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在现代化视野中看“三农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特别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农业文明史。在中国长期历史上，农业、农村、农民一直存在，却没有所谓的“三农问题”。
    “三农”得以成为一个问题，深刻的根源是现代化进程。在以农业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农村是主要区域，农民是主体成员，因此无所谓“三农问题”。任何一个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都不得不重视农业，以农为本。“士农工商”，农民的地位仅次于官员。进入现代化进程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农”的地位日益降低和边缘化，从而成为一个影响、乃至决定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政治社会问题。
    现代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为产业基础，以城市为区域基础，以城市市民为社会主体的，这是产生“三农问题”的客观经济社会基础。“三农”得以成为问题，还有其主观基础，这就是现代意识。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过程，同时也是现代意识的形成构建过程，这就是与市场化、民主化相应的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的产生和传播。由此就会产生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追求与事实客体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最为集中地反映到“三农”领域。一方面，现代化必然带来工农、城乡、市民与农民的差别；另一方面，现代化又带来自由、平等、人权意识，由此就会产生“人生来平等，但又无不在差别之中”的焦虑和反抗，“三农”因此成为一个公共性的政治社会问题。
    “三农问题”存在的背景是现代化进程中两种文明的并存和差别。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任何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这一问题。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问题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是由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的，“三农问题”也因此在中国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三农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正是因为工业的崛起和农业的弱势才造成乡村的衰落和农民的贫困，于是才有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农民的工人化。但是，在中国，工业化先天不足，城市化进程缓慢，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难以带动乡村，吸纳和消化农村人口，反而以牺牲农村和农民为代价。这就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长期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历史上的人地矛盾未能缓和，反而更加突出。这造成了两大后果: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二是农民就业不足。
    第二，农民问题首先又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农民只有与土地结合，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因此，土地始终是农民问题的首要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现阶段，土地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二是土地收益分配的不合理。
    第三，土地问题的核心是权益问题。为什么农民并不能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取相应的收益，从根本上说是农民的平等权益问题。现代社会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这种权利受国家法制保护，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必然要求建立以公民平等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国家。
    基于以上诸种情况，在现阶段中国，如何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有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是放任主义。在这种观点看来，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的衰落、农村的落后、农民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进步必然付出的代价。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农民是竞争的失败者，贫困化的根源在于自身，即农民的贫困在于是农民，没有必要给予过多的人文关怀。对农民的命运应该持物竞天择的放任态度。
    二是民粹主义。认为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不仅使农民的命运受到损害，而且将人变为欲望无穷的个人主义者，动摇了社会的根本。所以，主张以农村为根基，将农民组织在集体中过一种均平互助合作的生活，限制人们的欲望和个人主义倾向。
    以上两种倾向的极端化，不利于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三农问题”。首先，放任主义将历史过程视为自然过程，舍弃了人的主体性。在中国，农民为历史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是消极的“历史弃儿”，而是现代化的创造者。他们的命运不仅仅在于其天然的弱势地位，更在于其制度安排的非公正性。在现代化环境里，他们的生存状况不仅关系其本身，而且会影响到全社会:要么是国家稳定的基石，要么是国家的反叛者。中国20世纪百年历史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谁抓住了农民，谁就抓住了中国；谁丢掉了农民，谁就会丢掉中国。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化，也应该是一个农民能够分享文明成果的现代化。
    其次，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关心农民，重视农村，但不能与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相对立。在当今的开放世界里，现代化是大势所趋。对于个体的农民，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心。但是，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最终要在历史中消失。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这一阶级的狭隘性和落后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关心农民，却不是要回到传统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否则对农民利益本身也是一种损害。那种以农村为本位的民粹主义思想仍然是一种将自己视为农民“救世主”的传统心态。
    “三农问题”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也只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解决。进入21世纪，“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中国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单纯依靠“三农”本身是难以解决“三农问题”的，必须在市场化、城市化和民主化进程中进行总体性解决。此即第三种价值取向。
    文章出处：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