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发展

       ——学习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精神的一点体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哲学社会科学既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成果，也是继续这种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的工具。政治经济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发展。党中央有关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为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不仅要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贡献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且应当有意识地承担起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历史任务。
     在如何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问题上，目前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就是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创新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和中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观点没有看到，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出于政治原因，抛弃了用以揭示人类财富增长动力根源的劳动价值论，将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要素，撇开了最广大人民群众人的特性和历史，它对财富研究的局限性是比较大的，相反，在研究我国现实经济问题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西方主流经济学广阔得多的理论框架。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现代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争取独立、富强、民主、平等、自由和解放的过程中，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了市场经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成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奠定了良好的条件。党中央有关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正是根据这些经验和成果提出的，笔者认为为贯彻这个意见，在创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发展中，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冲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束缚，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不断成长。
     一、不仅要研究人与物的关系，而且要研究人与人的关系
        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接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参阅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第20页)，把经济学局限于主要分析人们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要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为此，他们在基础理论研究中，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建立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用于只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建立了均衡价格价值理论，用于只研究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都是有用的学说，完全可以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适当位置上加以发展，但它们都无法取代劳动价值论对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研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里，它们只是效用理论和价格理论，而不是价值理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一种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增长，就是无法用边际效用论来解释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人民对财富的需求确实有了很大的增加，从8亿人增加到了现在的13亿人，人口增加后如果供给不变，那么人均财富将减少，东西将更为稀缺。这种稀缺只能使人们运用边际效用论解释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的价值比以前大了，但不能解释客观的使用价值为什么比以前大，因为它不去研究财富的供给。也就是说，它只能解释同样大的一张馅饼为什么人们对它的评价更高了，但不能解释一张馅饼如何可以做得更大，或如何可以使一张馅饼变成两张馅饼。
     边际效用论作为价值论的另一个缺陷是，撇开交换关系谈论商品的价值，没有说明在存在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制，人们都是为他人、为社会而生产的情况下，商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实事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生产者个人对它的产品评价如何高，都不可能得到其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只能自我陶醉、自我欣赏。他生产的只能是一种有用物，而不是一种有经济学意义价值的物。有人试图用边际效用来解释价值，用有用性加上稀缺性来说明价值，从而取消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别，解决水用处很大却没有多少价值，钻石很没用却有很大价值的所谓“斯密悖论”。但实际上这个悖论仍然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交换关系，一件商品无论多么有用、多么稀缺，都不能说它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不进入买卖的钻石仍然是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价值。
     把把脱离交换的效用说成价值的第三个问题是，使商品价值失去了可比较性。有人说，效用是抽象的使用价值，客观的使用价值无法比较，抽象的效用却是可以比较的。但实际上这种效用离开交换也无法比较，一本专业书给一个学者带来的满足与一个门外汉完全不同；一件棉被给一个有棉被的人和无棉被的人感觉也很不一样。和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一样，效用离开了交换也是不可比较的。那样的话，既没法计算它们的生产成本，也没法计算它们的价值。最多只能统计它们的实物量。但如果真要计算这种实物量的话，一个国家也就只好用所有的人力物力去做统计而没有人搞生产了，到头来也就用不着去统计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财富的价值不可能离开交换价值，不是可以离开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独立存在的物的自然属性，也不是个人的主观评价属性。恰恰是可以交换的社会属性，使它们有了可以比较和加总的价值，成为得到社会公认和普遍享用的财富。
     均衡价格论，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论。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中译本，第40页)。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没有劳动价值论的价格理论。它为研究价格在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及供求对价格波动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起点。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承认商品具有二重性，因为他们承认效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承认商品使用价值的存在，他们承认价格或交换价值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承认物之间的使用价值相互社会联系存在。只不过他们不承认这种交换价值是人的劳动创造的，而把它说成是将人和物混为一谈的生产成本“供给”的。这种将财富笼统说成是“供给”产生的说法，虽然可以适用于土地这样的非劳动产品商品，对于商品财富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商品而言，显然没有揭示其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开始，提出了具体劳动、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简单劳动、复杂劳动、价值、使用价值等一系列基本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创立了他的劳动价值论。《资本论》实际上做了商品和非商品的区分、劳动产品商品和非劳动产品商品的区分，主要对劳动产品商品进行了研究，但非劳动产品商品和非商品财富在《资本论》的体系里也有它们的位置，只不过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对它们进行展开研究。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除了承认商品财富具有使用价值、其价格或交换价值是在市场上通常由供求关系决定以外，还承认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价值则是交换价值的本质和内容，是由生产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其中交换价值一词，是一个马克思理论和西方主流理论都能接受的概念。
     在马克思的理论里，价值必须表现为交换价值，但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价值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西方主流理论承认价值离不开交换价值，但只把价值定义为交换价值即均衡价格或平均价格，所以交换价值在这种理论里有地位，但价值一词在西方主流理论里没有独立的地位。例如，马歇尔说：“一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在任何地点和时间用另一物来表现的，就是在那时那地能够得到的、并能与第一样东西交换的第二样东西的数量。”(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第81页)马克思的理论里有西方主流理论里的交换价值概念，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里却没有马克思理论里的价值概念，所以马克思的商品财富理论是比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商品财富理论更高级、更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十分需要我们结合现实去创新发展。
     由于对国民经济中各种商品价格的核算，需要统计整个国家各个产业的商品和劳务价值，不仅要统计劳动产品商品的价格，还要统计非劳动产品商品的价格；不仅要统计物质商品的价格，还要统计劳务商品的价格，所以，国际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显然是一个比前苏联首创的物质平衡表体系MPS(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更可以比较完整地统计整个国家商品价格的体系。
     于是，有些经济学家从苏东国家解体以后，我国和世界各国都不再采用MPS体系，推论说这证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无用的，只有均衡价格论才能解释SNA体系。其实劳动价值论讲的价值，并不是社会表面上的价格，而只是作为人类商品财富主体的劳动产品商品交换价值或价格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和内容。劳动价值论的任务，是从市场表面显现的种种价格形式中，揭示出劳动产品商品价格形式的社会经济关系内容，而并不是要去囊括所有交换价值或价格形式。
    我们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除对物质劳动产品商品价格进行统计以外，加进对劳务商品价格的统计，加进对非劳动产品商品价格的统计，并没有否定劳动价值论，而是对劳动价值内容的扩展（从物质商品价值扩展到劳务商品价值），和对交换价值（价格）形式研究的扩展（从物质劳动产品商品价格扩展到劳务商品价格和非劳动产品商品价格）。
     加进对劳务价格的计算、对非劳动产品商品价格计算以后，劳动价值论所阐明的，在劳动者和不劳动者相比较的意义上，而不是人和物相比较的意义上，人类财富都是由劳动者而不是由不劳动者创造的道理依然成立。劳务商品的价值是劳动者创造的。非劳动产品商品可以有价格，但如果它的所有者对它的产生和运用没有花费劳动的话，它仍然没有价值，即它的所有者对社会、对生产没有贡献。
     如果它的所有者不和别人发生关系，自己也不劳动，他就是在坐吃山空或守株待兔式地靠他的非劳动产品商品生活。如果它的所有者出租或到银行储蓄他的非劳动产品商品，那就表明他对社会和他人有一定的非劳动产品商品原有交换价值的贡献和劳动贡献，理应得到与他的这种贡献相当的回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非劳动产品商品的交换价值既然不是劳动带来的，就不能把它看成是劳动的成果，理应根据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则和伦理原则做特殊调节。例如，对于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占有，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征收土地税或资源占用税，或规定私人对它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宣布一切自然资源都归国家所有，用以抑制食利者阶层过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在《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劳动价值论去揭示社会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根源，既可以为社会各阶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准确定位，又可以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理论的一切成果为我所用，在一个开放的体系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不仅要研究抽象的经济人，而且要研究我国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人及其行为规律
     正如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马歇尔所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第23页)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包含有对人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但是，它的这种研究，大都是建立在人都是超时代、超历史、超社会的具有理性利己心的“经济人”的假说基础之上的。法国经济学家阿布尔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基本特点归纳如下：
     （1）“经济人”的行动只受个人利益的驱使；
     （2）“经济人”只服从理性，他不会想入非非和心血来潮，他只想以最小的牺牲来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
     （3）“经济人”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笼统的人，是具有完全信息的人；
     （4）“经济人”没有历史，只有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
     （5）“经济人”完全是孤立的和自由的，他独立于任何其他人，可以说是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孙；
     （6）“经济人”有三大主要哲学来源：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感觉主义。(保罗·阿尔布：《经济心理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03－105页。)
     应该承认，这种经济人假说，在人的诸多心理特征中，抽象出了利己和理性这两个主要特征，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来说，有一定的适用性。采取这一假说，可以方便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建立经济模型和运用数学推导，以一种形式化的方式促进经济学的教学和传播。
     但是，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使用经济人假说只是一种方法，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有上面提到的优点，但也有缺点。因为这个假设已经使“经济人”变成了一种与人的复杂性和历史性无关的“机器人”。在这个机器人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证明也许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对我国现实的解释却在很多场合难以令人信服。把大款和农民工假定为一样，把企业家和科学家假定为一样，把商人和艺术家假定为一样，把老板和雇员假定为一样，把官员和平民假定为一样，怎么能准确描述和解释各种与人相关的经济问题呢？
     与上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不同，马克思主张研究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人，他在《资本论》中研究的人，都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他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12页)我们也可以运用这种方法，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同处境和要求。
     根据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实际，这里仅将劳动者区分为财富追求型的、财富与事业并重追求型的、事业追求型的和安于现状型的四种，分别对他们的不同处境和要求及发挥他们积极性的途径做些探讨。
     （一）财富追求型的劳动者
     财富追求型的劳动者以追求财富的增殖为最大乐趣，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事业爱好，只要是能赚钱的工作，他们都乐于从事。我国大多数劳动者也许都可以归入此类。正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正因为如此，要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使他们有营利的机会，特别是要使他们有通过劳动享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机会。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几乎没有失业率，但为什么人们创造的财富却远没有现在多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劳动者多劳不能多得。既然多劳不能多得，于是很多人宁肯闲着，也尽量少干活，出工不出力成为普遍现象，“生之者少，食之者众”，财富怎么会不贫乏呢？改革开放以后，广大劳动者有了自己的营利机会，干和不干不一样了，干多和干少不一样了，于是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也有了巨大的进步，真可谓“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要研究如何生产财富和发展经济，必须研究如何能使广大人民群众致富，增加人民的致富途径。
     （二）财富与事业并重追求型劳动者
     财富与事业并重追求型劳动者，热爱的事业和对财富的追求可以形成高度统一，他们可以在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的同时，实现对财富的追求。与商业盈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家、可以借助市场致富的电影明星和畅销书作家等等，都属于这类劳动者。在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的时期，这类劳动者对事业和财富追求的积极性都受到很大的压抑，发挥不出自己本来可以发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也是中国经济过去发展不够快的一个原因。
     这类劳动者中，很多都属于特别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或有能力从事资本积累的人，他们的创业或事业发展，往往可以带动许多的就业和许多人的事业发展。遏制了他们对财富和事业的追求，就会同时遏制很多人的就业机会和事业发展机会。兴旺发达的企业可以为成千上万个劳动者提供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好的导演可以带动整个剧组人员的创造热情，畅销的巨著也可以带来印刷出版事业的繁荣。正像军队没有好的军官不行一样，在市场经济中不能没有好的财富与事业并重追求型劳动者，他们是市场经济商海中的领航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必须研究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
     （三）事业追求型劳动者
     事业追求型劳动者，把金钱财富看得很轻，把自己热爱的事业看得很重，他们从事的职业往往是与直接获取金钱财富无关的，但他们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宁愿牺牲金钱财富，投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家、从事各种非营利性事业的工作者、为他人利益可以牺牲自己利益的战士中，很多人属于这种劳动者。表面上看，这类劳动者不依赖于市场，但实际上，他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存在。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们的职业都是按计划指派的，人们只有靠巧合才能从事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工作，包括事业追求型劳动者在内的很多劳动者，只能从事自己不感兴趣或非己所长的工作，于是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受到很大压抑。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使人们有了多样的工作选择和广阔发展空间，事业追求型劳动者从事自己热爱事业工作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他们通过市场虽然没有选择挣钱最多的职业，但却选择了自己最愿意从事的职业。为了事业，他们可以不计成本、不计得失，废寝忘食，乐此不疲，所以他们大多是各种从事非营利性事业人群中的佼佼者。但是，由于他们工作起来不计成本、不计得失，常常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家境贫寒，疾病缠身，有的甚至英年早逝。曹雪芹写了《红楼梦》，但自从早年家道中落后一直忍受贫穷，死后连殡葬费都没有，还是靠了别人施舍才草草下葬的。马克思写了《资本论》，但也一直处在十分贫穷的状态，自己和好几个家人都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的。可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穷人并不一定是懒人或贡献小的人。由于很多人的劳动贡献市场不能给予准确评价，其他机制也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如几年或几十年）内给予准确评价，人们的劳动贡献不能以他们的富裕程度来衡量。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研究如何发展和完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和扶植事业追求型劳动者的特殊机制。
     （四）安于现状型劳动者
     安于现状型劳动者，没有什么事业追求，也没有进一步的致富愿望，他们中有富人也有穷人，只愿做常规的工作，不愿意创新发展。一些小富即安的知足者，一些不愿意依靠自己力量改变命运的贫困户，就属于这类劳动者。计划经济时期，这类劳动者较多，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环境的变化这类劳动者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了。这类劳动者的存在，虽然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方面，但只要有足够多的前三类劳动者存在，他们也并不一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相反，在市场经济中，总有一些常规工作需要有人去做，让安于现状型劳动者做这些常规工作，正好可以和前三类劳动者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需要发展，但中国的社会也需要稳定。安于现状型劳动者是社会的稳定器，他们的存在可以促使前三类劳动者在对发展的追求中，顾及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既得利益，在保持和扩大人民的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去求发展。我国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论断是正确的。不考虑和不保护安于现状型劳动者的既得利益的某些革命运动，如前苏东国家“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等，不但不是推动社会和经济走向前进，反而是把它们拉向后退，是很不可取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应该阐明鼓励创新发展的道理，又应该讲容忍安于现状的道理。改变现状如果不如现状就不是发展。安于现状的守成劳动虽然不是创新，但也不是倒退，所以社会理应允许存在。
     三、不仅要研究企业家的经营创新劳动，而且要研究社会其他阶层人民的各种创新劳动
     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虽然把广大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等同于物，但并没有把企业家等同于物，认为企业家是可以组织和运用各种生产要素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在西方经济学界，从理论上系统论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活动的，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
     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企业家的创新视为同一物，将创新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执行新组合的经营创新，称这种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产品或者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验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并不必然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它也可以指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方式；（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未曾进入的市场；（4）掠取或者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实现一种工业上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者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第73－74页)。
     熊彼特的这种论述表明了企业家的经营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很值得借鉴的。但他的论述里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就是把创新只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他将其他社会阶层劳动者的作用都等同于物，将除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以外的其他创造性劳动都排斥到创新以外，把创新与劳动对立起来，否定经营创新也是一种劳动，否定其他创新劳动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借鉴熊彼特的理论的同时，应该突破该理论的束缚，承认创新也是一种劳动，承认社会其他阶层的人也具有创新能力，承认社会其他阶层的人的创新劳动对经济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把创新定义为，一切能够创造出满足人们新需要的新型使用价值的劳动。这种劳动除了有熊彼特讲的企业家的经营创新以外，还有很多类型，如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等等。为发展我国的经济，这些创新劳动也很值得专门进行研究。
     （一）技术创新劳动
     就生产过程来说，要取得好的经济绩效，光有企业家的经营创新劳动是很不够的，工人的技术创新劳动也起着直接的作用。这一点在18世纪瓦特和博尔顿精诚合作，共同促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的事例里可以生动地反映出来。
     17世纪末期，由托马斯·纽科曼发明的发动机已经投入商业使用，在英国的矿井里用来抽水。这种发动机就像20世纪50、60年代的巨型计算机一样，笨重、效率低下而且价格昂贵。在1780年前，蒸汽机的使用还非常罕见。瓦特在当时是格拉斯哥一名极有天赋的数学家，只是在一家小企业做一名维修工。就像亨利·福特原来是修车的、比尔·盖茨原来是计算机技师一样，瓦特并不是世袭的企业家，在那家小企业他和合伙人约翰·克雷格整日以维修机器谋生，收入仅为每年600英镑。
     约在1763年或1764年，瓦特维修了一个纽科曼的发动机。他立刻被这种能量转换效率低下的机器里的活塞吸引住了。很多能量就是在这里被浪费掉了。瓦特构思出了一种装有密封活塞的效率更高的发动机。如果将发动机放在另一个机壳内，那它的能量损失将会更少也就更有经济价值而且操作更加简便。就像个人电脑一样，它应该是有商业价值并且宜于操作的。然而瓦特那时最需要的是资金和市场，于是他找到了企业家博尔顿。
     博尔顿恰好为他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在1759年接手一个五金店后，这个伯明翰企业家很快将它发展成伦敦最有声望的公司。博尔顿组织生产机箱、铰链等一些机器，每年的收入约为3万英镑，他的水力车床和工具是当时最先进的。博尔顿所拥有的那样规模的企业急需新的工业生产技术。瓦特的新发动机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1774年，博尔顿和瓦特合伙，他购买了瓦特发动机一半的专利权，在他的工厂里竖立起一台蒸汽机。很快，矿井开发商都求助于博尔顿和瓦特，希望他们开发一种经济实用、高效率的蒸汽机，可以投入实际的商业使用。这种情形就像20世纪80年代，一些小企业寄希望于微软公司和  IBM  公司能够开发有商业价值的软件一样。为了使蒸汽机的工业生产有更大的利润，他们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获得了对蒸汽机生产的长期垄断权。这种企业合伙经营方式和刚开始起步的微软公司及  IBM公司并无二致。博尔顿负责经营创新，承担瓦特的科研经费；瓦特则负责技术创新，继续更新他的发动机。1782年瓦特发明了转缸式发动机，并被广泛地运用于铁路、汽船和工厂达一个世纪之久。
     这种将革命性的科学技术和敏锐的商业眼光连接在一起的结合，不论在当时还是当今都是经济发展缺一不可的共同源泉。当时瓦特和博尔顿联手发明的几十种发动机为将蒸汽动力带入广泛的商业使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还带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和产业革命在英国的率先发生。而在今天，微软等计算机公司将计算机新技术与商业眼光结合，也在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美国新经济时代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来临。
     这类事例表明，不仅很多从事经营劳动的企业家，而且很多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也具有创新能力，他们技术创新能力的发挥，也对企业的创新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有重要影响。应当承认，现在一些先进的机器通过自动化的程序，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只需要工人做一些程式化的事情去操作，这种工作对创新劳动要求不高，就像竞争不激烈的环境对企业家的经营创新劳动要求不高一样。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的现时代，只依靠这类无创新的劳动，企业是不可能长期存活和发展的。新时代要求不仅是企业家的经营劳动，而且是工人的生产劳动，都必须含有越来越多的创新因素。
     工人的技术创新劳动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很大，而且又十分复杂的活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把国内外现有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结起来，可以形成以下几个要点：（l）它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始、演进和开发；（2）它是科技成果首次商业化应用；（3）它包括发明构思、产品设计、试制生产和商业应用等所有环节；（4）它泛指自新思路的形成，到向市场推出适销产品的整个过程；（5）它以新的技术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并获得最大的企业利润；（6）它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或者是对企业、产业的生产函数作出某种改变。我们认为，它的基本含义应是其中的第一点，其他几点作为这一定义的外延也未尝不可。
     （二）文化创新劳动
     我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创新发展，而文化的创新发展必须依靠全民族的力量，是光靠企业家一个阶层无法进行的。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对于它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的一切文明，狭义上的文化仅指人类的精神文明。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可以延续和继承的东西。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都离不开文化所提供的支撑。文化的这种战略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是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是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综合国力的核心是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但是，经济的发展从来离不开文化的参与支撑。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也开始大规模地产业化，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文化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创新劳动是指可以使文化在形式或内容上发生革新或飞跃的劳动。文化创新劳动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创新，指的是重大文化理论、文化观念和文化知识的创新，提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重大文化主题；二是形式创新，指文化艺术形式和题材、体裁等方面的创新；三是文化技术创新，即采用新的手段，促进文化的生产和传播。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各种文化观念的碰撞和冲突明显，比如人本主义价值观对“天人合一”价值观的冲击，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碰撞，功利主义价值观与“存天理，灭人欲”价值观的碰撞等等。要使市场经济有序运作，就必须进行改造文化观念体系的创新劳动，吸取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创新发展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观念。
     （三）制度创新劳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显然与领导我国进行体制转轨的政治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制度创新劳动都有关，也不是只靠企业家一个阶层取得的。制度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二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但不管何种层次上的制度，都既是为适应一定社会需要的产物，又是稳定、规范一定社会秩序的保障。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制度，只不过有些社会的制度比较好，有些社会的制度比较坏。有效的制度作为行为规则，可以实现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坏的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比如，有了知识产权等良好的制度，能够鼓励人们创新知识，增加现有的知识存量；而不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就会抑制知识创新的积极性。所以需要人们运用制度创新劳动，不断改革旧制度，建设新制度。
     制度创新劳动，可以被理解为用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的劳动，也就是指改进现有制度安排或引入一种全新制度以提高制度效率及其合理性的劳动，大的如对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小的如对具体企业的组织形态、运行机制的改革。
     制度创新劳动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如企业制度创新、人事制度创新劳动、科技制度创新劳动、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劳动、激励制度创新劳动、分配制度创新劳动、司法制度创新劳动等。
    制度创新劳动已经在我国社会经济创新活动的浪潮中，显示出了其更具根本性、稳定性、全局性的重要意义。制度创新是我国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制度创新劳动有多种形式，但每种创新都会导致某个领域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实现表现为从起点模式向终点模式的替代、转换的过程。这种替代和转换过程，又是通过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创新劳动来推动。
     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居于保证地位。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进行的，前面提到的经营创新劳动、技术创新劳动和文化创新劳动，都离不开制度的约束。无论是那种创新劳动，如果不和制度创新劳动相结合协调运作，其结果不是有名无实就是事倍功半。如果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产权不明晰，权、责、利不匹配，分配制度不合理或者组织治理结构不明确、管理混乱，则一切创新劳动的成果都将大打折扣。
     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实践都表明，制度创新劳动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它通过调整制度来安排和协调经济主体利益关系，有效刺激与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为经济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当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是人才、技术、资本之间的竞争，而且也是制度的竞争。有效的制度能把人才、技术、资本吸引进来，而无效的制度在经济全球化下将使自己的资源（包括人才、技术、资本等）流失。我们要重视人才、技术、资本，但更要重视运用创新劳动建立使人才、技术、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体系。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包括对各阶层人民制度创新劳动的研究。
     （四）理论创新劳动
     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用于指导各种发展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而用于创新基础理论的劳动，通常不能直接从市场上为其劳动者带来经济利益。因为很多基础理论的成果只有很少数专业人士才能看懂，能看懂它们的人也未必能马上对它们给予准确的评价，所以除非像李嘉图和萨伊那样后来兴趣发生了转移，否则企业家大都是没有兴趣专门从事理论创新劳动的。理论创新劳动更多的，要由那些对理论创新有特殊兴趣的事业追求型劳动者来从事。
     理论创新劳动，是一种包含着丰富内涵的生动活泼的理论创造、理论发展活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劳动，起码可以包括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对于某个问题的研究，创造和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现在有些人只将在经济研究中使用越来越高深的数学，作为唯一新的研究方法，其实新的研究方法不应只局限在运用数学上。现在国外经济学界几乎所有高级数学工具都已经被应用于经济学了，在经济学里使用一些数学在我们国家似乎还比较新，但拿到国际上就不新了。我们的研究应该有世界眼光，努力创造在世界上也算得上是创新的方法。只要是创造和运用了别人没有用过的、更有利于解释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应算作是创造和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对于同一个经济问题，使用了别人没有用过的新的角度进行分析，也可以算是创造和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
     第二，在经济研究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有些人对中国的经济研究，只局限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框里，不敢越雷池一步，总是害怕自己的成果不能被西方经济学界承认，怕人家说自己搞的不是经济学研究，或不是学术成果，这是没有必要的。西方国家的人要研究西方人最感兴趣的问题，更多地继承和运用西方的话语和传统，中国人应该研究中国人最感兴趣的问题，更多地继承和运用中国的话语和传统。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研究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但研究领域不应该完全相同。开辟西方和前人没有研究的新的研究领域，正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理论创新劳动应该做的一个方面。西方人只研究企业家的经营创新劳动，我们还要研究其他社会阶层人民的其他类型的创新劳动，这就是一种理论创新。
     第三，在对经济观点的论证中，发现和使用新的资料。对于同一个经济观点，是可以运用很多资料来论证的。发现和运用的资料越丰富，对同一观点的解释就可以越充分。新资料可以从两个途径被发现，一是在历史资料中，找到了别人没有发现和运用过的资料。尽管这种资料本身是旧的，但因为还没有人发现和运用过，对于现在的研究来讲，却是新的，运用它就付与了它新的价值，创新经济理论。二是跟踪时代的发展，发现和运用了前人不可能发现和运用的新资料。有了新的资料就可以更充分的说明自己论证的观点与现时代的关系，对经济理论做与时俱进的发展。
     第四，在对理论和现实的研究中，提出新的观点。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人们总要不断地去研究新问题，解释新现象，提出新的观点。但是，并不是所有提出新观点的劳动，都可以算作理论创新劳动。例如，明明煤的颜色是黑的，有人为了提出别人没有提过的新观点，偏偏要说煤的颜色是白的，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  就不能承认他的劳动是理论创新劳动。只有在提出新观点的同时，又从逻辑上和实事上较好地证明了这种观点的劳动，才属于理论创新劳动。
     第五，在系统地经济问题研究中，创建新的理论体系。人们在对新问题、新现象的研究中，往往发现需要使用新的话语，当这些话语形成一个自己的体系时，就会创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我们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应该建立在马克思范式的基础上，并不意味着只能使用马克思原有的话语和体系，而是说，我们的研究应该吸收马克思著作中一切今天仍适用的理论成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还要根据新的现实和吸收其他人类文明成果创造新的话语，建立可以解释新现实的新的理论体系。如果只是重复马克思和其他经济学家讲过的话，只是给他们的话做注释，不去研究他们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我国的经济理论就无法发展，也就谈不上理论创新了。
     四、不仅要了解抽象的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优点，而且要研究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和问题，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抽象的永恒经济人或人性出发来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不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创造，斯密、边沁、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早期社会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这种方法，将利己心作为永恒最具影响的人性特征，撇开人们在财产、权利和道德等其他方面的差异，在人人平等、自由竞争的假设下，论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实和弊端，但从人性决定一切的唯心史观出发，只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寄托在资本家和工人人性的改变上。
     马克思起初也受到古典经济学和早期社会主义上述理论的影响，但他在发现唯物史观以后，清算了那些理论的不合理方面，得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的论断，并用对这个基础演变的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历史过渡性。
     他客观地指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非一切和谐，而是存在着掌握生产资料和政权的资本家阶级和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的对立。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那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吸吮尽可能量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260页)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的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益增长。
     面对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希望工人在他们教科书上规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只是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自然进入他们早已准备好了的新社会里去。马克思则对工人斗争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鼓励的工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59页。)
     据此，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同上，第160页)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尽管很多国家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较大的错误和波折，但总的来看，各国的阶级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变化，多数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控制的财产在增多，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有了缓解，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平等权利有所改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协商和利益分享有所增加，多数劳动者的劳动选择权和对劳动所得支配权的壮大确实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是科学的和正确的。
     马克思及其《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它可以使我们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片面的理论所迷惑，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积极研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避免或尽量减少资本主义的苦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在既了解市场经济优点，又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创新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王伟光主编：《创新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8月。
    保罗·阿尔布：《经济心理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卡尔?莫尔和戴维?刘易斯：《历史能重复自身吗——企业帝国的基石》，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