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

    内容提要：本文系笔者近年来倡导并获准立项的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析的重要个案。②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  -  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③  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④，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⑤此后著述逐渐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⑥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⑦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言”提到1920年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⑧已是进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和小岛祐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流的一条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⑨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论文发表，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⑩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11)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12)。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13)  需要指出，当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14)  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文革”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及其经济思想》（《民主宪政》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文革”，但学科建设与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著作，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迺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敏主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15)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16)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特色与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笔者欢迎有志者交流切磋或报考，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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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等。
    ③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④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⑤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⑥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⑦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⑧《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⑨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⑩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赵序》、《李序》。
    (11)同上书，第362页。
    (12)《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13)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14)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15)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16)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