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组织运行中的控制悖论

    农业社会等级身份制条件下的控制是建立在权力意志的基础上的，是服务于等级统治和压迫的需要。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和组织管理体系依然沿用了控制的方式，其区别只不过是用规则来规范了控制、用科学和技术的方式来改进了控制，使控制具有了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控制毕竟还是控制，依然属于一种把人作为“圈养动物”对待的治理方式，无视人的所谓自由，更不会考虑人的行为的自主性。如果说政治生活中因为有了民主等理念和运行机制而使控制变得较为隐蔽的话，那么，在组织这样一种微观系统中，控制则是无时无处不得到推崇和赞赏的管理方式。存在于组织运行中的控制似乎给了人们一种印象：“管理就是控制”，甚至有人将此作为一个口号提了出来。事实上，20世纪成长起来的管理学也正是建立在控制的原则之上的，是一种专门探讨控制技巧和建构控制模式的学问。如果说迄今为止社会治理以及组织运行中的控制都是有效的，那么，在面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因为其曾经有过的有效性而推荐它。事实上，在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后，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使原先那种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切控制技术都变得不再有效，甚至经常性地呈现出失灵的状况。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组织管理以及社会治理时，需要对控制导向提出怀疑。
    在考察组织与组织成员间的关系时，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看到：“正式的规定性模式并非是没有影响力的，它大体上确定了行为的环境，而且由此也确定了行动者的资源。当然，人们可以说，行动者从来都不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正式系统‘征用’的。然而，只有我们承认系统同样也受到行动者的影响，甚至由于行动者施加诸种压力和控制而败坏，这种情况才是真实的。”我们知道，在组织理论中，存在着组织生命周期问题的研究，它试图去揭示组织从兴到衰的原因。其实，组织的生命周期恰恰是源于组织的控制导向。对于现代组织而言，组织成员被“征用”的属性决定了他必须接受组织的控制，而在组织实施着对其成员的控制过程中，又必然会遇到组织成员的反控制。所以，组织的运行实际上就是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轮番升级过程。在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中，组织的发展走上了科学化、技术化的建构之路。当组织走上了科学化、技术化建构的道路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更是努力用外在于组织成员的规则体系以及组织的结构性力量去控制组织成员及其行为方向。这时，组织成员逃避控制的追求以及任何一种争取行为自主性的冲动，都会引发控制的升级，从而使组织陷入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恶性循环状态，最终使整个系统陷入运转失灵的境地。在组织与其成员互动的视野中，这无疑是一种恶性的互动。
    我们知道，国家是一种组织，政府也是一种组织，现代社会治理就是通过组织的形式开展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在各个方面，都通过组织进行生产和开展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所以，政治控制、社会控制等所有与控制这个概念相关的名词，所指称的都是由组织承担的控制，并且，形成了模式化的控制。从组织的角度看，控制根源于某种不确定性。我们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在人们的共同生活和共同行动中，存在着环境的不确定性，因而有着控制环境的冲动；同样，由于组织成员构成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由于人的个人追求和目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会引发组织行动上的不确定性，因而，需要对组织自身加以控制。围绕着控制这一核心主题，使用了权力、技术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资源去建构起了完整的制度、组织结构、目标系统等，并制造出了相应的文化和行为模式，从而实现了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控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因而，组织控制也走上科学化、技术化程度日益增强的道路。从20世纪的情况看，之所以人们更多地倚重于结构化、制度化的组织去开展社会管理，是因为社会复杂性的增长。在社会变得较为复杂的条件下，结构化、制度化的组织显然要比权力意志执行体系优越得多。所以，“在经济交换与政治管理所涉及的关系网络变得极端复杂时，科层制结构被认为是控制从属单元，使从属单元标准化之最有效、最理性的方式。科层制控制对于扩张政治中心的影响特别有效，处于政治中心和边缘的单元都会被标准化。中央政治组织其下各级官僚机构组织起来，通过它们努力实现整个社会的统一性，取代传统的流动。”
    不过，在通过组织而进行社会管理时，组织的这一控制导向在社会还处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确实显示出了优势，但是，当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时，逐渐地呈现出了一些迹象，那就是，任何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开展行动的做法都会碰壁。然而，从20世纪后期的情况看，社会迅速地跨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而在组织建构或组织变革方面，却没有考虑到这一基本事实，没有放弃控制导向的追求。所以，为了控制日益复杂的局面，为了承担复杂性的任务，为了阻遏不确定性的挑战，不得不增加新的机构和人员，致使组织规模迅速膨胀。即使在社会以及经济各领域中，组织巨型化也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即便如此，组织的控制能力却日渐疲软，而且，总是让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以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呈现给我们，把我们推入风险社会中去。这说明，组织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优势尽失，以至于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根据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事实去重建组织。
    我们认为，社会管理状况的改善决不意味着对社会施以更多更强的控制，而是需要积极地培养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政府应当确立的观念是，“要使社会能够得以调节，唯有减少规则方能奏效；要想管理好社会，唯有减少形式上的权威。假如我们听之任之，不对体系的规则机制模式预先进行改革，一意孤行地进行更多的管制与干预，结果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混乱与复杂的局面，最终导致体系解体、分崩离析。”事实上，就社会发展趋势在组织层面上的反映来看，也会发现，一切变革都是对组织控制导向的修正，其最终前景必将是取消组织的控制导向。即使未来组织中也存在着控制行为，那也应当是服务导向下的和从属于服务导向的控制行为。当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组织的控制导向都将会处于一步一步的调整过程中，仅仅会呈现出控制导向不断弱化的趋势，从组织的控制导向向服务导向的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量变累积过程。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组织控制导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遇到的问题，并自觉地去尽可能地压缩控制行为，就会促进自治观念的成长和自治体系的生成。
    现在看来，就政府组织及其行动而言，也许社会治理者在主观愿望上希望拥有更少的权力，以便承担更少的责任，从而使自己在角色扮演中有着更为优异的表现，并获得更多的升迁晋级的机会，这甚至有可能成为每一个为官者的愿望。事实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官员声称自己并不想过多地掌握权力，政府也通过各种各样的代言者宣布或者通过一些实际行动去表达其希望从广泛的社会事务中脱身出来的愿望。但是，在既有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框架之中，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程度越高，产生的问题也就越多，要求政府介入的压力也就越大，而且，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无法逃避的。结果，政府管辖的范围依然会不断地扩大，官员的权力依然在不断地增加，责任和负荷也都处在不断增长的状态中。这就引发了一个控制循环升级的问题，以至于在控制的轮番升级中而使政府陷入要求其控制导向得到不断强化却又总感控制无力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解除的魔咒，而且，私人部门中的组织亦如此，它们对环境的控制、对组织成员的控制，也同样陷入到一种轮番升级的怪圈之中。
    就政府而言，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那就是通过民营化改革而把政府背负的包袱转嫁给了社会中的组织和企业等。但是，人们也很快就发现，这样做使政府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等的经济支撑和权力支撑，产生了政府空洞化的问题。因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又重新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职能定位的基础上和在接纳公众参与的前提下恢复权力、扩大管辖范围和承担更多的责任。结果，政府再度走上了规模膨胀、职能边界扩大的道路。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政府空前地介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更强地干预社会，实施着强力控制。由此看来，社会治理的实践并不像主张参与治理的学者们所想象得那么简单，并不是可以通过某些改革措施而实现对政府的再造的；或者说，简单地想望把民主机制引入政府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政府集权专断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再者，以为不断地申述“责任政府”的主张就可以让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变得更加明晰是没有根据的和得不到证明的。以参与治理为例，当政府的权力在公众参与的制约下而无处施展的时候，必然会暴露出各种各样新的问题。随着新问题的大量涌现，必然会出现一波淡化甚至抹杀公众参与的呼声。那样的话，政府就会重归集权，倒退到历史上的某个阶段上去。实际上，如果不对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的话，这种倒退就绝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虽然政府通过参与治理的方式而使其控制导向得到了一时的缓和，但是，一旦参与治理让政府感受到其行动受到了制约，一旦政府把参与治理看成一种碍手碍脚的做法，就会加以取缔。那样的话，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可能就会升级为一个更高的版本，而且对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所造成的威胁也就会更大。所以，我们希望提出社会治理模式根本性变革的要求，以便社会治理体系以及一切都能够稳步地走向非控制导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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