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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首先要祝贺我们深商年会的召开，也感谢对我的邀请，借这个机会和各位做个交流。
这个发言的题目也是命题作文，我要谈一下自己对于"十四五"时期发展的简要的前瞻，还有财税改革、政策调控这方面的基本看法。
大家一定都非常重视、学习领会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所通过的建议，也包括总书记对建议的说明。
我想说，如果在学习领会中央精神这个方面，至少有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我们怎么认清历史和现实的背景情况。
第二是要把握中央建议基本框架，和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各个企业，还有自己单位自身有针对性的工作任务。
第三，我觉得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立足本职做相关的实务的时候，要始终抓住中央精神的核心内容、重点和新意，加深领会以后，才能更好地指导现实之中我们所要做的工作。
在背景这方面，我想强调，现在中央的部署在面对十四五时，有一个不同以往规划的明显特点，是把未来的5年和一直到2035年的15年时间段远景目标，掌握为一个系统工程式的通盘的指导。这个战略部署，是锁定了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所形成的中国现代化"三步走"这个框架，前两步提前实现之后，第三步的节点目标全面小康也要落地、实现之后，怎么对接“新的两步走”——2035年我们要初步建成现代化这样一个总体的要求。再往前推进，到了2049年、2050年的时点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要进入现代化强国状态。
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全面小康，现在看来决胜阶段，是一定能够取得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的。再往前对接2035年，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考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表述在学术界有争议，领导人过去用过这个概念，现在他们不直接说出这个概念来，但是总书记的说明里，其实对这是做了非常明确的交代。总书记说，在文件起草过程中间，地方、部门纷纷建议，"十四五"和对接到2035，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类似于"三步走"这样的速度量化指标？总书记说文件起草组（实际上就是决策层和身边主要的智囊人士合在一起），反复研究测算以后，认为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十四五"完成的时候，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高收入经济体的入门标准，那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经受一个历史性的考验而在经过"十四五"以后，使中国坐上高收入经济体这道门槛。
从全球统计现象看，前面，70年左右的时间段里面，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的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愿往上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是绝对少数，只有1/10。而且前面二十年，再没有出现过一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了。
中国如果能够经受历史性考验，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间保持我们有一个中高速、而且是高质量发展状态的话，我们就可以经受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考验，成为统计现象里面绝对少数1/10里面的、后来又出现的一个新的成功者，而且是世界上最大人口规模的、已经在总量上成为全球老二地位的巨型经济体的成功者。
这个历史意义将非常重大，是一个经受历史性考验、对于我们来说跨上一道门槛的发展，以这样的发展后面再对接的，当然还有进一步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和平崛起过程，达到现代化强国的愿景。
这个背景下，在现实生活中、怎样去按照意愿往前去实现“新的两步走”的目标，中央给出了60条、15个部分的具体部署和指导。
《建议》的内容非常丰富，我想强调的是，各位一定会注意到，总书记说分三大板块，这15个部分开头有导论和交代了目标之后，第二大板块就是从创新切入的各个分论及其目标，而创新作为第三条所强调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是这个文件精神实质的一个总纲，后面展开了各个方面的要求，最后落到收尾的第三板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的目标而奋斗。总体看，是从前面的引论，定出基本的目标导向，然后以创新，带出各个分论，落到归结的最后大家一起的奋斗。
这个创新的意义，我觉得是掌握中央指导精神实质最值得强调的，作为研究者，愿意在这方面多说几句。做了几十年的研究，我反复体会，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最突出的历史贡献、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唯物史观：人类社会怎样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源是生产力和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力在根本上决定人类社会运行过程中所结成的人和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谓的生产关系），决定着由生产关系总和所形成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无论这个社会怎么样万象纷纭，经济基础决定了其上面我们所看到的政治、文化、宗教、法律等等，包括国家机器的运行。如果能深刻领会生产力决定着这一切，当然就能够进一步地回到中国的现实场景，深刻地领会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强调的“生产关系自我革命”所服务的发展——他南巡里最简明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我觉得就是以这句话，非常精辟、非常接地气的地把这个事情说到位了。
那么我也会想到，在改革开放后一路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去创新、发展的过程中间，广东的同志、深圳的同志、我们深商广大的企业家，特别认同的一种关于创新发展的表述，是强调发展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面对困难和考验，要抓住不放的核心概念，就是“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我反复讲，这就是我们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在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
现在面对现实生活，中央把第三条——统领各个分论的第三条，落到了创新发展上，而且它的新意是什么？过去已说我们的发展理念是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带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实现的共享发展，是一个很好的逻辑体系了。但是现在中央进一步强调，在我们整个实现现代化的全局中，这个创新发展它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核心地位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统领一切、纲举目张的"纲"。实际生活中为把这个掌握好，有各种现实的挑战和困难，不是那么容易面对各种各样的干扰条件，各种各样的困惑，各种各样的争议，能够把发展所要求的创新，紧紧把握住而把它处理好的。
一开始，孔丹理事长的讲话里面，就重新提到莫干山精神。我们当年参加莫干山会议的这些称为中青年的研究者，几十年来也变成了老人，但是反复想莫干山的精神，在家国情怀、问题导向之下，讲的就是开拓创新，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实事求是地提出对于我们现代化有智力支持意义的看法。那么对于我们深商来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对中央精神的领会，能够落在深商的创新实践过程中间。
说到深商，我就想接着再多说几句，虽然我了解很不够，但我感觉深商可以评价为得改革开放空气之先、有特区的特殊定位、真正冲在中国披荆斩棘创新发展道路上最前沿的我们的企业家群体。
深商可以说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而在实际生活中间，国企民企怎么样进一步发展？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碰撞。在网上，不同的情况下，甚至很多的话很极端，比如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有时候还非常动感情，好像这两个概念势不两立。
但我接触到很多研究材料，我作为研究者愿强调，其实要看清楚，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央并提的“两个毫不动摇”，它内涵的逻辑是什么？是不存在形式主义的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种绝对化的选择。
国、民这两个概念下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市场经济主体，应该共同发展，寻求共存、共荣、共赢的发展。而客观规律上，最简单地说，我认为生产力的创新发展，已经使马克思重要的思想指引，在现实生活中更好体现在实践中它一线的表现上，就是生产力所推动的生产关系在企业层面形成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形式股份制，中央已经意识到，它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而股份制之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可以在混合所有制当中充分地混起来，两种性质看起来有区别的企业，混在一起，有清晰的股权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一起社会化地结合，有它可持续性的一种法治化制度保障。而且这样一个国企民企股权可混合的问题，实际上带动的是员工（从高管到一般员工）都可以在这里面持股，社会公众通过股权融资市场，也在这里面持股，这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马克思当年所说到的股份制的发展带来了资本私有制的扬弃，那么这就开辟了一条可以由资本的社会化而通向共产党人“初心”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有可能越走越宽的大道——就是在联合劳动和在这种直观来看私人持股的产权关系做了扬弃以后的社会化资本基础之上，“”建个人所有制”，使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现实生活中间从一种理想变成未来的现实。我们现今正是在这种取向的发展过程中间，中央说的“两个毫不动摇”内含的逻辑，不也就正是这样的吗？我们可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继续去认识、继续去探讨，消除种种对创新开拓的干扰阻碍，把这个公有制实现形式之路，形成全体社会成员越走越宽的道路。我也特别强调联系这个基本的创新理念，如果说共产党员人初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力发展是推动这种联合体越来越有可能实现，越来越有可能去接近总书记所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有望引出中国古老文化就有憧憬的“大同境界”最根本的力量。深商的贡献一定是在前沿，在打造中央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这方面，发挥最关键的市场主体作用，是这方面我们最宝贵的一种支持力量和创新力量。
所以在这个场合，我也特别强调，我们面对一些现实的困惑，要反复地考虑，从理论框架到实践，我们党的领袖他们过去是怎样一种胸怀，怎样一种大政治家高超的水平，去处理困惑人们的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这方面的一些困扰。
我看到大量的回忆材料，邓小平的风格是举重若轻，平常一些具体的事儿，他根本就不去管，但是他居然可以先后三次直接过问芜湖一个小企业“傻子瓜子”这个事情的处理，他是特别在乎“傻子瓜子”吗？绝对不是这样的。他看的就是全局、看的是前景，是在战略思维上把握整个中国现代化前途所需要的我们这条路，怎么样越走越宽。
我觉得这个方面对我们的启示，在当下，舆论界有种种的大量疑惑的时候，非常值得我们重温。邓小平当年针对傻子瓜子这种一身毛病的人，说你不要去动他，你去动了他，老百姓会认为党的政策要变。在2016年初民营企业国内投资一路下滑，境外投资却一路上升，似乎带有不惜工本慌不择路特征的情况之下，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以后中央国务院多次发文，一直到2018年11月1日，总书记亲自主持座谈会，明确肯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这个认识既语重心长，又有非常深厚的理论和哲学的内涵。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对这么丰富的“60条”的内容，我愿意特别突出地讲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商进一步发挥自己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作用和贡献的过程中，怎么样保持我们的战略耐心、战略定力，怎么样配合呼应按照“全面配套改革”展开的基础性制度创新，再落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落到我们升级版的安全高质量发展这方面，我们可以在各自特定的创新、开拓领域大有作为。
时间关系，我下面再较快地勾画一下调控这个层面的看法。
前面我更多说到的是从深商所处的视角怎么样应对新挑战和新机遇，把握大局观，站牢创新这个核心地位，守正出奇、守正创新。接着讲大家非常关心的宏观调控层面，首先说说财税改革。建议中有这一段话，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
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据此我觉得要强调如下几个要点：
一个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分配体系，在管理和运行这方面，水平要上台阶。已经明确要求的三年为期的中期规划，要在"十四五"期间更好地表现出来它管理上面应有的水平。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是在政府理财方面，比较典型的做法（比如美国，这是技术管理层面一望而知的），预算不是按照一年一年的眼界编制，美国的联邦政府一编五年，州政府一般是一编三3年，而且每一年实际情况出来以后，往前再接着延伸一年，每次都通过5年或3年的预测、做5年或者3年的滚动编制。中国也必须学习这样的先进管理经验。党的十八大以后，就提出编制3年滚动预算，现实生活中间，从中央到地方，经济预测的水平达不到要求，后来实际上退了一步，叫做“三年中期规划”，在"十四五"期间，要让它的水平能够得到提高。再有一条，这里面特别突出的，就是科技自立自强的任务，要得到公共资源的有力支持，这事关全局。刚才孔丹理事长非常好地论证了它的重大意义，这是一种事关生死存亡的战略性的支持力量。财政对此的支持任务当仁不让，必须把它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做成最好的财力安排和相关机制创新的安排。
再一个是通盘要求的预算规范化。这种预算规范化，对于我们所有的市场主体来说是高标准、法制化营商环境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政府所有的行为都是要有财力匹配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所有政府职能的履行离不开财力安排，并且必然直接、间接地影响企业和公民。怎么样有一个阳光化的、服务型的政府，结合着改革、结合着转变，使预算规范化，实际上关系到我们所有的企业、所有的纳税人。
第二个大的层面就是体制改革，这方面已有多年的探讨，现在的切入点是从中央到省、到市县，要形成越来越清晰的三级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细单。省以下体制必须攻坚克难，也与此紧密相关：实际上中国的省以下，在以后分税制税基的安排方面，应该就是两层，即省和市县，一般的区域里面，县以下是“乡财县管”，即乡镇市县级财政下管的一个预算单位，，不是实体层级了。农村区域的乡镇，没有条件给他们配等等这样的运行机制。我们珠三角核心，所谓，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基层原来的乡镇，就变成街道办事处作为派出机构去开展工作。在政府的事权有了中央、省和市县三层清晰的一览表以后，要把支出责任在中央和地方要共同承担方面最主要的部分也一一理清，（中央地方各自独立承担的，相对好办），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政府履职最好的一种权责明确的财力支持体系。
这个省以下体制建设的任务，攻坚克难还必须结合第三条——税制改革，必须把地方税体系积极而稳妥地构建起来，这里面的直接税比重需要提升，中央对此已经提了多次。当然，可能在座的朋友们听到这个，是不是就想到了房地产税？前一段时间，舆论界有热议，深圳的房地产市场似乎热度太高，怎么样控制它？这么多年总是治标不治本，怎么治本？这就关系到房地产税作为直接税里面一个重要的制度建设、改革攻坚克难的问题，要有解决方案
最基本的认识，我认为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别无选择，在全国层面的立法还有可能经历旷日持久过程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积极考虑深圳用自己特区的立法权，加入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房地产税试点——当然它的可行性需要有周密而稳妥的设计。
第三还有税收的征管，也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第四，是各位特别会关心的债务风险的防范。表述为优化债务。
勾画了财政的这种宏观调控后结合实际运行，我们可以预计一下明年的经济运行态势。直观地看起来，经济增长速度由于今年的基数甚低，2021年会有恢复性的明显上升，有人预计要达到8%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它是恢复性的。在疫情冲击之下，还有叠加上的经济发展阶段转变，以及中美关系交恶以后，对我们形成的压力和冲击，合在一起，财政势必要以“积极”的处理方式来配合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并特别发力于优化结构。 货币政策方面，信号已经非常清楚，需要从原来“去杠杆”变“稳杠杆”以后，再考虑重新更多按照“去杠杆”来把握它的稳健，但是中央也明确地说了，不做急转弯，应是一个柔性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宏观经济治理政策调控，建议文件里则有这样一段话：“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重视预期管理，提高调控的科学性。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加强宏观经济治理数据库等建设，提升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辅助治理能力。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我理解它有几个要点，一个是中央前所未有地明确了，什么叫“间接调控体系”，是说整个资源配置就是经济手段为主的两大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主要调控手段，其他所有的政策如就业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经济技术政策、消费、环保、区域等等政策，是配合这些经济手段的运用，来形成一个好的调控体系的，这就是市场经济在宏观调控这方面的一条主线，探讨了多年。我们现在和今后，需要在这方面达到更为理想的境界。
第二是预期管理和跨周期的政策设计一周期的调整能力的优化。中央高瞻远瞩特别强调，不要只看现在这样一个时期，还要考虑跨周期的政策，需有前瞻性的应对能力。在逆周期调控过程中间，既考虑这一段过程，又考虑下一段我们怎么掌握主动权。
第三个视角上，有非常丰富的含义，是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和内外均衡。关于双循环、内循环为主体，孔丹理事长已非常好地做了阐述。这是一个更积极掌握主动权的全局认识框架，绝对不是说缩回到更多考虑封闭，就是更高水平的全面开放，但是我们更好掌握内循环客观上可提供的支撑力和带来的主动权。那么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其实包括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其他中欧、中日，以及与所有的经济体的协调，还要和我们内外均衡掌握在一起，这是中央面对全球、全局非常鲜明的系统论思维。
再有，就是支持运行体系的数据，在信息时代怎么样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的统计，怎么样对接现代化的状态？这些都在中央文件里面给出了重要指导精神。
以上不成熟的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