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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决策，也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如何更为畅通地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着力点在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更深层次制度创新，充分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推动构建更为完整的经济内外循环体系。
“国内大循环”和稳中求进、扩大内需方针是一脉相承的。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首先是释放我国本土雄厚的市场潜力；其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体现了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发展升级主动权的战略思维。同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而是在原本已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过程中做加法，并非否定原本的国际经济大循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全球“地球村”已共享一个产业链，在生产、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形成共同发展、不可分割的格局，内循环与外循环必然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创新发展完善内循环体系
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方针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发展目标建议的指导方针，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把握好相关要领。
一是抓好有效投融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从基本的衣食住行，到教育培训、医疗保障、文化娱乐、养生养老等，与之相对应，需要提供有效供给，而这种有效供给的源头是有效投融资——投资必然需要与金融系统的融资相匹配。通过创新发展中的有效投融资形成有效供给，不仅可以回应和满足需求，而且可以拉动和创造新的需求，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为充分挖掘我国巨大消费市场的潜力，实现消费对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可持续发挥，前置环节上首先要抓好有效投融资。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传统基建，三者一定要相互呼应、合力推进。比如新基建所处新区连片开发过程中，既包括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道路桥梁、公用设施、绿化带、商业网点、医院学校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新区还要带动、辐射其他的区域，包括使其周边更广阔的农村区域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新基建、传统基建和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必定是融合发展、相得益彰的。
二是优化收入再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但在收入结构方面依然存在收入悬殊、分配不公等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优化收入再分配的相关改革与相关政策的合理设计与施行，其中包括落实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加快税收法治化进程推进直接税改革，以及加快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改革，更好实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使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走向共同富裕，这将释放消费潜力，进一步打开消费潜力空间，增进人民福祉。
三是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按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度量，我国无“欠账”的真实城镇化率最新统计数据为44.38％，而达到人均1万美元GDP的其他大规模经济体，城市化率平均超过65%，我国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配合这一发展进程，未来在户籍管理方面要积极推进改革，进一步放松城镇区域的户籍限制、最终消除“城乡分治”格局和弥合“二元经济”。如何让进城务工农民便捷地取得户籍，是扩大内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配套的改革任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和其他一些省会城市、中心城市，户籍管理方面的压力明显，这些城市当前的供给能力不足以支撑所有流入人口的需求和保障其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待遇。因此，必须先从小城镇、中等城镇等流入人口压力不大的地方做起，能够放开户籍控制条件的尽快放开，没有条件马上放开的地区，可考虑运用积分制等过渡办法，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人力资本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
四是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支持形成高端产出的内循环。当前我国在部分核心、前沿、关键技术上仍依靠外部供应，高端芯片等面临被“卡脖子”的局面。要突破困局，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争取在5年左右或再长些时间内突破高端芯片的关口。可借鉴“两弹一星”的经验，并结合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以强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组织团队共同攻关，最终面向全球市场，形成高质量、性能稳定、源源不断的芯片供给能力，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形成最高端的内循环能力。同时，要充分注重内循环和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中制度创新的关键作用，以制度创新打开我国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巨大潜力空间。在改革的深水区以有效的制度供给，在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上推进和完成经济社会转轨。
以高水平开放推进外循环
在推进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经验基础上，面对外部环境新变化，除了在外贸方面作出一些“出口转内销”的必要调整之外，还应继续推进外循环，形成内、外循环间的相互促进。在此强调三个方面的要义。
一是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在千年之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成为亚太自贸区成员和WTO成员的基础上，又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签订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此为基础，我们还应积极和有关各方沟通、磋商，争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升级版（CPTPP）。积极参与按照高标准自贸协定形成重大的区域合作计划，正是以高水平开放挖掘双循环潜力，使内、外循环相互促进，通过开放来催化和倒逼国内的改革攻坚克难，合乎我国已有的实践经验，实打实地创新改革，求发展、图强盛，在市场规则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道路上，催化一系列的改革攻坚而解放生产力，引领双循环新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继续降低外资准入和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这是实现全面开放、更高水平开放的应有之义，也意味着要在全球竞争中提高我们的产业水准和防控风险能力，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存、共荣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与全世界绝大多数经济体“共享一条产业链”的外循环路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闭关锁国，而是为适应升级发展和对冲不确定性的需要，在增量上更多考虑内循环。具有主动权、支撑力的内循环，将使对外招商引资和本土企业在商品输出、劳务输出、技术输出乃至资本输出方面，更具有动力、配套条件和取得更高的成功率。
三是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和本土自贸区的建设，开创内外贸一体化、外向型经济升级和内外互动的新局面。在新发展格局下，在以高水平开放催化、倒逼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要继续培育强劲的经济增长点。本土的自贸区从上海开始，应在多轮复制的轨道上继续扩大覆盖面；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海南自贸区建设，要以打造世界最大体量自由贸易区为战略目标，全面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金融、物流、经济调控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粤港澳大湾区在推进一体化发展中，应以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龙头，以香港、澳门联结的全球商业文明市场规则体系为标杆，积极打造强劲增长极区域；中国累计数十个自贸区，成百上千个各类保税区、物流中心、开发新区等，应形成更加合理的全方位布局，支撑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并不断推进内、外循环之间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来源：《经济日报》2020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