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包村运动的异化与扶贫体制转型

    三、包村运动在中国长期存在并不断复兴的原因
    作为一种低效的扶贫手段，包村运动尽管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却幸存了下来，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复兴。这既与政府部门长期僵化的群众路线观、错误的政府性质观紧密相关，也是政府官员们基于个人利益考虑，为获得政绩竞赛优胜而做出的理性决策，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包村运动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与政府陈旧的群众路线观紧密相关。中国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群众路线，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能够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维护群众的利益才赢得民心，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也正是由于密切联系群众，共产党的政治基础才能深入基层，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打败具有经济、军事优势的国民党。但随着革命的胜利，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传统的群众路线实践方式已经失效，出现了功能的异化。如驻村制度强化了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使左的政策对农村造成严重危害，成为“极左”路线的帮凶。而改革开放后政府科层化的发展使驻村制度进一步形式化，对农村的扰动远大于其贡献，需要尽快调整。然而，由于陈旧的群众路线观，这种名不副实的群众路线实践方式依然被各地政府广泛采用。
    其次，包村运动之所以长期存在也与国内长期错误的政府观有关。中国长期的集权历史使政府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公民社会不发达，市场饱受压制，再加上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使政府权力过度膨胀，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政府无限的权力必然导致无限的责任，包村扶贫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的责任之一，这种理念必然导致部分国民对政府的依赖性比较强。中国长期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也将政府神化，将政府异化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它被看作是公正无私、没有个人私利、具有慈父般父爱精神的存在，是公民权利的保障，公民福利的提供者，是必要的善。因此，在扶贫问题上，人们更相信政府而不相信市场。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失灵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阻力，政府的中立性、权力使用公正性受到普遍质疑，但由于大政府的路径依赖，公民社会的不发达，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很多人依然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扶贫的重任，包村运动依然被认为是政府扶贫的有效方式。
    再次，包村运动的复兴是政府官员对个人利益理性考量的结果。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具有长期性。发达国家一般都制定了综合性的扶贫开发计划、建立了长效的扶贫机制。相对而言中国的扶贫机制还很不健全，很多制度改革涉及利益之争，阻力很大，需要长期的努力。但地方政府每一届官员的任期都比较短，没有多少人愿意为制度的完善耗费过多精力，因为制度改革对于提高他们的政绩意义并不大，并可能得罪利益集团，葬送自己的仕途。因此，出于自利本性大部分官员都不愿意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中国当前的官员考核机制主要关注短期的增长与稳定，进一步刺激了官员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他们希望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多的政绩，而不管这种片面发展的代价和对未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包村运动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在短期内取得经济发展成效，通过包村运动也能够密切关注地方动向，化解部分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包村运动还响应了新一届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号召，具有政治正确性。因此，在普遍惰政的中国，包村运动是地方政府官员实现短期政绩优胜的有效途径，被作为一种扶贫手段和政治投机手段长期保留了下来。
    最后，包村运动的复兴是不公平的政绩竞赛催生的结果。随着扶贫效果在政绩竞赛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权势部门有更大的动力推动包村运动。因为相对于普通部门，权势部门掌握着更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在正常情况下由于管理面比较宽，这些资源优势很难体现，出政绩也不容易。但在包村运动中，权力部门将这些资源集中到这些有限的点上，扶贫的效果很快就能显现出来。特别是这些权力部门由于掌握稀缺的资源分配权、市场准入权、行政处罚权，他们可能将自己管理的项目资金、其他相关资源向自己所包的村庄聚集。其他部门那些想进入权力部门的成员，或想和权力部门建立联系的部门、私营企业主，为讨好、巴结权力部门的领导人，会为权力部门领导人所承包村的项目审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方便，并提供人力、物力资源的协助，甚至捐款捐物支持这些村的扶贫活动。由于权力部门可以控制并动员大量政府与社会资源进行包村扶贫，其扶贫效果立竿见影，部门领导人在政绩竞赛中就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他们更愿意推进包村运动，使自己的权力优势转化为政绩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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