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组织运行中的控制悖论

    三、组织控制导向的合理性正在丧失
    克罗齐耶描述了这样一个经验事实：“一旦走出复杂性的某种限度，那么无论是什么人，都再也无法控制局面。信誉、特别是政府的信誉，就会降低；决策似乎也就无从谈起。与此同时，公民的异化感觉就会出现，不负责任的压力随之加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影响组织的基本因素，甚至决定了社会治理方式的选择。如果说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我们一直面对的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现实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况则是，无论在哪个方面，我们都必须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而克罗齐耶所描述的上述所有现象也都一无遗漏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正是由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让我们看到，公众对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总是不满意，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又总是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力；公众认为政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负责任，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委屈；公众完全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而政府总也无法找到重建信任的途径。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应如何去开展行动呢？能够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发生逆转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唯一可以有所作为的行动就是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去重建社会治理模式，而且，首先应当通过组织模式的变革去承载新型的社会治理。归结到一点就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对一切控制表达了否定性的意见，无论是组织内部的控制还是组织对环境的控制，无论是企业对市场的控制还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都会因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变得不再合理。
    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指出，“人不能像泰罗制的模式所认定的那样，仅仅被看做是一只手，抑或甚至也不应该被看做是一只手和一颗心，如同人际关系学派的倡导者们所声称的那样……两种观点都忽略了这样一种事实：即所有的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一颗能思考的头脑，换句话说，他能够行使自己的自由，用更具体的话说，就是他是一个拥有自主权的行动主体，能够进行计算和操作，能够让自己适应环境，并且根据他的合作伙伴的诸种情境和行动策略，做出种种新的回应。”如果从个人利益追求的角度看，人是能够准确地判断出组织使他个人利益得到何种程度的实现，或者说，他会根据自我利益实现状况的现实和预期去决定他的行为选择以及怎样去与同伴一道开展合作行动，而且，在这种合作行动中，通过对规则的遵守，通过对知识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是可以使自己的目标达成的，也同时可以增益于社会。不过，这只能说人是受到利益驱使的动物。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样一种受到利益驱使的动物也可以像亚当·斯密所认为的那样，因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而保证行为结果合乎道德的要求。基于人的这种行动动机而做出的行为选择是可以加以控制的，不管是通过规则体系的建立，还是通过组织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的确立，都可以实现对人的行为的控制，使人的行为在一定的框架下展开，让人的行为有一个确定的方向，那就是在自我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增益于社会。然而，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基于利益谋划而开展行动将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可预测的因素的牵制，从而使一切计划和谋划都无法得到落实。对于个人来说，此时的环境以及前景都变得不可控制了，同样，组织控制作为其成员的个人也在前提上变得那样不确定，以至于无法找到可以对个人及其行为选择加以控制的着力点。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人的基于利益的行动变得复杂而且不确定，控制导向的组织及其治理也因此而不再能够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这在今天还仅仅是以单个的或偶然的迹象呈现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瞻望其未来时，将意味着一种控制全面失灵局面的出现。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百应不爽的理性控制将变得不再可能，如果强行地去加强控制的话，只会使控制变得非理性化。
    组织之所以会发展出一种控制导向，在农业社会的条件下，是因为把人作为了奴役和压迫的对象，而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则是把人作为机械系统的部件看待了。总之，没有把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看待。如果我们把人看作社会性的动物，那么，人作为道德实体的可能性就需要得到承认甚至需要去加以激发。这样的话，人们就能够根据道德意志和道德律令的要求而去与同伴开展积极的合作。从20世纪的情况看，组织成员之所以没有以道德实体的形式存在，是因为组织压制甚至扼杀了组织成员作为人的道德。特别是在官僚制组织那里，道德因素是被作为一种价值巫魅而加以祛除了。官僚制在用科学排斥道德的时候，实际上是把组织成员形塑成了“非人格化”的工具，在组织成员的角色扮演中，被要求从属于组织结构的科学安排，在分工一协作的体制中按照规则行事。但是，由于组织成员作为人的自主性并不能够完全消解，因而出现了组织成员与组织间的不谐和问题。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一再强调，“人类的行为决不能被视同为机械的服从，抑或是既有结构进行压迫的产物。人类的行为始终是自由的表现和自由的产物，无论这种自由在程度上可能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它反映出，在强加于行动者的诸种制约的框架内，行动者做出诸种选择，以利用能够获取的种种时机。由于这种原因，行为从来都是完全不可预见的，因为它不是被决定出来的；相反，它始终是依据环境条件而变化的。”正是由于人被形塑成非道德的行动者，因而需要实施对人及其行为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控制不可能消除人作为人的特性，由于控制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人行为的自主性，从而出现了对控制的反控制。进而，由于存在着反控制的问题，致使组织不得不加强控制和谋求更高超的控制。这样一来，控制得到了轮番升级，进而作用于社会而使我们的社会走进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再进一步，由于我们的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又使一切控制都变得难以为继，甚至走向失灵的境地。所以，此时恰是改变观念的契机，如果我们把人当做社会性动物看待，相信人是有可能成为道德实体的，那么，组织与其去努力控制其成员的行为，倒不如因势利导，定位于对组织成员的积极性的引导上来。
    当然，要求把组织成员作为道德实体来看待还是对一种组织策略的构想，那就是在组织成员道德行为的意义上要求组织非控制化。如果就组织的建构来看的话，我们则需要看到组织成员的环境反应能力。因为，组织作为一个系统是没有环境反应能力的，组织的环境反应能力是来源于组织成员的，组织无非通过科学化、技术化的设置以及权力的行使、组织结构的建立等而使组织成员的环境反应能力得到优化而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把组织建构落脚于组织成员的环境反应能力上来。也就是说，因为组织成员拥有环境反应能力，所以，我们也就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作出行为选择，应当把组织的建构看作为组织成员环境反应的结果，即组织成员环境反应能力的集合形态。如果这样认识的话，组织与其成员间的关系就应当被完全颠倒过来。比较而言，既有的组织都是“以组织为本位”的，是把组织成员作为组织存在与发展可资利用的工具来看待的，组织只是为其成员的活动提供了平台，规定了其成员行动的方向和内容，确立了组织成员的行为模式以及成员间的关系模式。一旦组织与组织成员的关系颠倒了过来，组织就不再是先在性的存在，而是通过组织成员的行动来加以建构的，是组织成员合作行动的产物。当然，这是就组织与组织成员间关系的逻辑而言的，所指的是组织成员拥有对组织的建构权，而不是把组织作为他们开展行动时必须接受的一种不变的平台和框架。当组织成员拥有了组织建构权，不仅组织成员的自主性得到了充分承认并总能产生实践效果，而且，组织与其成员间在今天所存在的所有矛盾和冲突也就都将冰消水解了。
    总之，对于作为行动系统的组织而言，每时每刻都必须将行动建立在对环境的认知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组织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对环境认知的状况。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通过研究发现，“我们对于环境的分析，从来都做得不够，而这个环境正是我们行动所处的环境，或正是我们行动所针对的对象。我们甚至很少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对问题的技术层面和经济层面进行研究、分析和分解，但我们忘记了，这些问题只存在于解决它们的行动系统中，而这些系统绝不是一些简单的物质问题，而是塑造人的结构，这些结构从来就不可能机械地服从最高层或中央监管部门的指令或决策。人类的组织，从不会机械地听从于一个高层领导，或是一个核心控制者的命令或决定。在任何具体知识缺乏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坚守诸种具体的原则立场，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未来。”在缺乏环境认知的情况下而强化组织的控制，不仅在环境控制方面会碰壁，而且在对组织成员的控制方面也会遇到抵制、对抗，甚至会导致冲突的发生。所以，出于环境应对的考虑，人也应当是组织领导者必须充分重视的第一位的因素，特别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在迅速变动着的环境面前，作为行动者的人必须根据对环境的认知而随机性地作出行为选择。或者说，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组织对人的以随机性选择为特征的行动能力的培养和塑造不予以重视的话，如果组织不给予行动者发挥潜能和调动行动能力以充分的支持的话，在其他方面投入再多，亦属枉然。所以，我们必须指出，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试图通过控制组织成员而实现对环境的控制已经成为一种过了时的旧思路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不仅不能够这样做，反而需要赋予组织成员以充分的自主性，让他们在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方面拥有自主行动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把组织成员作为人看待，尊重他们的自由和自主性，而不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机械系统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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