对虚拟政府的认识，即在以现有的由官僚制组织起来的政府为参照系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认识。如果在更为积极的意义上去看虚拟政府的话，就会看到它是发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一种社会治理现象，它在信息技术以及网络平台的支持下，特别是在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原先实体性政府的诸多职能。应当说，对于政府服务导向的变革而言，虚拟政府将使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得到更好的贯彻。当我们这样去认识虚拟组织时就会发现，它在组织结构方面产生出了否定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将会在政府这个较为典型的官僚制组织里，推动组织结构的变革。也就是说，在官僚制组织的层级式线性结构向合作制组织的网络结构转变中发挥推动作用。 
        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看，组织的“去结构化”似乎是一个趋势。从互联网上的一些行动体系来看，它们在组织的意义上就是非实体化的，往往是在某项任务出现后组合成为一个行动体系的。虽然貌似以分工—协作的方式开展行动，实际上却是非结构性的。互联网上的行动体系之所以具有这种非结构性的特征，是因为互联网的网络结构决定了这种行动体系也具有网络结构的特征。所以，当我们观察这种行动体系时就会发现，它几乎没有静态的存在形式，一旦任务结束，即共同行动所承担的事项结束后，我们也就无法把握这个组织及其构成要素存在于何处、具有何种存在形式。所以，这是一种因任务的需要而临时集结起来的组织。但是，我们又不能用“临时性”这样的词语去描述它，只能说它是在任务消失的时候隐匿了起来，如果任务再度出现，它又会迅速复活并投入到行动中来。当然，现今存在于互联网中的或由互联网连接起来的这类组织所承担的任务基本上还是较为简单的，只不过是用网络组织这一新形式替代了原先的实体性组织。但是，就其更多地运用了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而开展活动的实际来看，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就这类组织的形式来看，我们认为，是包含着合作制组织的基本隐喻的，至少，可以从此出发去寻求合作制组织建构的思路。事实上，由于网络技术、通讯技术以及其他社会技术的应用，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了网络化的趋势。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组织结构也将表现为网络结构，但相对于此前的组织结构而言，就是一种“去结构化”。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任务时，官僚制由于组织的刚性结构，其规则和程序是不利于行动的，反而会时时处处陷入被动的境地。与之不同，合作制组织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采取与官僚制组织相反的建构原则，即强调灵活性、创造性、即时性和主动性。合作制组织的出发点就是适应环境的变动性，在面对任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时，能够采取主动和灵活的行动，能够充分调动和激发出创造力，以求得任务完成的最佳效果。也许人们会说合作制组织的这一建构原则是机会主义的，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人们必须密切关注机会的到来，敏锐地发现和辨别机会，进而抓住机会并转化为有利于行动的条件。不过，就“机会主义”这个概念或提法而言，它是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用来警示人的行动的原则。因为，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人们可以依据组织结构为行动制定明确的战略，确立明晰的目标和行动路线，并集中所有资源和力量朝向既定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的视线被引向对机会的寻求和把握上，必然会对行动造成干扰，甚至会使行动偏离既定路线。所以，人们概括出“机会主义”的概念或提法，以表达某种警示和排除。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除了遵循合作的原则之外，人们是无法在制定战略方面有所作为的，也无法确立明确的行动目标和路线，只能从偶然性中去获得随即选择和行动的能力。这实际上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行动原则，也是合作行动的常态现象。所以，像“机会主义”这样的否定性、排除性的概念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但是，合作行动特征背后的事实则是一种“非结构性”，也就是说，合作行动本身就是一种“非结构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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