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儒商漫议

    近几年来，在媒体和日常生活中，我们时不时可以接触到一个词――儒商。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以及怎样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可能不容易考证。但其重新 出现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却很耐人寻味。之所以说儒商一词是重新出现，是因为这个词并非产生于现代，在社会巨变的近代中国，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 初的中国社会，在外敌入侵、外资泛滥，中国遭受列强欺凌，面临瓜分豆剖危机之时，有部分社会精英为求救国救民，投身实业，下海经商，与外资列强展开商战， 从而产生了一代儒商。“儒”在中国社会向指读书人，儒商一词，顾名思义，是由儒而商，也就是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追求科举功名的儒士下海经商 办实业。在几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学是正统的上层建筑，重农抑商是传统的治国之策。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中，社会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 儒商的出现，标志着社会排序的重新组合，四民之首的“士”与排序之末的“商”开始结合，不仅对传统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排序是一个强大冲击，而且由于他们的出 现和努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自此留下了不少可圈可点的事迹。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以后，下海经商一时成为热潮，也许是借用，也许是回归，儒商一词也随之重新出现并呈逐步扩大的趋势。据笔者观察，当今自称或被称为儒商的，大体 可分为以下三类人：其一、读书人下海经商办实业。尤其是近年民营高科技企业中，不乏具有高学历的经商人，有些还具有洋博士洋硕士的学历。或许是中国传统的 惯性作用，社会上往往将这些人称为儒商。二是在假冒盛行劣货泛滥时保持一定商业道德，讲究信用，“不太黑”的人。三是附庸风雅，希望别人把自己与“奸 商”、“无商不奸”区别开来从而自称儒商的人。但无论如何，儒商这个词在今天显然是要给人留下虽是经商，但却儒雅、层次较高，与传统商人拉开档次的印象。 在这里，新时期出现的儒商被赋与了一种有知识、有文化，成为有一定品位的商人形象的代名词，带有褒义的意味。自称的人不必说，就是被称为儒商的人，对此称 呼似乎也很受用。这一点，与近代的旧式儒商有很大的不同。
     晚清南通张謇，1894年中状元，声名如日中天，但其目睹朝政腐败和列强环伺， 毅然放弃仕途，返回故里，把一生献给实业、教育和其它革新事业。他历经艰辛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办起了几十个企业，成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农工商企业集 团。他还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师范学校、第一家纺织学校，第一家博物馆……。实业和教育，是张謇毕生努力的两大目标，他认为“父教育而母实业”，“教育为实业 之母”，二者不可偏废。他的目标并非仅仅是经商，而是要实现“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张謇的努力，使南通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近代中国，我们 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并且对全国产生这么深刻的影响”。他的一生正如胡适所言，是“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 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张謇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状元实业家，一代儒商的代表。但在今人看来矛盾的是，当他已经走进企业家门槛的 时候，他仍然“言商仍向儒”，把自己看成是儒而不是商，也可以说，在儒商这个词中他的重心仍然偏在“儒”字上，显然，与当今的儒商重心偏重在“商”字上是 不同的。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新旧两代儒商最大的不同点。
    也许是儒家经世致用学说的影响，也许是时代环境使然，近代儒商与今天的儒商相比，给人留下 的印象是社会责任感更强，人生哲理意识更浓。鸦片战争之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传统爱国主义，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救亡图存”、“富民强 国”、“立国自强”，而与列强展开商战的一代儒商，更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亲身实践，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开疆拓土，脚踏实地的走在时代潮流的前 面。
     张謇曾对人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 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因此，他把自己创办的企业命名为“大生”，“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涵义”。“而现在要扩充盐垦，亦不 离此宗旨。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而在这方面，当今的儒商们很少给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可能是我们听到的最有品位的境界表述了。或许，这是儒商一词偏重于“商”的缘故？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 曾提出过著名的需要理论，认为人除了生理、安全、归属等低层次的需要外，还需要有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高级需要。在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要求方面，新旧儒商们应 该都是相通的，只是在价值观和实现的手段方面不尽相同而已。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如“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关心国计民 生的经世致用思想，讲究个人操守的道德自律，以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等方面，不仅对于新旧儒商，就是对于我们，也都是应该追求的价值 观，这一点，相信在今天，更有其迫切需要的理由。
     前些年，尤其是在亚洲经济腾飞，四小龙活跃的时期，某些论者把儒学看成是亚洲地区经济起 飞的重要因素和原动力之一。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相反的论调也曾出现过，对于这种重大的论题，对于儒学的是非功过短期内看来是不容易得到统一的答案 的。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当儒商一词在社会上重新出现，受到重视，逐渐代表一种品位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儒商的“儒”字的儒学色彩淡化，把儒商泛解为有文 化素养，有人文关怀，有高尚情操，有伟大抱负的实业家，则当今这种儒商还是太少，急需提倡。
     张謇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话很平实，但其蕴含的人生哲理，却是很值得品味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