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组织运行中的控制悖论

    二、组织控制导向的“反功能”
    就组织与其成员间关系而言，如果我们不是把组织看作为纯然的机械系统，而是在其中发现了人，那么，立即就会陷入到人对人的控制与反控制的纠结之中。作为组织成员的每一个人，都会竭力谋求对其他组织成员的控制，同时，每个人又都会努力规避他人的控制。由于控制的追求和行动更多的时候能够被反控制的追求和行动所抵消，因而，只有少数组织成员能够成功地实现对其他组织成员的控制，而且，他是借助于对组织的某些资源的垄断或职位、岗位权力的执掌而做到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存在于组织中的控制与反控制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消耗，使组织在理论上可以推定出来的整体力量大于组织成员个体力量之和的状况无法实现，反而恰恰可能是需要用小于号来加以标示的一种状况。事实上，组织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机械系统，即使作为组织理想形态的官僚制组织，也不能被视作为纯粹的机械系统，尽管韦伯希望它是一个理想的机械系统，而且也努力去把它打造成一个机械系统。在关于组织的政治学视野中，“组织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冲突的世界，其运行功能可以视之为诸种理性正面对抗的产物，这些理性是权变性的，多重性的而且是相互分离的，它们为运用可获取的权力资源的相对自由的行动者所采用。”由于存在着这些冲突，使组织经常性地产生功能性障碍，从而不得不通过强化内部管理而使组织存在和运行下去。在对组织管理的强化中，组织本位的意识形态就会得以生成，并成为组织管理的基本支撑力量，使组织管理在组织本位的意识形态下展开。结果，组织就逐渐地从人的社会生活和开展社会活动的工具而转变为人的社会生活的目的。在维护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中，往往造成了环境关系的紧张，甚至会出现为了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破坏环境的情况。随着这种破坏环境行为的积累，人类社会陷入风险状态也就不可避免了。由此看来，正是组织本位的意识形态，正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自我”中心主义，正是服务于组织本位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需要的控制，把人类引入了风险社会。
    控制导向的组织会时时处于控制环境的冲动之中，由于环境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因而，“组织必须始终不断地寻求控制并且支配这些不确定性，以保护自身，并且促进自身的发展壮大。”从20世纪的组织实践来看，在许多情况下，这样做是成功的。这是因为，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只要组织自身在科学建构中拥有了足够的力量，或者，组织在规模上强大到相对于环境的压倒性优势时，就能够实现对环境的控制甚至支配。比如，在组织的科学建构中，一般说来，都“在组织内部建立专门化的部门，而这些部门是与环境的诸种具体的部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部门将负责与具体的环境部门里的诸种问题与趋势保持接触。它们将保证组织的发展，同时也负责构想出诸种决策，以对可能让它们自己的具体部门里出现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最终结局做出回应。”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人部门中，组织规模都有着持续增长的动力，直至增长到体大无脑、蠢笨难行的地步为止。对于部门中组织规模的增长，经济学和政治学往往从其内部寻找加以解释的原因，或归结为财政的原因，或从权力运行中找到答案，往往找到可以进行批判和攻击的借口。其实，财政的原因、权力扩张的原因都不是主要的，最值得关注的是，组织的控制导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因为，组织为了控制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为了自我保护，为了消除环境中不确定性对组织可能构成的威胁，就必然会产生组织规模增长的要求。所以，一旦组织放弃了控制导向的原则，一旦逃离出控制和支配环境的追求，也就不再会产生其规模增长的要求。即使组织有着充足的财政盈余，也不会用于扩大组织规模；即使组织中存在着“权力攀登者”，也不会通过扩大组织规模去扩张权力。
    同样，组织中的离心倾向也可以从组织的控制导向中得到解释。因为，组织往往是出于环境控制的追求而使自身部门化，即设置若干部门去实现与环境间的专业化对应关系，实现专业化的环境信息获取或专业化的环境控制。这样做的结果是，每一个部门都会在环境中发现那些可能对组织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甚至会对这些因素作出夸大性的想象和描述，从而强调本部门在组织中的重要地位，要求组织增加对本部门的人力以其他资源的投入。这不仅造成了组织规模的膨胀，而且，在组织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各个部门间的竞争也就势必难免。事实上，在每一个部门都强调自己部门对于组织的重要性的情况下，在每一个部门都根据自己的重要性而提出更多的资源要求的情况下，在各个部门通过竞争去争夺资源的情况下，所有部门都将发现本部门的要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会感受到组织领导者对本部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进而产生挫败感。虽然组织的领导者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但是，他(们)又确实无法使每一个部门的要求都得到平等的满足，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表现出对来自各个部门的所谓“重要性”陈述的漠视。可以相信，在组织的环境控制追求中，每一个专业性部门都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每个部门对于本部门重要性的描述也应当被视作为合理的。因为，组织设立了这样一个部门本身，就是对这个部门的重要性的肯定。但是，组织领导者是不可能让任何一个部门的重要性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甚至不能够明确表达出对某个特定部门的偏袒。结果，组织的离心倾向也就因此而滋生了起来。
    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在批评权变理论时指出：“通过根据一组变量来对技术进行界定的方式——这组变量被暗中看做是强加于行动者而行动者又对其无法控制的客观事实——这样一种模式就认定了一种静态的观点，并且想当然地认定了每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事实上每一问题都需要加以理解并且给予说明：为什么、怎么样以及什么样的限度内，技术的特征对于行动者来说会变成限制性力量，以及反过来，在何种程度上行动者能够将这些限制性力量‘视为儿戏’？因为显然，原材料的多样性正与搜索方式中那些可研究和不可研究的文字一样，并不是行动者只能适应的不变或不可变的数据。”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期，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影响组织的因素可能会多到无法把握的地步，有的时候，可能难以确定哪些因素是影响到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以至于无法确认关键变量。所以，通过确立一组外在变量来对组织进行静态把握的做法是不能够被视作为科学的。认识到了权变理论的这种把组织作为一个静态系统来加以把握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把组织确认为一个时刻处在变动中的动态系统了。根据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观点，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群体行动系统，如果在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意义上对它进行研究，其结论必然与组织运行的实际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如果像权变理论那样把组织放在变动着的环境中，而不是充分地关注组织自身的变动，就会要求不变的组织去控制变动的环境，并在这种控制中去确立组织的优势地位和获得存在与发展上的强势地位。但是，如果把组织看作为一个群体行动系统，也就在事实上把组织看作是一个完全处在动态过程之中的行动系统，这个时候，无论是对组织自身还是对环境的静态控制都不再可能了。由此看来，在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组织行动理论”中，是包含着对组织控制导向的怀疑的。
    应当承认，与其他各种组织理论相比，权变理论已经意识到“变”的意义，也已经努力去回答“变”的动因。所以，权变理论的研究会指向环境，努力去把握环境促使组织(策略)变化的因素，并将环境因素制作成各种变量。然而，由于权变理论默认了组织结构、制度规则等不变，仅仅在组织策略的意义上去把握组织的变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说明权变理论低估了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权变理论作为一种组织理论提出并引起了人们关注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尚未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性状。传统的机械观在应用于科学研究时，依然能够在静态观察中形成令人接受甚至令人信服的结论。随着我们的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科学研究赖以展开的思维方式也许应当从传统的机械观转变到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所代表的科学范式中来。遗憾的是，这种转变并未发生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特别是在组织研究中，这种转变也许还要更多的时日。即便是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组织行动理论”，也未敢表明自己是基于新的思维方式而去开展组织理论建构的。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呈现于我们的社会中，甚至在世纪之交就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今天，我们时时感受到我们的科学研究需要得到思维方式变革的支持，如果我们不是谋求思维方式的变革，而是满足于传统的机械观，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在社会建构方面所发挥的可能就是一种反功能，组织理论亦如此。所以，在考察组织的控制导向问题时，能否提出组织的非控制导向设想，显然是需要在思维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求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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