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小革：论创新驱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作者：裴小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经济研究》2016年06期，第17-29页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是包容性较大的理论和局限性较大的理论之间的区别。把创新驱动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既可以包容西方经济学中一切有用成果为我所用，又可以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充分研究最广大人民群众不同于物的特点。创新驱动能力的大小不仅要由人力投资的数量决定，而且要由人们如何使用它们的劳动来决定，包括人的教育学习实践、劳动工作实践和创新驱动实践。在鼓励创业的同时还需要鼓励创业企业多做创业型创新驱动以推动科技创新，推动新发明、新产品、新市场、新组织的出现，从而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家的经济发展，既需要有人在创业活动中从事创新驱动，也需要有人在就业活动中从事创新驱动。企业对从事创新驱动的就业者给以劳动成果回归性报酬，会极大地激发就业者的创新热情，这对企业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企业自己的长远利益，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各阶层人民都是创新驱动的主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全社会各阶层人民发挥出不同类型的创新驱动，结成动力组合，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共同努力来实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能力来源；动力组合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及其历史作用研究”的研究成果
    一、引  言
    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特别提到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之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框架，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这是从我国发展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现实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对“十三五”乃至更长期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国际上看，世界范围内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着新突破。全球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的速度明显加快，新科技革命的巨大能量正在不断蓄积。以新技术突破为基础的产业变革呈现加速态势，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国际金融危机加快催生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创新驱动已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持续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许多国家都将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层面，全球进入了空前的创新密集时代。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以创新驱动开辟社会生产力持续提高的更大空间。
    从国内看，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削弱，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下滑，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了经济衰退，我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和传统技术企业也受到较大冲击。但同时我们看到，一些具有创新驱动能力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创新驱动成为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
    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创新驱动的已有成果基础上，从理论基础、能力来源、不同类型和动力组合等几个方面，对创新驱动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探索，并在对一些分歧意见的讨论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创新驱动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放弃了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不适用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同时十分重视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借鉴和引进吸收，在大学和研究生经济学教育中，西方经济学课程所占的份额大幅增加，西方经济学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大幅增加。于是，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当代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认识。
    对于什么是创新驱动的理论基础，因人们对当代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认识不同，在中国经济学界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所以我国创新驱动的理论基础只能是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创新驱动问题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利于深入研究创新驱动问题的。
    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作为西方经济学主要支柱的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等理论一样，都是以19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客观地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阶级划分和绝大多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和控制相分离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单方控制政府、大多数劳动者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之中的。它是一种使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经济。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制度环境，进而改变多数劳动者永远贫穷的状况，改变多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和控制的分离；改变少数资产者单方控制政府，广大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局面，建立广大劳动群众都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享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不同在于，前者继承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承认劳动者具有劳动和创新驱动主体力量的理论，论证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劳动者劳动和创新驱动主体力量的承认，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来实现的。他们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集大成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亚当·斯密，1972，第1和26页）。
    亚当·斯密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李嘉图的时代，工业革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分配方面的矛盾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同为统治阶级，矛盾比较尖锐。工人阶级刚刚产生，处于社会地位极低的被压迫状态。所以，李嘉图经济发展理论的主题，是代表工业资本家与地主阶级在分配问题上进行抗辩。由于当时工人阶级主要是依附于资本家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更加毫无顾忌地肯定了劳动者具有用劳动和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
    到19世纪后期，西方各国劳资矛盾和供需矛盾都变得异常尖锐起来。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马克思的《资本论》采取先研究劳资矛盾后研究供需矛盾的方法，继承发展了前人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实质，继续研究了经济发展问题，表明了社会生产力运动规律和劳动者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像西方经济学家一样，承认劳动有与物相同的一面，也可以表现为“一种自然力”。但是和西方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是，马克思同时还认为劳动有与物不同的一面，他指出：“我们把劳动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中译本，1972，第1卷，第190页）又说：“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马克思，中译本，1979，上册，第253页）。
    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研究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而在于西方经济学认为劳动在财富形成中只是和物的力一样的一种体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劳动是指与物的力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承认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主动适应人类需要改造自然，创造人类财富，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人类财富的增加不能只靠自然的恩赐，更重要的是要靠人们不断增加改造自然的能力，用人类特有的劳动和创新驱动积累知识，变革制度，发明工具，改造自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承认劳动者具有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主体力量的观点，是符合现代各国经济发展现实和趋势的。我们可以将带来经济发展的财富定义为一切对人类现在或将来具有使用价值的客观存在，它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和制度的，其中相当多的和越来越多的部分是人类劳动和创新驱动的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其价值的表现形式则是交换价值，交换价值不仅劳动产品商品必须具有，充当商品的非劳动产品也可以具有。1997年6月，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财富测度的扩展：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把财富归纳为一国拥有的人造资产（produced assets）、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总和（世界银行环境局迪克逊等，1998，第1页）。
    我们看到，在这四种财富中，人造资产、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都是人用劳动和创新驱动改造自然形成的，自然资本中也将有越来越大的部分受到人类劳动和创新驱动的改造。在当今世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其自然资源的丰度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有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却是经济上落后的地区，而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却原本自然资源贫乏，存在着人们通常所说的“富饶的贫困”和“贫乏的富裕”。各国财富的差异，更主要的是由劳动者创新驱动的差异决定的。在国际竞争日趋激化的时代，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更多地依赖于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科学和教育，用复杂劳动代替简单劳动，用包含尽可能多创新驱动的劳动去创造知识、运用知识、改造自然、保护自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是包容性较大的理论和局限性较大的理论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代表的社会阶层方面和研究内容方面。就代表的社会阶层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各阶层劳动者都看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承认财富是劳动者们借助各种工具共同创造的，在自由放任的原始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资产者不劳而获、少劳多获，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改变这种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既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符合资产者的长远利益。所以，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就研究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过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体现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增殖过程。西方经济学有关物与物及人与物关系的研究，如价格理论、效用理论、生产函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是完全可以被包容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加以改造、加以发展的。因此，把创新驱动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既可以包容西方经济学范式中的一切有用成果为我所用，又可以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充分研究最广大人民群众不同于物的特点，让各类人才的创新驱动智慧竞相迸发，在基础科技领域取得重大成果，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进步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
    三、创新驱动的能力来源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提出的创新驱动概念，是指一切能够创造出满足人们新需要的新型使用价值以驱动经济发展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一种涉及面广、影响很大，而且又十分复杂的活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把国内外现有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结起来，可以形成以下几个要点：（l）它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始、演进和开发；（2）它是科技成果首次商业化应用；（3）它包括发明构思、产品设计、试制生产和商业应用等所有环节；（4）它泛指自新思路的形成，到向市场推出适销产品的整个过程；（5）它以新的技术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并获得最大的企业利润；（6）它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或者是对企业、产业的生产函数做出某种改变。它的基本含义是其中的第一点，其他几点则可作为这一定义的外延。
    创新驱动是有创新驱动能力的人做出的创新劳动。由于人及其创新驱动能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大，有关人及其创新驱动能力来源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及其创新驱动能力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尽管出于政治原因，总是回避和贬低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创立的强调人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可变资本理论，到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等还是用“人力资本”的概念，偷偷接受了马克思可变资本理论中的很多科学思想，只是没敢提马克思可变资本理论关于对人力的投资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能发挥出驱动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的论述，更没敢提马克思可变资本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只把人力作为经济发展手段的局限性的论述。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把投在劳动力身上的费用称为人力资本，把人们通常称之为消费的大部分内容都归结为人力资本投资，称它有5种形式：保健支出、厂商进行的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教育、适应就业形势或变化所引起的移民。但是，人力资本这一术语有一个缺陷，就是它把人力只作为增加物质财富或收入的手段，没有把增加人力同时表示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按照这种称呼，似乎人力和机器一样，是专为追求金钱收入增值而耗损的东西，本身对人毫无用处。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人力不应像机器一样在经济发展中被贬损，相反却应在经济发展中得益和壮大。经济发展是手段，人的发展才是目的。经济发展是人发挥主体作用改造自然的结果，经济发展虽然不能自动解放人，但却能为人类解放提供必要的条件，经济发展最终要为实现社会和个人的整体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中译本，1979，下册，第222页）又说“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的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马克思，中译本，1975，第1册，第300页）。
    经济发展对人类解放和发展的直接作用，就是使人的基本需求不再是物质的，而是变成了内在必然性的要求和对人完满生活的享受，即对个性的全面、丰富和自由的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将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将以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取代物对人的统治的单纯经济关系。经济发展也将改变人们的消费关系，使得人们对物的关系将不再是利己主义的占有，而是全面丰富的拥有。因此，用“人力财富”的概念，①取代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概念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做出的这种创新，可以突出人力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同时也是经济发展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的特性，摆脱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把人力当作物来分析的局限，直面研究创新驱动能力与劳动过程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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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人力财富”的研究可参看（裴小革，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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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前边提到的，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常把人力投资的作用与劳动过程割裂开来。按照这种理论，似乎只要对人力增加了物质投入，创新驱动能力就可以自动扩大。其实，由于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对物质投入使用的不同，人力投资相对大的富裕家庭和大企业也可能造就出低创新驱动能力的人，人力投资相对小的贫困家庭和小企业也可能造就出高创新驱动能力的人。
    创新驱动能力的大小不仅要由人力投资的数量决定，而且要由人们如何使用它们的劳动来决定，包括教育学习实践、劳动工作实践和创新驱动实践。创新驱动实践是劳动者在前人已知的基础上对未知王国的拓进，它与劳动工作实践的不同在于，这种实践必须包括新的发现和发明、新的思想和理念、新的学说与新的技术，要能创造出新型的而不仅仅是常规的使用价值。创新驱动能力是人力财富的高级形式，是人力财富强大与否的最高体现。但创新驱动能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人的教育学习实践、劳动工作实践和创新驱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教育学习实践和劳动工作实践也是创新驱动能力形成的重要基础，但要使创新驱动能力实际发挥作用和不断增长，劳动者还要专门从事创新驱动实践。如果不去从事创新驱动实践，人的创新驱动能力还是无从发挥和无法增长。
    从事创新驱动实践首先必须进行思维创新，所谓思维创新，是突破传统思维习惯与逻辑规则，以新颖思路阐明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思维创新是以学习能力为基础的，学习能力强的人，不仅能获得多方面知识，而且能将各种知识组合为合理的结构。只有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根据问题的性质和相关条件，确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新颖思路与创新性设想，设计可行性方案，使创新思维活动进入创新驱动实践。
    思维创新绝不是单纯的主观思维，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活动。所谓以实践为基础，一是思维的内容、过程来自于实践，二是思维的成果要付诸实践并经得起实践检验，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思维创新，而是胡思乱想。因此，思维创新不仅要求创新驱动者对所思考问题的实践状况比较熟悉，具有一定实践能力，诸如资源转化与整合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合作共事能力等，而且要对所思考问题在实践中的矛盾状况、发展状况有深切关注和把握，具有解决疑难、突破难关、开拓新领域的能力。一个对实践情况不熟悉和缺乏实践能力的人，是无法产生创新思维的。
    思维创新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就是敢于冲破传统常规思维方式，拒绝思维的盲目性与从众性，保持独特的思维个性，为探索、创新冲破思维束缚，打开新的思路。发散性思维是一种多角度、多层面的思维方式，表现为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以整合、灵活的思维特征突破单一、僵化的思维局限，形成与众不同的新见解。如果说创新思维实践是在思维上深化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发现新的本质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创新思维实践要能发挥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增强人的创新驱动能力，就不能只停留在主观层面，还应向行为转化。
    体现在行为上的创新驱动实践，主要是预测决策实践。所谓预测决策实践是指根据事物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客观规律，判断事物的发展趋势，把握时机，规划和利用多种资源实现预期目标。这是一种重要的创新驱动实践，它需要体现对事物发展的预测性，对时机把握的准确性，对资源规律利用的综合性与合理性。预测既是成功的前提，也是创新的前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凡推动事物新发展，开拓发展新领域取得新经验与新成果，必须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对事物发展的趋向和未来目标做出预见，并按照预见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多种条件，才能实现。预测决策的依据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与发展的规律，预测就是审时度势，决策就是科学规划。预测决策绝不是人的凭空想象，绝不可脱离客观和事物的历史发展，因此，创新驱动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从事创新驱动实践。
    由于创新驱动实践是一种对未知领域、未知事物关系的开拓、探索、发现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客观条件的千变万化和主观条件的认识局限，致使其不同于重复劳动、模仿活动、简单操作之处在于，它总是充满阻抗、风险以至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因而，劳动者的创新驱动实践是在曲折、反复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一种非线性过程。它不仅需要劳动者有解决问题、难题的本领，而且要具备创新心理特征。面对创新驱动的畏惧心理，遇到困难的退缩情绪，都不可能有效进行创新驱动实践。在创新驱动实践中，劳动者面对的多种阻抗和困难，可以培养人的敢做敢为心理能力。
    劳动者在创新驱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不确定因素的困扰。如果劳动者因缺乏条件而使创新驱动过程断裂，面临艰难而无法突破等各种风险，创新驱动实践还是会失败。在创新驱动实践中，劳动者主动预料风险而扬长避短，巧于回避风险而另辟途径，学会排解风险而避免损失，善于转化风险而吸取经验，可以增强化解难题的创新驱动能力。在劳动者的创新驱动实践中，难以达到预期结果而遭致失败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种失败，既可能是预测决策的失误所造成，也可能是风险所导致，还可能是创新过程所必须经历的反复、曲折的过程。在创新驱动实践中，劳动者必须经受失败的考验，可以锻炼人的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
    创新驱动过程和创新驱动成果，都具有与以往过程和成果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对于这些新形式和新内容，如何形象、具体、本质地描述出来和表达出来，以便过程的重复和成果的推广，也需要有创新驱动实践。因为原有的概念、范畴、方式难以揭示创新驱动过程和创新驱动成果的本质，伴随创新驱动过程的推进和创新驱动成果的形成，创新的表达方式也应同时确立。否则，劳动者就难以认识、表达、推广自己的创新驱动过程与创新驱动成果。因此，在创新驱动实践中，可以增强人从事创新驱动的多种多样的表达能力。
    四、创新驱动的两种类型
    创新这个概念，最先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他在1912年出版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企业家的创新视为同一物，将创新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执行新组合，称这种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产品或者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验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并不必然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它也可以指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方式；（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未曾进入的市场；（4）掠取或者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实现一种工业上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者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1990，第73—74页）。
    熊彼特的论述表明了企业家的经营型等创新驱动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很值得借鉴的。但他的论述里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就是把创新只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他将其他社会阶层劳动者的作用都等同于物，将除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以外的其他创造性劳动都排斥到创新以外，把创新与劳动割裂开来，无视经营型等创新也是劳动，否定其他类型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是不符合实际的。
    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研究创新驱动问题，在借鉴熊彼特理论的同时，又突破了该理论的束缚，承认创新驱动是一种劳动，认为这种劳动除了有熊彼特讲的企业家的经营型等创新以外，还有很多类型的创新，如科技型创新、产品型创新、服务型创新、战略型创新、管理型创新、文化型创新、制度型创新、组织型创新，等等。鉴于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要素的规模驱动力逐步减弱，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式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急需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本文在这里把创新驱动分为创业型和就业型两种类型，分别对它们做些分析。
    （一）创业型创新驱动
    在现有的文献中，创业型创新驱动大多是作为企业家在商业活动中的某些特征来定义的，如说这种创新驱动具有创新性、可以把握商业机会、组织经营、创造财富与承担风险，而其趋势则是越来越注重其作为商业创业者的一面。这些定义都有某些局限性，因为事实上，创业型创新劳动不仅存在于商业活动中，而且可以在所有行业中找到，如政治、军事、教育、医药、科研、法律、建筑、工程和社会工作等。为了将所有类型的创业型创新驱动包含在内，本文对创业型创新驱动作如下定义：创业型创新驱动是一种开创新事业、新机构、新组织，发现和捕获机会并由此创造出新颖的产品或服务，实现其潜在价值的活动，它必须在满足社会的某种新型需求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财务的、精神的和社会的风险。上述定义强调了创业型创新驱动的基本方面，而与其所处领域无关。
    创业型创新驱动包含一个创造的过程。它要创造出某种能满足人们新型需要的新使用价值事物。这种新使用价值事物必须是有价值的，不仅对创业者本身有价值，而且对其开发的某些目标对象是有价值的。这里的目标对象可因创业者所处行业的不同或其创造事物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当创业者从事的是商务方面的创业的时候，其目标对象就是市场上的购买者，就是企业的客户；当创业者创造的是一个新的网站及相应的功能（新闻提供或搜索引擎）的时候，其目标对象就是大量的网民；当创造的是一门新的课程或甚至是一个新的创业学院的时候，其目标对象就是那些前途无量的学生；当创造的是由非盈利机构提供的某种新的服务的时候，其目标对象就是全体公民。
    创业型创新驱动在经济发展中有多方面的作用，这种作用绝不仅仅局限于提高人均产出与人均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创业型创新驱动还促进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形成，让更多的人来参与经济发展的过程和获得相应的回报。在当代，创业型创新驱动已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力，因为创业型创新驱动不仅可以促进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出现来满足市场需求，而且可以刺激新的投资。这就将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需求方面，新产品和新的服务往往会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从而成为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求因素；在供给方面，新资本的形成将导致新的生产能力，扩大整个经济中新型使用价值的供给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创业者都一定从事创业型创新驱动，大量的新创企业也并不一定都从事创业型创新驱动，这就是为什么总有相当多的新创企业很快就会倒闭的原因。因此，尽管推动自主创业对于产业调整升级和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目前十分注重创业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在鼓励创业的同时还需要鼓励创业企业多做创业型创新驱动以推动科技创新，推动新发明、新产品、新市场、新组织的出现，从而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中国的国情来说，推动个人从事创业型创新驱动对于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就业矛盾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二）就业型创新驱动
    国家的经济发展既需要有人在创业活动中从事创新驱动，也需要有人在就业活动中从事创新驱动。就业型创新劳动，是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从事的创新驱动。为推进经济发展持续健康发展，就业型创新驱动也很值得专门进行研究。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反映了其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状况，就业型创新驱动的有无和强弱决定着经济效能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劳动就业问题又与社会最大、最主要的群体——工薪劳动者及其家庭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到每个工薪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计和生活水平，因而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政权乃至制度的安危。因此，就业型创新驱动问题是一个基本的、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从个人的角度看，就业型创新驱动就是有创新驱动能力的人在社会的某一职业中为自己创新驱动能力的发挥寻找一个位置，由此做出创新驱动并取得自己所需生活资料的活动。从社会的角度看，就业型创新驱动则是社会群体劳动者以职业分工为条件施展创新驱动能力和获取生活资料的活动。就业型创新劳动对个人来说是一种生存成长的必要行为，对社会来说则是一种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业型创新驱动与经济是密切相关的，经济领域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是就业型创新驱动的主要平台，但不可能包括就业型创新驱动的全部。除经济领域所提供的各种职业外，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艺术、医疗、宗教等领域，作为相应的职业，也是就业型创新驱动发挥作用的平台。
    正如并不是所有创业者都能做出创业型创新驱动、并不是创业者每天都能做出创业型创新驱动一样，也并不是所有就业者都能做出就业型创新驱动，并不是就业者每天都能做出就业型创新驱动。就业型创新驱动能否做出及其程度，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归纳起来，影响就业者就业型创新驱动发挥的因素包括就业者个人条件因素、组织状况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等几个方面。
    在经济领域里，劳动者的就业型创新驱动是在各类企业中进行的。这种就业型创新驱动和其他类型创新驱动一样，具有冒险、冲动和不规范的一面，也有与企业其他成员相互配合、以顾客为中心的一面。就业型创新驱动的启动者往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并承受一定的风险。因此，每个企业都需要设计出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以鼓励劳动者做出就业型创新驱动。中国的一句俗话就是“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投桃报李是人之常情，企业对从事就业型创新驱动的就业者给以劳动成果回归性报酬，会极大地激发就业者的创新热情，这对企业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企业自己的长远利益，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通常说企业是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这是企业拟人化的说法，即企业人的说法。这个企业人不管是自然的企业人，或是法人的企业人，都是由多个个人组成的，其中有企业财产的直接所有者也有参与使用这些财产的就业者。实现企业产供销多项创新驱动，以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财富不断增殖，不能只靠企业财产的直接所有者，也要靠参与使用这些财产的就业者。
    企业是市场经济创新驱动的主要组织，以生产物质产品、创造效益为职责。企业作为社会财富的生产者，其对财富的创造是靠在其中就业的劳动者的活劳动去推动的。通常，表现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指标是劳动生产率，即以活劳动量作分母，产出的实物量或价值作分子的比值。可见，企业就业者人力财富多少、就业型创新驱动的有无和强弱决定着活劳动质量，对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就财富的生产过程来说，要取得好的经济绩效，光有企业家的经营型等创新驱动是不够的，企业员工的就业型创新驱动也起着直接的作用。
    企业好比是经济中的“森林”，企业中的员工则是经济中的“树木”，因此，企业应该说是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行为影响着“集合体’的行为。如果企业就业者不愿从事就业型创新驱动，劳动不努力，没有积极性，他们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不协调，那么企业的工作就不会有高效率。各个企业的效率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必然低。差的树木怎么会组成好的森林呢?没有好的森林的国家又如何有众多的栋梁形成财富的大厦?可见，就业型创新驱动通过影响企业的效率，可以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
    五、创新驱动的动力组合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看到，社会各阶层人民都是创新驱动的主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全社会各阶层人民发挥出不同类型的创新驱动，结成动力组合，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共同努力来实现。我国目前的科技进步模式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加工代工型和技术模仿型。在这种科技进步模式下，相当一部分科技进步属于国外创新科技对我国的扩散，创新的源头在国外。我国采用的很多科技成果，是国外已经成熟的科技产品，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不在我们这里，因此至多只能缩短国际差距。要打破这种科技进步模式，充分发挥科技创新驱动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必须有包括构思新发明、创造新成果和用创新的办法推广新成果等方面的不同类型的创新驱动结成动力组合。
    （一）把科技型创新驱动与其他类型创新驱动组合起来
    1.将科技型创新驱动与产品型创新驱动组合起来。驱动经济发展必然需要运用科技创新转变科技进步模式。驱动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科技进步要包括从创新成果构思生产到实际应用的全过程。这意味着驱动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科技进步模式需要不同类型的创新驱动共同发挥作用。科技进步的目标是要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由于我国现阶段科学研究水平的国际差距比科技产业的国际差距小，再加上科学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性比技术的流动性强，因此推动科学和技术创新互动组合，由科技理论创新向科技应用创新转化，需要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不同类型创新驱动在许多不同领域分工合作，共同推动，让科技创新驱动与产品创新驱动相组合。
    只有把科技型创新驱动和产品型创新驱动组合起来，才能满足广大消费者日益升级的需求，才能真正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一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制定科技创新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培育核心科技，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科技型创新驱动，以形成科技型创新驱动与市场回报的良性循环。二是加强企业研发部门或机构建设，健全研发部门与其他部门特别是营销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三是不断引进、培养和留住优秀研发人才，为其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四是加强专利建设，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五是加大科技创新驱动投入和硬件建设，搞好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降低信息成本。
    2.将科技型创新驱动与服务型创新驱动组合起来。服务在本质上说是产品的一种形式，与科技型创新驱动相伴随的产品创新驱动通常也包含着服务型创新驱动。服务型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服务型创新驱动水平已得到长足的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也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制约。所以，要抓住服务业的发展机遇，通过科技型创新驱动与服务型创新驱动的相互促进，加快提高服务型创新发展水平。一是以第一、第二产业的创新水平提升刺激服务型创新驱动的市场需求。只有在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各种创新都比较发达、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和剩余产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刺激服务型创新驱动的市场需求，加速服务型创新驱动的发展。二是以城镇化促进服务型创新驱动水平提升。在多种类型创新驱动城镇化的进程中，当大多数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产生人口集聚效益、为服务型创新驱动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时，服务型创新驱动所创造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才有可能大幅度的上升。三是以服务型创新驱动带动科技型及产品型创新水平提升。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服务型创新被局限在一些经济单位内部，利用率低、很难形成产业。在生产社会化、产品商品化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服务型创新驱动会有较高的发展速度，反过来带动生产进步，促进新兴行业发展。
    （二）将经营型创新驱动与其他类型创新驱动组合起来
    1.将经营型创新驱动与管理型创新驱动组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驱动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经营创新驱动，而且要求经营型创新驱动必须正确地处理国家与企业、企业与用户、企业与职工、企业与企业（尤其是协作单位）以及同行业间、企业的现状与发展（即当前与长远）等关系。因此，经营型创新驱动必须与其他创新驱动结成动力组合。经营型创新驱动大多需要团队合作，所以与管理型创新驱动联系紧密。管理型创新驱动是企业最重要的创新驱动之一，运用这种创新驱动可以不断调整管理思路、管理模式、管理制度、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等，以适应经营型创新的需要。发挥管理型创新驱动的作用，核心的是运用激励和约束人的管理制度创新驱动和管理方式创新驱动，综合地达到激励人、约束人、协调人的目的，灵活及时地化解企业前进中的困难。管理型创新驱动要顺应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和现实要求，不断拓展管理内涵（从成本产出管理到人本管理、客户管理、决策管理、战略管理等），创新管理模式，完善管理制度，促进管理方法的科学化，充分利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如办公设备自动化、信息设备和网络等）及柔性化管理（文化管理、参与式管理等）。
    2.将经营型创新驱动与文化型创新驱动组合起来。文化型创新驱动可以激发人、约束人、凝聚人、协调人。企业竞争发展到最后就是文化竞争。每个企业都可以运用文化型创新驱动根据自己的特点，塑造独特的企业文化。我国的许多企业已认识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正在运用文化型创新塑造自己的独特企业文化，但也有许多企业总认为文化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靠不住，不如资金、技术、资源等来得实在。因此，运用文化型创新驱动企业文化发展仍是很多企业的当务之急。
    3.将经营型创新驱动与制度型创新驱动组合起来。制度型创新驱动可以根据国家或企业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需要，不断改革过时的制度，形成适应新要求的制度。对于企业来说，制度型创新驱动可以弥补文化型创新驱动的不足，调动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提高竞争力。制度型创新驱动决不是某一类企业的专利，而是所有企业都要面对的长期任务，因为各类企业都存在产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技术的不断进步等，也要求企业制度不断做出适应性调整。我国有许多企业已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等的适应性调整远未结束，制度型创新驱动仍大有作为。
    （三）将创业型创新驱动与其他类型创新驱动组合起来
    1.将创业型创新驱动与战略型创新驱动组合起来。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创业型创新驱动在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放松规制、劳动力供给、需求多样性，以及由此引起的高度不确定性的推动，使得产业结构有从高集中度向低集中度方向变迁的趋势，大多数西方国家创业率上升，中国也是全球创业型创新劳动高活跃地区，创业型创新驱动日益成为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力的源泉。为了充分发挥创业型创新驱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创业型创新驱动也必须与其他创新驱动组合起来。
    就创业型创新驱动与战略型创新驱动的关系来看，战略决定企业发展的大方向和路径，比“细节决定成败”更重要的是“战略决定成败”，因为只有方向正确，细节才有意义。很多企业对战略不可谓不重视，但主要重视的是一次性制定战略，战略文本制定出来后大多放在抽屉里，想起来时才用用其中的部分内容。实际上，战略制定、战略选择、战略实施和战略督导等都有很多需要创新的内容。所以把创业型创新驱动与战略型创新驱动组合起来，不仅可以制定出好的战略来，而且能够提高战略的应用价值和实施效率，是其他类型创新驱动作用有效发挥的前提。
    2.将创业型创新驱动与组织型创新驱动组合起来。创业型创新驱动在进行战略创新同时还要进行组织创新驱动。组织创新驱动是指企业根据业务发展、技术进步和提升竞争力的需要，对企业的组织机构、组织结构和组织流程等进行创造性的适应性调整。运用创业型创新驱动进行组织创新可以促进专业化分工，使企业内部成员各得其所，调动其积极性；可以减少和优化流程，降低企业内部协调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这种创业型创新驱动与组织型创新驱动的结合，又用对工作岗位的创造和改善，为就业型创新驱动的发挥提供了必要条件。
    3.将创业型创新驱动与就业型创新驱动组合起来。劳动者的就业型创新驱动基本是在其合适的岗位上实现的，因为岗位决定社会中的分工定位，决定了个人发挥能量的舞台，决定了其利用资源和整合资源的范围。如果创业型创新驱动为劳动者提供了合适的就业岗位，就业者在适合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能力开展就业型创新驱动，创业型创新驱动和就业型创新驱动就会产生相互促进的效果，发挥比单一型创新驱动更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能够在创业活动和就业活动中提高劳动者素质。而驱动经济发展，正需要不断提高各阶层劳动人民的素质。通过自己努力做出创业型创新驱动和就业型创新驱动的人，本身并没有素质高低的差别，只是各类创新驱动所凭借的素质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合理配置并综合合理运用各种素质开展各类创新驱动，使不同创新驱动相辅相成、互相支撑，则有望组成更大的创新驱动合力。
    六、结  论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观察历史和现实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是以物质财富的存在和增长为基础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广大劳动者必然构成一个社会人民群众的主体，他们的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马克思，中译本，1979，下册，第116页），他们这种劳动在直接创造了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一切创新驱动得以进行创造了条件。人类经济社会的一切发展，都是劳动者用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改造自然创造的。从最原始的石器到现代最先进的计算机，都是劳动者在积累了无数生产经验的基础上用创新驱动发明的。以创新驱动为首要因素的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根源。物本身有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新财富，如种子、阳光、雨露、空气和土壤有时可以自然长出一些野生的新禾苗，但无法为经济发展长出新的科学技术。创新驱动是科学技术这类真正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财富的唯一积极源泉。
    劳动者的创新驱动能力并不只取决于对人力的物质投资，主要是在劳动者的劳动和创新驱动中取得和发展的，是劳动者在劳动和创新驱动中使自己的潜能与社会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的社会化的结果。要想使从事创新驱动的劳动者大批涌现，就必须有一个能够促使、鼓励人人勇于创新驱动、乐于创新驱动的社会机制。人在怠惰的状态下不可能去从事创新驱动，不可能增强创新驱动能力，不可能确立创新驱动意识。正像经常的体育锻炼使人身体强健、灵敏和坚韧一样，只有经常的心理锻炼、思维训练才能使人的心理素质、智能素质得到发展，“用进废退”。创新驱动能力是在反复的创造性的思维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只有在适合其形成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更好地发展。
    为避免经济社会的停滞，每一代劳动者都必须在上一代劳动者留下来的生产方式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从事创新驱动，改变常规劳动的运行轨道，带动生产力的更大发展。这种创新驱动或者是提出了科技的新原理、新方法；或者是生产了能满足人类新需要的新产品、新服务；或者是制定了制度的新规则、新法律；或者是开辟了发展的新领域、新途径；或者是创办了协作的新企业、新组织；或者是做出了研究的新发现、新发明；或者是创造了更有效率的新工具、新手段。这种艰苦创新驱动的成果，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地提高劳动效率，增强人类驾驭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表明，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不是简单地重复上一代的生活，而是在上代人留下的生产方式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除了从事常规劳动以外，还要进行创新驱动，并且不断用创新驱动生产的自动化工具替代常规劳动，在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使人本身改造自然的能力即“人力财富”也同时得到发展。常规劳动和创新驱动之间具有互补关系，没有常规劳动，创新驱动无以立足；没有创新驱动，常规劳动就不会得到改造和提高，就没有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创新驱动和常规劳动的结合和不断积累，是经济发展的能动主体动力，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经济社会发展都是由此产生和由此壮大的。
    参考文献
    陈筠泉、殷登祥，2001：《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人民出版社。
    何荣天，2000：《产业技术进步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胡深，2000：《素质论——深思主体自身之谜》，华艺出版社。
    江苏省科委，1996：《“中国21世纪议程”与可持续发展培训教材》，江苏省科委社会发展处。
    冷溶，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经济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建平、李建建、黄茂兴，2008：《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铁映，2000：《劳动价值论问题读书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志能、郁义鸿、罗伯特·D·希斯瑞克，2000：《创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刘国光，2005：《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第10期。
    吕薇，2009：《中国特色创新之路：政策与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1972：《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1975：《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裴小革，2009：《财富的道路——科学发展观的财富基础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裴小革，2015：《论创新劳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驱动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施恩，1992：《职业的有效管理》，仇海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世界银行环境局，1998：《扩展衡量财富的手段——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中译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王伟光，2003：《创新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吴易风，200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习近平，2015：《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华网http：//news.sina.com.cn/c/sz/2015－11－24/doc－ifxkwuwx0327635.shtml。
    熊彼特，1990：《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
    亚当·斯密，1972：《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杨圣明，200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叶南客，1998：《中国人的现代化》，南京出版社。
    于光远、董辅礽，1997：《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
    Aghion，P.，and P.W.Howitt，1991，Endogenous Growth Theory，Cambridge，MA：MIT Press.
    Almeida，P.，and A.Phene，2004，“Subsidiaries and Knowledge Cre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MNC and Host Country on Innov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5，847—864.
    Ambler，S.，and E.Cardia，1998，“The Cyclical Behaviour of Wages and Profits under Imperfect Competition”，Canadian J.Econ.31，148—64.
    Axarloglou，K.，2003，“The Cyclicalilty of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s”，J.Bus.76，29—48.
    Basu，S.，J.G.Fernald，and M.S.Kimball，2006，“Are Technology' Improvements Contractionary?”，A.E.R.96，1418—48.
    Bellofiore，Riccardo，1998，Marxian Economics：A Reappraisal，Macmillan Press Ltd.
    Benassy，J.P.，1996，“Monopotilistic Competition，Increasing Returns to Specialization and Output Persistence”，Econ.Letters.52，187—91.
    Bergin，P.R.，and G.Corsetti，2008，“The Extensive Margin and Monetary Policy”，J.MonetaryEcon.55，2008，1222—37.
    Bosetti，Valentna，Reyer Gerlagh，and Stefan P.Schleicher，2009，Model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rainsitions To A Sustainable Future，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Bowles，S.，and H.Ginitis，1981，“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2（winter），1—27.
    Broda，C.，and D.E.Weinstein，2010，“Produet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Evidence and Price Implications”，A.E.R.100，691—723.
    Callari，A.，and Ruccio，D.F.，1996，Postmodern Mater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t Theory，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Corsetti，G.P.，and P.Pesenti，2007，“Productivity Spillovers，Terms of Trade and the‘Home Market Effect’”，J.Internal.Econ.73，99—127.
    Dos Santos Ferreira，R.，and F.Dufourt，2006，“Free Entry and Business Cycl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imal Spirits”，J.Monetary Econ.53，311—54.
    Fan，P.，2006，”Cathching up Through Develop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Evidence from China's Teledom-equipment Industry”，Technovation，26，359—368.
    Freeman，C.，1982，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2nded.），Canbridge：MIT Press.
    Gamble，Andrew，David Marsh，and Tony Tant，1999，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Macmillan Press Ltd.
    Grossman，G.M.，and E.Helpman，1991，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Cambridge，MA：MIT Press.
    Harabi，N.，1995，“Appropriability of Technical Innnovations：An Empirical Analysis”，Research Policy，24（2），981—992.
    Hunt，E.K.，1992，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New York：Harper-Collins.
    Persson，T.，and G.Tabellini，2000，Political Economics：Explaining Economic Policy，The MIT Press.
    Poter，Michael E.，1990，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The Macmillan Press Ltd.，London.
    Uchida，Hiroshi，ed.，2006，Marx for the 21st Century，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London and New York.
    Walker，David M.，2001，Marx，Methodology and Science，Ashigate Publishing Limited.
    On Innovation Driving
    ———A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Pei Xiaoge
    （Institute of Economics，CASS）
    Abstra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western economics is that the former is more inclusive and the latter is more limitative. Basing the innovation driving theory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can absorb all beneficial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economics to be adopted by us，reveal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and study adequately the non-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The innovation driving force is determined not only by the amount of human investment，but also by how labor works，including practice of education，learning，working and innovation. While encouraging entrepreneurship，it is necessary to encourage the new start-up enterprise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o promote the emergence of new inventions，new products，new markets and new organizations，and thu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depends on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innovation. It will greatly stimulate employees' enthusiasm of innovation that an enterprise remunerates employees who engage in innovation，which will be helpful for improvement of entrepreneurial and social productivity，and also for entrepreneurial own long-term interests. The people from all social strata are subjects of innovation driving，whose combined efforts and powers are what economic sustained and sound development should depend on.
    Key Word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novation Dri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Capability Source; Motive Power Comb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