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网络和数字时代的改革与开放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江小涓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同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完全同意前面各位老师的观点，就是我们还有很多改革在路上，还要继续推进。但是，毕竟过去了40年，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看过去、看现在也要看未来，所以我稍微错开一点角度，从当下和未来现在的世界、现在的中国，从新的特点出发，看看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考在里面。
    新的内容很多，我觉得如果考虑改革和开放问题，在新特征中间网络和数字的技术是一个非常广泛、基础和重要的影响。它使资源配置的方式、商业模式、产业组织、竞争格局、激励机制等等许多层面已经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先完全不一样。所以，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改革开放新的设想和部署都需要考虑这些新特点和新问题。所以，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网络和数字时代的改革与开放”。
    第一，网络和数字技术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我只挑一个面上来讲。网络和数字技术通过影响消费、影响生产和影响两者的连接方式会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时间原因，我只举例子说明。
    一是从需求上来看，网络和数字技术使得乐消费（即满足精神和心理需求的消费）在急速的膨胀。现在这类消费的内容极为丰富，这类需求的特点就是非常的个性化，快速变化而且有很大的随意性、随机性、随大流性和求新求异的性质，是计划规划不能实现辨别的，需要市场主体随时捕捉并创新性的提供产品和服务，这是从消费层面。
    二是数字和网络技术使生产过程从同质向异质转变。互联网编织起了一个网络化生产组织，使得生产可以由大规模标准化向分散化、个性化转变，产品由同质向异质转变，生产小批量、多品种甚至单品单件精准按需生产，这种生产过程需要市场主体高效灵活的配置资源。
    三是平台企业成为连接生产消费的主要渠道。以往大企业才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在这个平台上被弱化掉，小微企业可以摆脱规模小的不利影响，依托市场范围极为广泛的平台，不受地域限制，向全世界消费者提供服务。我们有过两个人小团队开发的手游，全球44个国家的用户达到800多万个，只有两个人的企业。我们有7个人的做网络、做爬虫技术的企业，在世界上14个国家有用户。原来我们讲要规划一些大企业，发展大企业集团，因为他们有规模优势，因为他们有世界竞争力，有了网络平台这种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渠道之后，小微企业依然可以发挥非常显著的规模优势和分工的优势。
    四是网络与数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很不相同。传统理论中间的需求、供给、供需关系、边际成本等等因素在这些产品的定价中间作用非常弱。我觉得今天所谓的网络均衡价格在互联网经济中间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因为一个产品的初始成本非常大，但是它的边际成本几乎接近于零。所以平均成本在什么时刻、什么样来确定这个成本，我觉得是很难的，有时候我看邀请发改委看看有些价格是不是合理，特别在平台上第三方、第四方、第N方都进入以后，政府确实难以确定和核查价格是否合理，这是网络的特点。
    网络和数字经济时代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和拼搏，也需要市场提供激励和议价变现的通道，这样才能消化试错成本，并分散失败的风险。这种有效的体制才会吸引创业者和投资者，甘愿冒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很高比例的失败的风险，来倾心于创新。除了极度灵活的市场主体，没有人在这个经济体中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
    有人说，大数据提供了有关市场运转的海量信息，乐观者甚至认为有望解决计划经济中所需的信息问题。但是大数据并不能解决同样重要的和现在环境相匹配的激励相融的机制，企业家风险偏好也是无法确定的，我个人认为难以解决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所谓基于信息技术的计划体制目前还不具备现实意义，市场机制较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这儿讲这一句话，有不合时宜，我就这么想的就说出来了。
    第二，网络和数字技术对开放的影响。
    关于开放，我特别强调一下服务业的开放问题，因为我们制造业的开放程度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2012年起服务业在中国是第二大产业，2015年起超过50%，今年还是增长非常快，我在不少场合讲，中国进入了服务经济的时代，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是不可逆的。过去40年我国制造业高速增长，结构提升、技术升级，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全球化的机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现在就想问问，服务业能不能复制或者重现制造业的模式，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竞争，扩大规模、提高水平、提高竞争力。这是我们今后一个重要问题。
    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两个因素，一是服务贸易和前面的货物贸易可比吗？二是现在我们的外部环境和此前40年相同吗？这两个问题非常关键。
    关于第一个问题，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有可比性吗？按照传统的理论，没有。服务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贸易的产业，因为它要求同时同地、人对人、面对面，不可储存，所以不可贸易。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原来叫老师、看病、看演出，保安服务、保洁服务、家政服务，服务是一个过程，是不可以远距离贸易的，所以服务贸易在传统的经济学教程中就是不可贸易的产业。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服务贸易占全球的贸易比重一直在10%以下左右，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个比例才开始上升，大概三年上升两个百分点，到2016年达到了24%。就是说，服务贸易从80年代以后上升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网络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它带来了什么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本身是可以贸易的，我们现在软件、程序、网上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不但可以贸易，而且贸易的效率非常高，这是第一它本身可贸易。
    第二个变化是网络空间使原来的传统不可贸易的产业变得可贸易，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远程，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视频会议等等，在现在的时代变成可贸易、可以远距离从事和交易的产业。
    第三个变化不但可贸易，而且效率非常高，我们现在一场演出，大概2016年的时候，全国进到音乐厅就是进到所有演出场所看演出的人大概600万人，但是一场音乐会，在全球同时直播是2800万的听众，同样是一场音乐会生产效率提高非常快的。
    现在总的来说，在现代这个时代，服务业的开放完全变成可贸易的产业，而且效率大大提高。现在服务贸易带来的效率和改善非常显著，无论是服务提供还是服务消费，远到天涯和近在咫尺对我们来说是无感的，是非常高效率的。所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服务业成为了可贸易的产业，而且交易成本耕地，不是所有讲的一部分。
    这一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全球化的背景可以比较吗？这是当前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现在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反全球化的声音和事件时有发生的，但是对服务贸易来说，在网络空间的交易是非常难以后退和阻碍的，在这个领域中间，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现在我们货物贸易受到那么大的障碍，处处受到指责、批评，但是马云先生一年飞到七八十个国家，他说我不是去和总统握手去了，是去做生意去了，做移动支付、做网上交易等等，所以他服务贸易到哪儿去，那些对中国指责，包括特朗普，对中国指责非常严重的国外的人士，对他的到来都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所以，他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了。所以我们可以乐观的预期，服务贸易或者服务全球化，仍然会很快的发展。
    当下时代，到了一个服务经济为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利用好全球化的机遇是同样重要的，我们不用悲观，不用退缩，不用自我禁锢，一定要牢固的还有扩大开放、提高水平、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开放，不是我们的意愿而是有产业全球的背景的支撑。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有足够的信心。
    再说一句，中国服务贸易现在一讲中美贸易说我制造业产品对你出口多，你服务对我进口多，所以我们一样，但是实际长期看，中国服务最有竞争力，网络和数字时代的服务最需要规模经济，中国13亿人都是，很多产业首先在国内形成了竞争力，然后向世界外打，这种模式在几百万、几千万人口的地方应用，所以我们国内市场特别大。网络应用最发达，我们现在20岁到39岁这个人群，每周上网时间是全球第一，就是28.5小时，我们把很多的时间用在网络上，各位有一半人低着头忙你的手机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一个网络广泛渗透，大家极为爱好的一个行业，很多国外的大企业跟我讲，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手机，所以它的汽车开发一定要把这些考虑进去。
    另外，制造业水平高。我们服务贸易很大一块是生产者服务，生产者服务的话，要细分、专业化、高效率，一要有一个巨大的制造业才能支撑它，我前一段时间到了苏州，那些企业做服务贸易的企业非常快，我们有一个光明家具在宜春，有六大系列，每一个系列都有专门的家具设计商，做床的是做床的，做椅子的是做椅子的，每一个承包商还会设计再细化下去，想想有这样细致分工的设计业需要产业规模才能支撑，很多产业只有中国有这个优势。所以国内规模大，网络渗透高，我们的制造业效果好，一定会使我们的服务业在全球在未来有特别好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非常乐观。
    第三，新的挑战和问题。
    网络和数字时代政府的重要作用，时间原因我们已经不能像这样讲了，就举几个例子了。今年6月份，阿里在美国申请了一个专利，是区块链的专利。申请的时候的标题就是“阿里申请为政府留了后门的专利”，如果比较规范的表述，“阿里申请了一个被允许第三方进入内部干预的专利”。这不是中国，这不是国有企业，这是阿里这样的企业在美国申请的专利，一定有新事情发生，使企业主动邀请，我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余地。
    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我觉得互联网时代和产品时代不一样，产品时代企业创造了产品，互联网时代平台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创造了这个社会以后，既然企业和广大用户一起创造了新的社会，必须要负起治理的责任。举几个例子，年轻人网瘾的问题、信息的问题、不实信息对公民干扰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企业做不了，而是企业希望政府共同参与解决这个问题，网络时代庙堂和江湖的界限要重新思考，什么事情该谁做，这是一个新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企业会认为需要政府深入到企业运营的内部层次去进行监管，这是对企业的干预。第二个就是赢者通吃带来的收益差距问题。现在互联网稍微好一些，由于传播的成本非常低，稍稍好一点或者早一点的产品服务迅速就铺满市场，造就一大批富翁。但这种富翁既不是找你们审批，走后门拿了什么资源，也不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和劳动剥削、和其他的问题都无关，就是靠创新、靠理念、靠赢得市场来获得的收益。我们现在在我们的道理上没有问题可以谴责他们，毕竟社会相对公平的收入是全社会的理念，政府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稍微概括一下，现在的时代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的划分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不是原则可以解决的，放的越多越好，原有边界在移动，现在公共服务的边界基本上市场方向移动，网络有任期就有商机，原来很多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企业完全介入进去了。最典型的大众性娱乐活动就是广场舞，广场舞那么扰民，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商机，我们的体育主管部门特别想给他们服务，编了好几十套舞，没有人学，为什么？现在有六大网站，天天在网上教，都是广场舞的网站，上去一看几百套，各种各样，非常热闹，六个网站粘了1亿用户，它把他作为了一个进入网络的通道。我们现在经常在广场上看见打架，有一次打架，不是每次都是，就是当天晚上有比赛，我的代表队已经到了最后决赛，今天晚上最后十支队伍现场演完之后要上传视频，要评奖，你今天晚上不让我在这儿跳，这不可能，所以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商业化的规模，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公共服务都变成商机，这是我们讲的公共服务的移动。
    二是市场监管，现在全球买之后，极大量的假货在网上泛滥，很多网站都是自己做，去年知识产权组织的总干事去看了阿里的假货防范体系，他认为这是在网络时代对付假货、保护知识产权真正有效的办法。这也是企业在帮着政府在做事情。
    还有一些新边界出现，我也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现在新的技术的问题。我们很多新的技术不是带来产品，不是带来收益，影响很多问题，比如AI技术、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精神药品的研制技术，都有非常大的社会伦理和长期的问题，这个问题谁来管？这个边界有很多新的边界的出现的问题。另外我们现在有一个数据的边界的划分，现在到底什么数据，在什么时候是允许让数据公司去抓取，促进数据产业的发展，哪些数据个人保护是不允许外溢的，这在美国和欧洲实践是不一样的，企业、公民、不同国家由于数据公司的发达程度不一样，所以立场不一样，当我们说一计保险话，既要考虑产业发展，又要考虑公民隐私的保护，这没错，但这中间的划分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问题。时间原因，我不能多讲了。
    总的来说，数字和网络时代政府和市场边界划分、改革开放有很多问题要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我们要往前看，也要往回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