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组织的规模、职能与结构三个方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看到，也许是因为人的空间感知细胞较为发达的缘故，组织理论研究往往更多地关注组织的规模问题，而且在20世纪后期世界各国的行政改革中，这一点也是经常被提起的，即一切组织都有规模膨胀的内驱力，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扩大自身的规模。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精简机构。的确如此，在客观上，这是由于工业社会的竞争环境决定的，因为，出于竞争制胜的需要，组织会通过扩大其规模而提升竞争实力。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组织本位主义。由于工业社会的建构是以原子化个人为起点的，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基本理念是个人主义，组织无非是放大了的个人，所拥有的仍然是个人主义精神，只不过在组织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组织本位主义。正是组织本位主义，包含着组织规模增长的要求，除非有某些约束条件限制了它的增长。
组织规模决定了组织结构，或者说，使得组织结构成为一个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一旦组织因为规模巨大而发展出稳定的结构，也就会表现出灵活性不足的问题。组织规模的扩大还会使组织成员的个人动机湮没在组织结构之中，以至于组织的性质和功能都显现出由组织结构决定的特征。在小型的组织中，通过对个人动机和心理机制的控制和引导，可以成为实现组织目标的基本途径，而对于巨型组织而言，狭义的组织文化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就不会产生持续的功效。一般来说，试图有意识地控制、引导组织成员个人动机和心理的努力只有在暴风骤雨式的思想运动中才会展现其有效性，一旦运动结束马上又会恢复原状，甚至会看到许多消极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官僚制组织中的非结构性行为的状况，而且这类非结构性行为往往沦为权术、权谋。在合作制组织中，合作行动的非结构性意味着组织成员的个人动机不再会淹没在组织结构之中，相反，合作制组织的网络结构恰恰是组织成员主动性、自觉性生成的沃土。
从20世纪各国政府所推动的改革运动来看，人们更多地把视线放在作为组织的政府职能上，而对政府这个组织的结构却很少去加以研究，谈论组织规模却回避组织结构，是一个令人很费解的学术现象。在改革运动中，有着较为强烈的“摒弃官僚制”的声音，但那主要是针对政府组织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发出的，目的是要通过“企业家精神”的引入去改变政府组织的惰性，而不是要改变其结构。其实，组织的职能取决于结构，或者说，组织的“职能需要”应当有相应的组织结构去加以满足。如同组织有着规模增长的要求一样，一切组织也都有着职能扩张的要求，但是，职能扩张的动机是不同的。在官僚制组织中，一个部门的职能扩张是为了向主管它的上级部门要求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以利于它的维持、发展和利益最大化。合作制组织则不同，它的职能扩张是组织群体自信的表现，是因为这个组织或部门中的成员更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并以更优异的合作行动去证明自身的社会价值。合作制组织从根本上告别了组织中心主义观念，因而不会产生组织规模增长的倾向，但会表现出职能扩张的要求。合作制组织必然是规模很小的组织形态，不会花费较大的精力去为组织自身建设而在组织结构的问题上耗费精力，不会刻意谋求组织结构的稳定性。所以，合作制组织将是具有充分灵活性的组织形式，内含着鲜明的根源于社会责任感的职能扩张内驱力。
官僚制组织因为岗位和职位设置而使组织成员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确定的岗位和职位，并因为岗位和职位而拥有相应的责任，“责任问题是我们拥有清晰的、经常也是单纯关系的等级组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清晰的分层、具有严格等级的组织中比较容易知道谁应该决定、谁为结果负责以及怎样制定奖赏和制裁”。我们知道，组织的岗位和职位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排列，就形成了组织的结构，或者说，组织中的岗位和职位是在一定的结构上排列起来的。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因为流动性较弱，这种排列是能够做到的，而且这种岗位和职位上的排列固定下来也使得组织获得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但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随着组织内外流动性的增强，往往无法设置稳定的和确定的岗位和职位，这使得由岗位和职位所构成的组织结构也会呈现出不确定性状态。也就是说，在合作制组织中，组织结构和组织的岗位、职位都具有不确定性，从而使预先确定责任的模式很难适应。
在一定程度上，责任越模糊组织的结构就越具有弹性，组织成员才更乐于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所谓责任的模糊并不是指人的责任意识淡漠，而是指岗位和职位上的责任设置变得模糊，或者说，因为岗位和职位的不确定性而无法确定成员的责任。这种状况在表现形式上，就是岗位和职位具有了模糊性，不再有清晰的边界，而组织结构恰恰因此具有了弹性。合作制组织就是一种在结构上具有弹性和在程序上具有灵活性的组织，正是因为这种弹性和灵活性，使得组织成员实现了责任的自觉，会更多地基于自己的认识、责任感、能力等去承担和诠释自己的职责。这是一种组织成员能力与意愿相统一的状态，只要得到自我能力的支持，所有意愿都能得到实现。同时，组织中的那些外在于人的结构性力量不再约束人、压迫人，不再让人的能力与意愿相分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