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包村运动的异化与扶贫体制转型

    四、积极创造条件加快中国的扶贫体制转型
    在新的形势下，包村运动已经由一种扶贫手段异化为政绩竞赛工具，其造成的潜在社会危害已经远大于扶贫成果，只有从根源上厘清中国包村运动复兴的社会基础，我们才能逐步摆脱这种运动式的扶贫手段，为制度式的扶贫创造条件。
    首先，我们应该尽快转变思维方式，树立正确的群众路线观和政府观。在经过将近60多年的包村运动后，中国的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就在于以包村运动为代表的旧群众路线观存在着严重缺陷。(1)旧群众路线观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群众路线的精髓是以民为本，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在于权力的贫困，政府权力越大，对农村干预越多，农民就越贫困。因此，要发展农村，走群众路线，其根本点就在于应该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赋予农民更多的自治权力，而不是相反。包村运动本质上依然以政府权力的扩大为前提，必然会压缩农民权力，阻碍农村发展。(2)旧群众路线将农村发展寄托在政府的外部干预上，主次颠倒。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只有激发起农民建设家园的积极性，构建起农村内源性发展的制度框架，才能使政府的扶贫工作事半功倍，当前的包村运动由政府主导，忽视农民的主体性和长期的制度建设，必然难以持久且效率低下。(3)旧群众路线错误地理解了政府性质，导致寻租泛滥。其实政府也是由个人组成，具有经济人特点，以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为目标，天然地具有寻租倾向。在法治不完善、监督不足的背景下，政府官员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当前包村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寻租正是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泛滥的结果。只有树立正确的群众路线观和政府性质观，我们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群众路线的实践方式，实现民本目标。
    其次，我们应该逐步缩小政府规模，继续推进市场化与法制化建设，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合理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将统治型政府改造成治理型政府。鉴于权力天生就具有寻租倾向，监督与制约权力都需要花费比较大的成本。因此，杜绝政府权力滥用的最好方式就是缩小政府规模，限制政府权力，不断缩小政府的管制领域，让市场和公民社会更好地去解决这些问题。由于自由竞争的市场具有内在公平性，价格机制也是最有效率的信息传递方式，让市场重新回归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轻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公民社会是权力的最终来源，只有公民社会才最关心自己的利益，成熟的公民社会有利于促进公民自治，培养公共道德，复兴社会责任，形成社会共识，有效监督政府权力，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因此，要治理中国社会当前普遍性的寻租，依靠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显然不够，只能治标不治本，必须大力推进市场化、法制化建设，复兴公民社会才能治本。当然，有些服务和产品属于公共品，政府提供最有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权力的存在就很有必要，但对这些权力我们必须严格监督，当前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让政府的权力透明化。政府权力透明化最重要的一步是列出政府权力清单，加快推进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加强司法的独立性，落实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权和表决权，减少对媒体的管制。只有合理收缩政府权力，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我们才能有效防止权力部门利用合法伤害权进行炫耀性寻租。
    再次，我们应该建立比较公平的绩效评估体系。社会是多元的，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传统的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一元性政绩评估体系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导致了不公平的政绩竞争，也影响到社会的平衡发展。因此，要建立公平的政绩评估体系，我们就必须改变落后的社会发展观念，接受多元价值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只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系统性，不同部门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的现实性，我们才能为不同部门制定出不同的评价标准，并且不同标准对于社会来说应该都非常重要。当前浙江省针对千岛湖周边几个县改变了考核指标体系，突出了生态的重要性值得鼓励。但这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使政绩考核标准更为科学、合理、公平。只有建立多元、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我们才能实现比较公平的政绩竞赛，从根源上削弱权力部门寻租的积极性。
    最后，我们应该进行长效的扶贫制度建设，尽量避免包村式的政治运动。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种政策的配合。扶贫的第一层次是物质层面。主要是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经济发展提供基本条件，并通过特殊的转移支付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由于贫困地区大多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政府进行大量投资启动发展。扶贫的第二层面属于制度层面。政府通过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投资补贴政策、金融政策、产权政策吸引外部资本投资，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或采取特殊的开发形式，如自由港、免税区、经济特区等，赋予这些地区特殊的发展权，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扶贫的第三层次属于人力资本层面。主要通过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提高这些地区民众的文化素质，增强这些地区民众的体质，转变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从而有效改变贫困地区的文化贫困，不断增加当地的人力资本储量，从根源上消除贫困。一般来说，系统的扶贫应该包括所有这三个层面的工作，但各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还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扶贫政策，各有侧重。对于那些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开发难度较大、生态脆弱的地区，可以采取异地扶贫模式，宁夏的做法值得提倡，一般情况下可以采取就地扶贫模式。在扶贫方法上，救济式扶贫应该尽量避免，开发式扶贫也应该谨慎，参与式扶贫应该大力提倡。只有建立系统的扶贫制度，不断改进我们的扶贫工作方式，认真总结扶贫工作经验，我们才能提高扶贫工作效率。在加强扶贫制度建设基础上，我们还应积极鼓励私人资本、各种基金会、慈善机构、海外华人、华侨加入中国的扶贫大业，形成强大的扶贫合力。
    只有树立正确的群众路线观和政府观，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复活公民社会和农村自治传统，建立起公平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我们才能减少权力的寻租，摆脱对运动式扶贫的依赖，逐步建立起系统的扶贫制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中国的扶贫进度。
    参考文献：
      [1]欧阳静.乡镇驻村制与基层治理方式变迁[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1)：111-115.
    [2]严国方，肖唐镖.运动式的农村建设：理解与反思——以“部门包村”工作为案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4，(5)：69-79.
    [3]邓云龙.乡镇干部包村怎么办[J].乡镇论坛，2010，(1)：21-22.
    [4]李开南.甘肃“联村联户”走基层[J].中国经济周刊，2012，(24)：34-35.
    [5]朱常青.乡干部包村制的弊端剖析[J].领导科学，1992，(5)：39-40.
    [6]吴思.官断十条路与合法伤害权[J].领导文萃，2009，(9)：108-111.
    [7]刘飞.炫耀性消费——凡勃伦与布迪厄之比较[J].消费经济，2005，(3)：52-54.
    （作者系湖州师范学院农村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改革视角下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研究”(14ZDA041)；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公关项目“美丽农村建设的绩效评估体系研究”(2013QN085)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