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表现不俗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70期（总第1775期）　　　　2017年10月9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中国股市表现不俗 理查德·塞勒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信息时代”的信息不对称 不能简单看待印度的不平等问题 生产率增长低迷拖慢全球复苏步伐 外媒：中国不太可能倚重民间资本来重振国有企业 香港要成为大陆的“超级联系人”
    经济热点
    中国股市表现不俗
    [摘要：中国股市近期表现不俗，引发市场人士的关注。上海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胡月晓认为，在降准带来的市场利率下行趋势下，股市将会对企业效益普遍回升的格局做出估值确认，估值中枢将提高。金奇认为，中国股市虽然表现不俗，但治理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降准促中国股市上台阶
    国庆节前，人民银行出台定向降准政策，这是继2016年3月中国央行普遍降准以来，时隔1年半后的首次降准。上海证券分析师胡月晓认为，降准促进了中国股市的上涨。
    受汇率预期制约，中国过去的准备金频繁调整常态早已不再。过去一直不降准的最大阻碍来自汇率，央行怕加大贬值的预期压力，从而外储管理压力加大。然而9月份后风向突变，人民币贬值预期变成了升值预期，汇率维稳方向的改变打开了降准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国M2的平稳，靠的是统计范围的扩大（突破准货币的WB和IMF等传统范畴，以致中国M2和资产价格挂起钩来，房产兴衰直接影响M2）和令人难以理解的货币乘数扩张。当汇率调节的风向改变后，M2又因房产控制原因持续下降，使得当局不得不出手降准。
    胡月晓认为，此次调整力度显著超越了市场预期。首先，纳入优惠准备金率的资产范围扩大，本次降准将优惠领域扩大，并重新界定范围为普惠金融。其次，本次定向降准分二挡，第一档的门款较低，实际上具有普降性质。第三，优惠适用对象扩大，国有大行业也可适用定向降准政策。原先的差别准备金利率政策，并不是每次都将国有商业银行包含在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业也被区别对待。
    随着金融市场化的进展，金融同业间往来增多；金融机构资产的多元化、非信贷化比重上升，又使得市场融资需求进一步上升。从市场融资机构看，大型中资银行和保险类机构，通常是货币市场上的资金融出方，而中小型银行、其它金融机构和产品、证券业机构通常是资金需求方。中小银行由于普惠金融发展，得以适用更大优惠幅度的准备金率，将极大改善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使得货币市场上的资金需求相对减少，从而有利于货币市场利率的下降。
    在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场景下，大型中资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长将愈发乏力，降准将极大增加其资金融出规模；另一方面，中小银行的更大幅度降准，将减少其在市场上的资金融入需求。这样，在证券业机构等其他金融机构需求不变，或变化不大情况下，新差别化降准政策实施后，货币市场上利率将有较大幅度下降。货币市场利率的下行，通过系列利率传导机制，将带来整体市场利率体系的下降。在监管收紧和金融去杠杆压力下，证券等交易型机构的货币融资需求不会有大的增长，因此降准政策将会带来市场利率体系的较大幅度下行。唯一例外的可能是实体市场借贷利率，笔者一直认为，实体部门借贷利率是“魏克塞尔”式的自然利率，相对稳定。
    中国人向来对整数点位存在着浓厚的心理情结。在股市上，即使抛开技术面、基本面的分析，仅基于整数心理情结，上证综指3500点就成了关键点位。中国经济稳中偏升的发展前景，将为市场提供逐步向上的坚实基础。经济回升+效益改善，将奠定未来股市持续向上行情的基础。市场底部将逐步抬高，年内上证综指有望抬高到3500上方。
    2017年以来，虽然货币偏紧格局一直持续，但受供给侧改革和商品价格回升影响的效益改善行业，股市整体表现良好，上涨幅度已经不小。从短期看，受资金偏紧、新股发行增加、经济短期波动，以及大宗商品企稳带来的市场激励因素消失，股市需要寻找新的上涨动力。在降准带来的市场利率下行趋势下，股市将会对企业效益普遍回升的格局做出估值确认，估值中枢将提高。此次定向降准（实则普降+个别多降），对当前货币偏紧态势将有不少的改善，因此股市持续上扬的空间将进一步被打开。
    9月份股市的徘徊局面，主要是经历前期7月-8月的持续上涨后，原先的推动因素（经济回升+效益回升）推动力减弱，市场进一步上涨需要蓄势的结果。本次定向降准，将结束时长已有1月的蓄势过程，再度进入上涨阶段。
    降准带来的降低市场利率效应，更是对债市有直接地推动作用。在当前的经济环境和监管环境下，降准释放的准备金，将更多地进入金融市场而非转化为信贷，实际上，降准将直接带来金融杠杆下降的效应，使得债市的“去杠杆”压力下降。
    中国股市上涨难掩治理问题
    中国股市今年迄今大幅跑赢其他股市，但金奇认为，这不应该使投资者忘乎所以，以为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情况同样辉煌。
    在截至9月29日的一年里，MSCI中国指数的总回报率为43.41%，高于MSCI明晟发布的其他任何国家指数，而且明显跑赢MSCI明晟全球指数的17.8%。MSCI中国指数包含在香港、美国和其他地方上市的149只股票。
    然而，把中国指数的成分股分为落后者和领跑者两个类别，就不仅可以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表现上的巨大差异，还能看出，就连一些表现最亮丽的绩优股，也面临着严重的治理风险。“中国国有企业的表现显著落后于MSCI中国指数，”MSCI明晟的公司治理评级研究主管艾伦·布雷特（Alan Brett）表示。平均而言，过去五年里，MSCI中国指数里包含的非国有企业的股东总回报率达到227%，是同一指数包含的国有企业85.4%的总回报率的近三倍。
    中国国企的温吞表现折射了世界各地国有企业表现欠佳的普遍状况。其原因是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们十分熟悉的，他们想方设法对付国有部门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和资源配置不当已有几十年。
    在今年7月举行的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提到了债务积重难返、需要廉价政府信贷苟延残喘的“僵尸”国企。
    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中共十九大之后，提高国企部门效率的整体努力很可能是政策焦点。
    根据MSCI明晟的一份报告，“国家战略利益与少数股股东利益不相符的可能性，仍然是重大治理风险”。在政府持有的股权占压倒性多数、在董事薪酬以及公司利润目标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等国家机构设定的情况下，国企为了取悦政府（而不是产生回报）而进行投资的风险加剧。国资委拥有102家中国最大国企。
    在MSCI中国指数包含的90家国有企业中，66.2%的国有股权占公司股本的一半以上，使国家利益在董事会决策中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只有14.6%国企的国有股权不到30%。国有企业向少数股股东派发股息的能力，也受到它们被要求向国家上缴的利润比例的影响。2014年，财政部提高了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例，120家国企的利润上缴比例提高了5个百分点。MSCI研究显示，最大的上缴者是中国烟草总公司，它必须上缴25%的利润，其次是石化和电信巨擘等14家公司，它们必须上缴20%的利润；包括铁路运营商在内的另外70家公司需要上缴15%。剩余的30家公司只需上缴10%的利润。
    但是，尽管国企表现不佳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归因于治理缺陷，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非国有企业的明显治理缺陷今年以来对股价产生了任何影响。实际上，根据MSCI的研究报告，MSCI中国指数几只表现最佳的成分股，包括阿里巴巴和百度，都存在重大的治理问题。例如，今年世界上最受追捧的股票之一阿里巴巴，在MSCI满分为10分的治理评分中得到最低的可能分数：零分。这部分是因为阿里巴巴和MSCI中国指数的另外15只成分股保持所谓的可变权益实体（VIE）所有权结构，往往对少数股股东不利。VIE制度的关键特征是少数股股东不直接拥有中国运营公司的资产，而是通过复杂的合同安排拥有权益。此外，数个VIE采用双层股权结构，赋予持股者优先投票权，使他们在减少资本投资的同时，保持对公司的控制。
    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还经常使用“豁免公司”条款，使它们不必举行年度股东大会（AGM），并对召集特别股东大会（EGM）设定极高的门槛，使得只要董事会反对，就几乎不可能举行特别股东大会。例如，就百度而言，召集特别股东大会的门槛为投票权的50%，但少数股股东的投票权总共只有30.8%。对于京东，召集特别股东大会的门槛为33%，而少数股股东的投票权总共只有20%。至于阿里巴巴，根据MSCI的报告，约75%的少数股股东必须一致表态，才能召集特别股东大会，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目前而言，投资者似乎对这类治理缺陷并不在意，因为MSCI中国指数的科技股行情大涨，推动因素是中国电商企业同时颠覆几个行业的潜力。但MSCI的布雷特表示，未来这类缺陷可能再次开始让投资者发愁。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理查德·塞勒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10月9日宣布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结果。“轻推”经济学背后的人物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被授予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因为他将心理学的洞察力融入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定。塞勒教授成为第7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将获得900万瑞典克朗（合110万美元）的奖金。在这一奖项宣布后，爱打高尔夫的塞勒教授表示，他将“尽量非理性地”花掉这笔奖金。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表示，把今年的奖项——正式名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授予塞勒教授是为了表彰他“对行为经济学作出的贡献”。
    这名美国经济学家与人合著了全球畅销书《轻推》（Nudge），其中探讨的课题包括如何给予人们激励才能让他们作出更为理性的决策。他目前是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
    传统上，经济学家们假设个人的行为是理性的，根据自己可以轻易获得的所有信息做出决策。但塞勒教授的研究融入了来自心理学的洞见，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人们的行为方式不完全理性，例如难以为退休后的人生阶段储蓄，以及认为自己已经拥有的物品或金钱（而不是自己可能购买或赢得的东西）具有更高价值。他与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合著的《轻推》总结了来自他的研究工作的深刻见解。桑斯坦教授在Twitter上表示，把经济学奖授予塞勒教授是“诺贝尔奖作出的无限理性的选择”。
    评奖委员会表示，塞勒教授的工作启发了其他许多研究人员，并且彻底转变了他的研究所催生的行为经济学领域，使其从“一个边缘和有争议的”领域变成一个“主流领域”。
    塞勒教授得出的结论近年影响了经济政策的形成。他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的顾问，也曾向英国政府的顾问团队提供咨询，将行为经济学的理念纳入政策设计。塞勒教授还曾就改进养老金制度的设计向瑞典政府提供建议。
    塞勒教授最知名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指出了“心理会计”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一笔钱被标记为某个特定目的，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花掉它。这种观点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发放贴上特定目的标签的补贴，来劝说人们把钱花在特定项目上，即使实际上对于人们如何花钱并无限制。例如，英国的研究表明，养老金领取者在获得一笔被称为“冬季燃料支出”的款项后，会更加舍得加大居所供暖支出，即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支配这笔钱。
    （综合信息）
    “信息时代”的信息不对称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政府放任不管，技术专家们宣扬的那种信息范式很可能带来市场扭曲。
    数字经济的支持者长期辩称，促进繁荣的最佳途径是加快社会向信息时代转型。我们提供、分享、访问和处理的数据越多，对我们所有人就越好。按照这种理论，我们在知情基础上作出的市场决定，将带来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多的消费者赋权。
    但我们不应忘却信息就是力量的箴言。还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信息与知识并非一回事。在推动信息经济的过程中，急于确立市场支配地位的技术专家和企业家，或许忽略了过去50多年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将对我们所有人集体不利。让这种情况特别令人担忧的是，根据如今已站稳脚跟的一套理论，更多的信息不一定会产生更多竞争或社会福利。
    借助对信息经济学数十年的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称，技术专家宣扬的那种信息范式——如果政府放任不管——可能带来某种市场扭曲，从长远看将会制约福利创造和创新。
    他的主张最根本的是这样一个理解：完美的信息本身是无法实现的。的确，或许只有在一个彻底消除隐私的社会，或者在一个所有人都分享单一、集体的意识的社会——就像《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博格人（Borg）——完美的信息才有可能。然而，“完美竞争”这个理想状态只能在一个完美信息已经存在的世界才能实现。正如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研究所表明的，这样的状态天生就容易崩溃。为了牟利而隐藏、扣住数据的动机（连同不愿意在无利可图的数据检索上继续支出的因素）变得太强烈。信息不对称总会重新确立自己的存在。
    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述，这一现象在金融市场中体现得最充分，金融市场以追求创新而闻名，理由是提高效率。在现实中，增加的复杂性往往强化信息不对称，进而带来利润。他说：“许多金融交易的设计宗旨似乎就是增加复杂性以及相关联的市场力量，而非解决社会问题。”
    日用消费品行业也展示了这些不利影响。消费者或许会认为，借助评价、评级和证言，他们获得产品和服务信息的渠道从未如此畅通。但是，缺乏时间对这些信息的可靠性进行研究、评估或验证意味着，消费者可能实际上并未获得力量。
    消费者越是依靠第三方代表他们过滤、分类或分级这些信息——我们信任他们以便节省自己的时间——信息不对称呈现的规模就越大。信息经济学决定了，此类第三方——最明显的例子是谷歌和Facebook——只有在他们可以利用产生的信息优势获利的情况下，才有动机帮助我们梳理各个选项。这可能意味着利用这一信息优势来对付他们自己的客户，试图从每个人的盈余中为自己掘取更多。
    此类第三方当前的主导地位尤其有害的，不仅是他们倾向于建立网络垄断，还在于他们对雄心勃勃的对手带来的竞争性颠覆的独特抵制。斯蒂格利茨认为，他们得益于访问海量数据的特权，这种访问特权是不容易复制的。
    唯一的纠正措施是，在数据带给个人的回报远超对社会的回报时，依靠政府进行干预。这意味着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类似欧盟反垄断机构出台的那类监管干预措施。
    （FT中文网，2017.10.9）
    不能简单看待印度的不平等问题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辩称，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孵化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自然倾向。现在皮凯蒂与卢卡斯·钱斯尔（Lucas Chancel）一起撰写了一篇新的论文，题目是《1922-2014年印度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从英国统治到富豪统治？》（Indian Income Inequality，1922-2014: From British Raj to Billionaire Raj?）。
    根据复杂的个人所得税、国民账户和家庭调查数据，皮凯蒂和钱斯尔得出结论称，2014年印度前1%高收入人群获得了22%的国民收入，是1922年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最大的份额。这个人群的收入份额在1951年到1980年间大幅下降，随后在1980年到2014年间再次上升，尤其是在1991年经济自由化启动之后。
    加图研究所研究员斯瓦米纳森·艾亚尔在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他们的论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统计问题，另一个是他们未能区分不同种类的不平等。除了此类问题以外，该文还暗示称，从分配的角度说，印度的社会主义计划时代是公平的，随后的“亲商业的市场去监管化政策”时代是不公平的。这充其量说对了一半。
    两位作者承认，他们混合了调查、税收和国民账户的数据“充斥着方法和概念上的困难”。因此他们试图用一系列替代假设来佐证。然而，“垃圾进、垃圾出”（rubbish in，rubbish out）的问题适用于所有此类模型。
    1922年，逾40%的印度地区被500多位王公而非英国人统治着。这些王公和他们的贵族非常富有，但不用缴纳英国税收。那个时代的不平等程度当然远比现在严重。
    皮凯蒂和钱斯尔使用税收数据来评估收入是有问题的。税收当局将资本收益视为收入。但资本收益不构成增值，因此不算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内。因此，他们计算的收入与GDP比率不应包括资本收益。
    两位作者表示，在高税收和国有化时代以及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不平等程度大幅减轻。普通印度人受益了吗？他们并没有受益。在1947年独立以后的30年里，贫困率依然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因此穷人绝对数量在这个期间几乎增长了一倍。
    相比之下，尽管在本世纪蓬勃发展的头十年不平等程度当然有所上升，但1.38亿人在2004年到2012年间脱贫，这是印度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不平等的自由化做到了主张平等的社会主义都做不到的事情。
    人们不应感到意外。快速增长提供了机遇，这可能比社会主义平等更重要。《2010年至2011年经济调查》（Economic Survey 2010-11）提供了印度各邦的消费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平等状况的指标，0是完全平等，1是完全不平等。在每个邦，城市的基尼系数都远高于乡村的基尼系数。然而，所有的移民都是从相对平等的村庄来到不平等的城市的。人们用脚投票，支持机遇而非平等。比哈尔邦和阿萨姆邦的乡村基尼系数为0.17，是最低的，但这两个邦是令人失望和经济停滞的泥沼，并非是人人平等的天堂。比哈尔邦有数百万人去了更富裕但也更为不平等的邦工作。
    第二高的乡村基尼系数（0.29）出自喀拉拉邦。这是印度社会发展程度最为先进的邦，拥有最低的婴儿死亡率和文盲率。它还有最高的薪资水平和最佳的学生与教师比率。喀拉拉邦因全球化受益匪浅——该邦前往海湾地区打工的人数在印度各邦中是最多的，它从这些工人的汇款中受益。这导致了不平等，但其生活水平远高于更为平等的比哈尔邦和阿萨姆邦。
    曾被称为“贱民”的达利特（Dalit）处于印度种姓体系的底层。经济自由化创造了新的商业机遇，产生了3000个达利特百万富翁。在皮凯蒂和钱斯尔的数据当中，这会被证明为导致了不平等。但这是某种应该赞扬的不平等。印度需要更多的社会流动性和白手起家的故事。
    如果不考虑皮凯蒂和钱斯尔的分析在技术上的瑕疵，自由化确实加剧了不平等。但以下情况同样是事实，随着1991年以后自由化势头加剧，企业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拥有技能和能够进入全球市场的人受益巨大，而农村地区缺乏技能或门路的人落在了后面。
    这种机遇上的巨大不平等，皮凯蒂和钱斯尔并没有探讨。向富人课以重税不是办法——我们从社会主义时代就知道这一点。印度需要在每个村庄建设像样的学校、卫生中心、道路、电力供应和互联网连接。它需要廉洁、负责和有能力的政府职员。经济自由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现在应该由优质的公共产品来补充。
    （FT中文网，2017.10.9）
    生产率增长低迷拖慢全球复苏步伐
    布鲁金斯学会和《金融时报》联合编制的一项追踪指标的最新读数证实了全球增长周期的势头，并表明今年余下时间和2018年的经济前景仍然保持良好。该指数覆盖所有重要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实体经济、信心和金融状况等方面的指标目前都处于或接近于5年高点。
    但鉴于全球增长率仍远低于10年前尚未爆发金融危机时的水平，这些结果印证了人们的担忧，即各国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以维持经济增速并防范下一轮衰退。
    最近几周，经合组织（OECD）督促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经历了10年的经济困境后，要巧妙地利用经济复苏创造的“机会窗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督促他们不要“白白浪费”这一轮还算强劲的复苏。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尽管此轮复苏范围广泛且相当强劲，但“政策制定者似乎不愿进行更广泛、更坚定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对于促进经济更快速增长可能是必要的”。他称，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步伐仍然受到“生产率和投资增长低迷”的阻碍。
    最新指标显示，近期大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都已明显提速。中国和印度似乎已挺过艰难时期。
    布鲁金斯学会/英国《金融时报》“全球经济复苏追踪指标”（Tracking Indexes for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简称：TIGER），把全球经济和各国的实体经济活动、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等多项指标与各自的历史平均水平分别进行比较。数据表明，最近几个月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金融状况和信心都有所改善。
    TIGER综合指数目前正处于自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总体来看世界各地的经济数据都显著强于过去5年内任意时间的水平。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者信心格外强劲。在去年底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美国投资者信心回升，同时，在经济复苏的欧元区，投资者信心今年也有所提高。
    大宗商品出口国（已经从自2014年开始的油价暴跌的冲击中恢复了大半）的明显复苏，使得新兴经济体指数中的实体经济指标有所提高，朝着近年高点靠近。股市繁荣，也有助于金融状况继续支持全球经济增长。
    尽管2017年经济可能较2016年显著改善，但有些人担心全球经济扩张仍然不够强劲，无法使很多国家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并缓解过去10年的财政压力。“生产率增长疲弱，加上投资增长低迷，对于经济加快增长、乃至维持当前的低增长都不是好兆头，”普拉萨德教授表示。
    “政策制定者应该利用目前获得的喘息空间来加强经济和政策框架的适应能力，以准备好应对下一轮不可避免的衰退。否则，下一次还会是老样子。”
    （FT中文网，2017.10.9）
    中国经济
    外媒：中国不太可能倚重民间资本来重振国有企业
    中国振兴国有企业的最新努力将在今年加快速度，银行业人士与投资者预计，在中共10月份召开十九大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资产分拆与出售活动。但熟悉中国相关计划的消息人士指出，民间资本可能在其中只会发挥有限的作用，尽管当局一直宣称其是改革国有企业的关键角色。
    消息人士称，中国政府可能依靠中国人寿和中国中信集团等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来救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他们提到，中国人寿上月参与了中国联通的120亿美元筹资。
    民间资本的参与程度有限，会令人质疑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度。中国希望加快这项改革以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应对企业债务负担。
    “当前模式允许赢家，即那些做得更好的公司，可以部分拥有那些做得较差的公司，”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的亚太首席分析师Alicia Garcia-Herrero说道，“换言之，这是在大的范围内对国企获利与亏损情况的整顿。”
    据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人寿正与中国三峡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磋商。他们认为，这对于其他等待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是个重要的例证。改革将允准民间资本注入国有企业，等待的公司包括中国南方电网、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和中国核建集团等。中国人寿和中信集团尚未回覆置评请求。中国国有企业控制着从银行到保险、能源与电信等关键产业。在国内外投资时，国企对于民间竞争对手也占据一些优势，部分归因于国企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但国企的收益低于民企，并且在中国银行业的坏账中占据了最大比例。
    联通融资案激发了对于国企混改的憧憬。联通在8月发布混改方案，涉及14个投资者，当中包括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方案受到了市场欢迎。但由于北京方面对现金需求和管控需求进行了平衡，中国人寿最终持有联通10.6%股份，几乎占到联通增发总规模的三分之一。包括中国人寿在内的新投资者，在联通15个董事席位中获得三席。“这些企业的所有制应在控股和治理方面都进行真正的多元化，这样国企改革才能真正腾飞，”同发改委及私企有合作的一位北京的律师称。“这将很难实现：对私企投资大多数国企没有激励，”这位律师称。“因此，基本上会是这种情况，即用一家国企的现金余额来努力复苏另一家国企。”
    民间资本料仍将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为了应对今年外商直接投资迟滞，甚至可能出现下滑，中国8月份表示，将对国际投资者更加开放，这是其向外资开放的最新声明。这其中包括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领域，这些领域对外资投资设限，而那些试图打进中国市场的海外企业对这一点抱怨已久。银行业者则预期十九大后将会有一波国营企业改革浪潮，而且不只是企业结盟而已。部分人士表示，可能会扩大至一些小规模的对多余或低估值资产的出售，这些资产对民间投资人来说或许更具吸引力，但前提是他们能取得控制权。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孙玮在9月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将是很重要的转折点”。她指的是在这之后可能会出现的资产出售或分拆。“所有这些将为投资人创造机会。”
    目前竞技场有利于像中国人寿这类企业。据知情人士称，其下一个可能的投资目标--中国三峡新能源有限公司，计划从新投资者那里融资约15亿美元。一位了解情况进展的人士称，中国三峡的其他潜在投资者也是国家支持企业，民间投资者对该公司兴趣不大。中国人寿董事长杨明生8月在财报记者会上称，我们将积极参与下一轮混改。尽管一些混改候选企业对民间资金没什么吸引力，但一些民间参与者在考虑他们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角色时，考虑的不仅是回报。一位参与了中国联通融资举措的民间投资者称，“在中国，你不能老是想着如何赚钱。你还需要参与改革，以显示你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Reuters，2017.9.25）
    　香港要成为大陆的“超级联系人”
    林郑月娥10月9日出席“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机遇与挑战”午餐会并演讲时表示，香港土地不足，市场空间有限，加入大湾区能为香港经济带来增长潜力。
    她指出，大湾区规划相信会在今年年底前公布，将会成为非常重要的经济桥头堡，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扮演门户角色，为外资进入大陆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发挥作用。
    她特别提到，香港是大湾区11个城市中最为国际化的城市，可以担任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创新科技枢纽。她认为，目前广州和深圳正积极发展创新科技业，佛山、中山及其他城市则专注于先进制造业发展。如果香港不欲被抛离，应跟其他城市合作。
    她指出，她上任至今，经过三个月的学习，更了解到创新科技未来能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改善市民生活，为年轻人提供创业机会，因此创新科技将成本届特区政府施政的优先范畴。
    她续指，目前香港居民要前往大陆以至大湾区发展，或许会遇到不少障碍，如教育、社会福利、交通等问题，但她引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表示，中央政府将推出更多便利措施，高铁香港段也让港人能在50分钟内由香港抵达广州，港珠澳大桥可减少机场到珠海的交通时间至45分钟，加上未来香港东部将有莲塘口岸落成，香港未来跟大陆的联结将进一步增加。
    港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也指出，虽然香港和广东省自2004年起已合作设立创新及科技基金，但他期望双方未来有更高层次的合作。他个人估计，香港除了可成为大湾区创新及科技枢纽，未来会跟深圳和广州一样，被国家视为大湾区的创科重点城市。
    粤港澳大湾区计划获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早前被纳入国家长远发展大计后，不少香港企业均有意发掘大湾区新型区域经贸合作机遇。
    国际会计师行普华永道10月4日就此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在大湾区内全职工作的香港居民，在大陆仅征收不高于15%的大陆个人所得税；对受雇于香港企业而经常需要在大湾区出差工作的香港居民，建议可对其在大陆仅征收不高于15%的大陆个人所得税，或就出差的全额收入仅在香港缴纳香港薪俸税，不需在大陆征税。罗兵咸永道还就发展香港创新科技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引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以及对个别行业如软件类、医药、研发中心、信息服务等，在一定期间内免收及减收香港利得税，并给予奖励补贴。此外，罗兵咸永道还建议，改进香港利得税政策，仿效新加坡及大陆的做法，提供一些特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大陆企业来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延揽及培训人才在大湾区内发展。罗兵咸永道税务合伙人王晓彦指出，透过体制改革，或推出一些措施提供诱因，把港澳及外商的资金和人才吸引到大湾区其他城市，这将会大力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有望于2030年前后成为全球最大的湾区经济。
    （联合早报，2017.10.10）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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