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2年第30期(总第1250期) 2012年4月25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德国经济模式可以复制吗?
[导读:德国经济在世界上影响力巨大,在欧元区更是一枝独秀,德国经济模式具有独特的魅力。很多国家都乐于借鉴和引进德国经济模式的某些部分,但是对于其核心,即德国制造的品质和德国人行事的方法,能够学到位或能够接受的程度则没有那么简单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4月14日出版的一期刊物上,刊载了两篇文章,对德国经济模式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我们将其编译出来,供大家借鉴、参考。]
一、德国为世界提供了什么?
《经济学人》杂志在题为“德国为世界提供了什么”一文中说到:欧洲央行,从德国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控制着欧洲的货币流通,而德国的倍福自动化公司(Beckhoff Automation),这家位于田园牧歌式的威斯特伐利亚州的企业则控制着银行。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它的设备在控制着银行的照明和通风。而倍福发明制造的其他器件控制着米兰斯卡拉剧院的幕布和灯光。当然,更多的器件镶嵌在豪华游艇上,在拉斯维加斯酒店外舞动的喷泉里,在占中国一半数量的风力涡轮发电机里。
德国模式是什么?
倍福这样的公司,是德国成千上万“隐形的优胜者”之一,它们无所不在,但又神秘莫测;他们由家族控制,但绝非微不足道。就是这样的公司,他们使德国在制造业和出口上实力非凡。2011年,倍福的销售额较上年跃升了34%,达到4.65亿欧元(6.08亿美元),它的目标是在2020年达到20亿欧元。倍福的出口超过其产量的一半,但它的制造环节主要是在高工资、规则约束严格的德国完成。
多亏了像倍福这样的企业,德国在管理得一团糟的一众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抢眼。尽管在2008到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中,德国经济收缩得比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严重,但其失业率最高也只触及到7.9%,而且无人撼动它的AAA信用评级,它几乎不需要抵押就可以借到资金。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好消息,2011年第四季度,德国经济出现萎缩,尽管2012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表明德国经济未出现衰退,但欧元区各国经济低迷、发展中国家经济放缓,都使德国经济继续受到拖累。不过,1%的增长率足以创造就业,宏观经济发展评估专家咨询委员会(又称“经济五贤人委员会”)前主席博尔特?鲁路浦(Bert Rürup)如此认为。而记者迪克?赫尔曼在他的《好年景:德国为何前途光明》一书中预测,到2030年,在人均收入方面,德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国。
这种成功没有得到普遍的赞赏。为了支持欧元,德国呼吁实行紧缩政策,而这使其被部分欧元区国家所痛恨。希腊小报甚至称,德国总理默克尔是纳粹同党。德国的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超过中国,使许多德国人引以为傲,但英国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CER)的经济学家西蒙?蒂尔福德(Simon Tilford )指责这是“迷恋出口”,因为增长过慢的工资降低了德国人对其他国家进口食物的购买力。2010年,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的IMF现任总裁拉加德就曾向很多人提出疑问道:德国这种以出口为依托的模式是否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德国模式羡慕不已。西班牙教育部长十分推崇德国实施的结合课堂教学和工作经验相结合的“双轨制”职业培训。英国工业联合会董事长约翰?克里德兰(John Cridland)则希望英国也能“拥有自己的德国式中小型企业”,即像倍福这样的公司。萨科齐也似乎希望全盘复制德国模式。“就业,就业,就业”是德国的重中之重,他说道,“如果这种模式适用于德国,为什么就不适合我们呢?”
这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式吗?如果你在东威斯特伐利亚-利佩(East Westphalia-Lippe)呆上几天,你就会知道。
倍福公司和它的同行们有向全球扩张的野心,但他们的企业文化有很深的地域根基。他们的过去和未来没有差别。“我们自1825年以来一直存在,自那时以来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Sparkasse储蓄银行董事长迪特尔?布兰德(Dieter Brand)这样说到。对这家位于该地区最大的城镇比勒费尔德的银行来说,它的企业客户在某种意义上和它也是一样的。近年来,德国已经对它的模式进行了改革,并进一步阐明它的模式。但其基本框架还是传统的,或许是独特的不可模仿。
20年前,这个国家也曾遭遇危机,1990年,两德统一,人们兴高采烈。但接踵而至的是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约50万制造业工人失业。德国经济受到的威胁来自于其估值过高的德国马克,统一的巨大成本以及来自亚洲的竞争。企业家抱怨,德国经济变得缺乏活力,缺少竞争性。当年的总统赫尔佐克(Roman Herzog)在1997年发表的讲话中谈到,德国当时的时代精神是“经济活力丧失,社会发展迟缓,呈现的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抑郁状态”。改革者们则呼吁要颠覆德国模式的元素,如职业培训和集中的工资谈判制度。
但是,德国没有因此而衰落,而是建立了更加灵活的模式。一些生产项目被外包到了东欧地区,企业向工人们提供灵活的工资和工作时间以提高安全保障,通过这些办法换取工人的让步。在此后的十年,尽管其他国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都在下降,而德国却在上升。
21世纪初,德国的经济发展依然迟缓,失业率维持在两位数。当时的总理施罗德开始了又一轮艰苦的“理疗”,他在劳动力市场改革中降低了失业福利,放开了临时工作的限制。默克尔成为总理后的2005年,她不仅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还修改宪法,要求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进一步削减结构性预算赤字,甚至是零赤字。而这个做法在如今的欧洲已经得到广泛的赞同。
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 )的安克?哈瑟尔(Anke Hassel)指出,尽管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福利被削减,收入的不平等现象也在加剧,但如此也提高了就业率。工业企业的核心工人是德国制造业的中坚力量,这些人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而收入较低、临时性的工作岗位的增加也控制了服务费用,使工人更容易接受温和的工资增长。
初始的德国模式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871年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后的两年,1873年,德国开始了一个长达23年的经济衰退期。但是,危机的原因(Gründekrise)和它的持续后果,也使德国通过它而研究出资本、劳动力和国家之间该如何协调彼此之间关系的新思路。
1884年颁布的一条法律创造了直到当前仍在实行的公司治理的“双轨制”制度,即董事会要向一个独立的监事会负责。监事成员中,有银行家和科学家,前者提供“潜在资金”,后者拥有高含金量的专业技能。职业培训体系建立于19世纪80年代,为新的化学与机械生产者提供了熟练和忠诚的劳工。俾斯麦建立的福利国家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他们的需求。医疗健康保险体系的正常运行,要求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密切协作,这就为劳资协议会(works councils)的成立铺平了道路,以致在一个世纪后,还对大型公司的工人在监事会中取得强制代表权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影响。
德国这种“协作市场经济”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历经独裁统治、战争、革命和全球化的冲击而屹立不倒。比勒菲尔德大学经济史学家沃纳?阿贝尔斯豪泽(Werner Abelshauser)认为,这种体制崇尚信任,它所依托的原则是没有人“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它的各个要素是“如此紧密地配合”,以至于很难用任何一个外来的元素来代替。
信任和协作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财富,但它们的根基是本地化的。在俾斯麦之前,各个省和公国、领地通常都有建立在地方工业企业基础之上的规则。1678年,勃兰登堡的选帝侯(Great Elector)给予比勒菲尔德颁发亚麻布牌照的地方特权,巩固其作为纺织品贸易中心的地位。一个世纪以后,倍福公司的第一个客户是一家家具工业机械制造商,它靠为纺织品出口提供纸箱而起家。
其他许多地区也有类似的发展史,行业聚集的模式成为德国成功的一个因素。据欧洲产业集群观察中心以规模、专业化水平和区域创新位置等指标选出的100个产业集群中,德国占了30个。
德国在二战期间及战后,曾尝试美国式的标准化生产,从土耳其和其他国家引进了非熟练的技术工人。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美国方式再一次敲响德国的大门,敦促德国放宽限制,接受发展服务业的观念和“股东价值”要最大化的概念。当这种声音因金融危机的到来而沉默的时候,“德国已经形成了回归传统的共识,”与工会关联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古斯塔夫?霍恩说。
小镇上的公司
倍福公司的老板汉斯?倍福在某些方面很传统,比如他反对贷款,公司的资金由他和他的三个兄弟投入,兄弟四人是公司仅有的四个股东。已有113年历史的美诺(Miele)公司也和倍福公司情况相同,这家厨房设备和大型家电制造商年销售额达30亿欧元。
他们这种或许显得保守的公司运作方式似乎不能做到利润最大化,贝恩(Bain)咨询公司的顾问阿明?施密德伯格(Armin Schmiedeberg)提出,如果能得到更多贷款,德国公司就能够将税前利润提高几个点,但他也认为这些公司很聪明,并没有去贷款。
美诺公司总经理马库斯?美诺(Markus Miele)表示,短期利润最大化并非关键,他们的目标是“在把权利移交给下一代时,我们希望它是什么。”倍福先生说,他一直在回避那些每个月都会提出的要他买下他自己的公司的提议。缺乏融资野心也是因为要遵守那些防止奢侈的不成文的法律,倍福先生表示:“德国公司这种家族企业模式是符合规矩的,既适度又健康。”
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分地依赖那些专业技能高超的技术工人。在德国的344个行业中,从鞣革工人到牙科技师,几乎一半的高中生都会参加双轨制的培训。许多课程都由工会和雇主联合会负责制定,而各州和地方政府则为这些实习生提供学校学习理论,工商业协会负责考试。外国人会问,为什么德国青年失业率低至仅为8.2%,而西班牙却高达50.5%?上了年纪的德国人会告诉他,这完全是双轨制的功劳。
当然,德国的年轻人对双轨制也并非深信不疑,比勒菲尔德商会的斯文?宾内尔(Swen Binner)表示,仅有五分之一的高中生会把参加双轨制培训作为第一选择。同时,东威斯特伐利亚-利佩地区的毕业生数量一年减少了2%,而对技术岗位的需求却在上升。以前,职业培训和大学教育之间的界限经纬分明,而企业现在需要适应这个界限正在逐渐模糊的现状。倍福公司现在就提供一种“学术学徒”的方式,即,将实践经验和大学技术理论学习结合起来。
尽心的雇主和勤勉的技工之间并非不会产生冲突,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管理的框架之上,并不会扼杀异议,有很高的灵活性。以金属和电子制造这一制造业核心产业为例,劳动合同仍被全行业视为基准。且一些老板认为,外包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特色独具的专业化中小企业
东威斯特伐利亚-利佩的企业家信心十足地认为,全球趋势依然会朝着对他们有利的形势发展。倍福先生表示,有50亿人立志要加入那些已经被算作富人的10亿人的行列当中。为了实现目标,他们会启动很多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也不会滥用资源的“工程”,同时还能为制造商提供更多的机会。
随着航天工业逐渐开始使用钛这样的新型原材料,以及汽车制造商们在研究减小体积的引擎以提高功率,这种趋势为机床制造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原有的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细化。例如,位于比勒菲尔德附近的德国WP集团Kemper公司是一家烘焙机器制造商,他们预测到,随着发展中国家消费者饮食范围的扩大,像生面团这样的需求将在今后10年内增加一倍。对于新生代的面包师来说,欧洲面包制作的神秘工艺将会失传,因此,Kemper公司正在研究一种“智能揉面机”,使面包制作的过程部分自动化。
施密德伯格把德国的这种专业化中小型企业(Mittelstand)称作是垄断企业,他们的“利基市场”(niches,指有特定的要求、顾客群和产品的专营市场)很窄,因而很少有竞争对手。企业更多的是依靠优质服务来维护自己的利基,在这种情况下,“利基市场”将不再是制造业圈内的一个被嘲弄的词汇。倍福公司搭建了自己的销售和维修网络,而不是受制于分销商,这一点与德国以外的同业竞争者不同。
德国下一步将要发展“合成增值”(hybrid value-added),根据这一理念产出的产品将是顾客需求的部分,而不是生产出来的成品。巴伐利亚州的沃乐夫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供暖设备供应厂商,他们将要与中国达成一笔温度控制仪销售合同,而不是供暖设备。IW咨询公司的咨询顾问卡尔?里契布劳(Karl Lichtblau)举例子说,“任何中国公司都能做好工业制造的环节,但是却做不了产品的整体合成”,他认为,如果算上与工业生产有关的服务业,德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将是30%,而不是20%。
在比勒菲尔德这样的地方,未来不过是过去的延伸。所有事情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体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机器制造系眼看要被撤销,于是有关行业出面,竭力调动学生的兴趣,使该系因而得以继续保留。东威斯特伐利亚-利佩地区是机器制造商、汽车配件供应商和电子产品公司新的创意基地。倍福先生表示,“我们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我们背后有公司支持,这些公司始终走在前列。”他向政治家提出了一项建议:不要破坏现有产业链条。但是,他所引以为傲的成功已经足够了吗?这种模式别国可以借鉴吗?
德国的模式能够复制吗?
这种德国式成功所依靠的平台似乎很不牢靠,也很狭窄。汽车,机械,电子设备和化工产品,这些产品的出口占德国总出口额的一半还多,而2001到2007年,德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完全依赖出口。乐观人士认为,由于世界贸易额的增长是全球产出增长速度的两倍,因此德国有能力维持其在世界贸易额中的份额,这种态势能够一直保持下去。但是,这是对薄弱的世界经济所下的一个大赌注。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只占就业总数的五分之一,非出口导向型的服务业是德国的软肋,发展形势并不乐观。服务业水平低下,导致从业者收入过低,投资规模有限。经合组织(OECD)预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德国的潜在增长力将会下降,到2020年将会下降到1%以下。英国智库欧洲研究中心(CER)的蒂尔福德(Tilford)表示:“解决问题的根本是提升服务业的生产力,提高与之相关的薪资水平。”
德国可以有更多的方法来刺激内需。放宽专业服务领域的限制,就可以提升生产力,吸引更多的投资。包括女性就业门槛、扼杀就业积极性的税收和福利制度,幼儿园不足等障碍,都应该加以消除。在蒂尔福德看来,一个国家像德国这样拥有如此之巨的经常账户余额,却还要坚持预算平衡简直不可思议,
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一开始可能是件好事,这个变化将使劳动力减少,从而令工人待遇有所提升,随后,增加的劳动成本将起到带动内需的作用。2012年3月,威尔第(Verdi)的服务业工会与联邦和各市政府达成一致,上调工资6.3%。制造业也在就加薪一事进行谈判,老板们的对手是更加难对付的工会。
许多国家都想以德国为模板,学习获取更多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实际效果却有限。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一旦遇到问题,如果得到支持而又有胆量的,都会模仿一些德国的方式,要么是上调退休年龄,如法国刚开始采用这种方法;要么缩减社会保障缴款,这也是萨科齐提出的。南欧各国采用的结构改革的紧急计划一定程度上也是借鉴了德国的经验。双轨制教育体系的模式也是可以对外输出的,尽管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然而,人们若想在高端产品上取胜,或者分配企业、工会和政府各自的职能,却要花费另一番功夫,德国在这方面已经有大约一百年的实践,其中还经历了灾难性的中断。在经济危机期间,意大利学习德国,引入了短期工作制,结果却差强人意——意大利的企业和工人模仿不了德国那种既规范又灵活的工作方式。德国可以教别人如何模仿其形,但其他人要做到形神兼备就不那么容易了。
二、德国模式是否高于一切?
《经济学人》杂志的另一篇文章《德国模式高于一切》说,对于德国经济模式的优劣,难以做出笼统的评价。德国近期所取得的成功既取决于新的思路、也有来自历史的原因。10年前,德国还在疲于应对统一后留下的种种难题,而如今,它又恢复了活力,并证明高薪酬的国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是能够取得成功的,特别是在通过降低单位劳动成本的境况下。德国在很早以前就对本国公共财政进行了修复,财政赤字仅占GDP的1%,其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也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此外德国的债券收益率也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这主要归功于施罗德政府在2003年所推行的名为“2010年议程”的改革。通过改革,德国多项劳动力市场规则得以放宽,这被视为德国能够实现目前令人羡慕的低失业率的原因之一。
德国之所以能够取得目前的成就,其背后也存在着历史的原因。19世纪,在德国兴起了一些从事专业化制造并专注于细分领域的中小型企业集群,这些企业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并从新兴市场对高质量资本和消费品激增的需求中获利。德国企业这种共同决策的模式使得工人能够在管理方面获得发言权,促进了结构改革,降低了薪酬。此外,德国的学徒制度和职业培训体系覆盖了350多个行业,这为德国能够在青年失业率上低于欧洲其他国家提供了帮助。
那些经济相对薄弱的欧洲国家应当向德国效仿些什么呢?当然是德国宽松的劳动力市场规则。尽管意大利发现,在经济困难时期放宽劳动力市场比较困难,但这种效仿已经悄然开始了。德国是在欧洲其他国家需求旺盛的时候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值得一提的还有,德国非常重视职业培训,而不只是制造一批又一批手持废纸一张的学位证书的大学毕业生。但仍有许多成功因素是源于德国的传统文化而很难被移植到其他国家的,其中包括它的企业形式、商业集群以及制造工艺。
另外,欧洲其他国家也不应该全盘照搬德国模式。例如德国的企业劳资关系在降低薪酬的同时也损害了股东的利益。相对制造业而言,占本国GDP三分之二左右的德国服务业仍属于欠发达地位。德国金融业的盈利能力较低,且有过投资外国不良资产的记录(包括美国的不良抵押贷款)。德国人口前景也不容客观,其本地人口正在急剧萎缩,且老龄化迅速,而移民在这里也不受欢迎。
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重紧缩而轻增长、重储蓄而轻支出、重外需而轻内需,这种自我克制的哲学在很多情况下是具有破坏性的。这种哲学降低了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尽管其个人消费在过去的十年中增长迅速,但增速仍低于欧洲其他国家。由于其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对需求的减少,因此这对欧元区的其他国家来说也是灾难性的。德国对出口的依赖导致了经常项目上的巨大顺差,从而令其它国家出现赤字,这是造成欧洲危机的一大原因。
德国的决策层在向欧洲其他国家推行紧缩和控制薪酬政策的同时不应忘记,经济的增长最终是为了带来个人收入(以及支出)的提高,而大量出口所能带来的好处也莫过于能够进口更多的东西。欧洲其他国家应该对德国模式中那些值得称道的地方进行效仿。而德国也应该从合作伙伴那里认识到提高和保持内需的重要性。如此这样,所有人的日子都会过得更好。 (完)
(编译、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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