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吗？（续）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1年第59期（总第1181期）  2011年8月3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中国会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吗？（续）
     [上接第57期。]
     3.真的有陷阱吗？
     2011 年7月12日，摩根士丹利亚洲区非执行主席斯蒂芬?罗奇在《财经国家周刊》上表示：不能通过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来推断中国经济的走向。西方总是倾向于用看待自己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如今，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小圈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不同于西方被困于一个不和谐的政治困境之中，中国不仅有决心，而且有必要的条件将战略变为现实。所以，罗奇给国际专家和投资人的忠告是——现在不是做空中国的时机。
     与罗奇看法相似的还有台湾《经济日报》前总主笔马凯，2011年7月18日，马凯在发于《经济观察报》文章中写道：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乃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一篇《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注：经反复查证，2006年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经济社会状况的发展报告中主要为《东亚半年报（East  Asia  Update）》，3月和11月的两期中未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中，根据近30年来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实例，归纳出来的看法。然而这样的观察其实无甚意义。首先，因果关系本难简单论断，最忌以先者为因、后者为果，面对国情、文化、工作倾向、生活习惯千差万别的许多国家，更不能苟且将事。而且，即使在同一期间，东亚既有马来西亚这种个案，更有日本、台湾、南韩乃至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成功案例。任意将后者视为例外而以前者为通例，即使以偏概全也未见如此草率者。
     马凯指出，这30 年间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根本原因，可一语而道破，就是能否充分发挥相对优势。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台湾与南韩，最大的相对优势就是贫穷，工资远低于先进国家，因而积极发展加工出口业，借着与先进国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的工资差距将经济快速拉升。1990至2010年代的中国大陆也完全依循此一成功公式。即使后来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1987至1997年近两位数的成长速率，也全拜其所赐。只是1990年代中国崛起，马来西亚工资相对偏高、劳动资源又已枯竭，被中国越俎代庖，才落入陷阱难以自拔。台湾与南韩则挟其超前发展20余年的优势，有效运用大量的廉价劳动资源，配合相对低廉的中上游人力与技术资源，得精进不懈、更上层楼。而马来西亚则因匆匆崛起，尚无足够条件与低工资国家相辅相成，乃一蹶不振，挣扎难脱。
     中国于 1980年代原本排斥两头在外的加工出口业，认其非大型经济可依恃的动力。结果1990年代以后飞跃的20年，证明不论规模大小，充分发挥相对优势乃是成功的不二法门。而且正因其大、劳动资源丰富，在马、泰等国10年即已耗尽的商机之时，中国可以持续20年乃至更久而不失。如果谨守勿遗，运用此一有史以来推力最强的经济引擎达到极致，则未来10年中国经济仍可获益无比。
     当然，未雨绸缪也十分必要，早在廉价劳动资源耗尽之前，中国即须全力培养低廉的技术资源、专业人力，提升工艺、设计、经营能力，创造成本相对较低的附加价值，如先行的日本、台湾、南韩，弥补劳动成本不断升高的劣势，乃至有朝一日，根本取代廉价劳动成为下一个相对优势。
     过去20年飞跃发展时期，决策者无暇计此，但正当廉价劳动相对优势日渐薄弱需要百般呵护之时，“中等收入陷阱”之说一出，学者与官员反而百般推高劳动成本、恶化经营条件，直欲将加工出口业乱棒打死，追求以提升产业结构、改善社会分配、甚至回归国有重工业等奇谋怪策而自乱阵脚。
    三、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7 月25日《人民日报》文章认为，我们需要正视风险，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分析，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人才总量巨大，资本充足，发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红利”还有较大空间，城镇化推进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工业化中期的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景看好，现代服务业有很大拓展空间。特别是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明显提高，一批重大项目在技术上“从跟跑到领跑”，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加强，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从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的速度加快推进，一系列建设会带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带来新的消费需求。人力资源素质提升较快，全国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些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劳动者素质走高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从社会建设看，盖保障房、扩大就业、推动医改、扶贫开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改善民生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银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难群众，社会事业的“短腿”正在变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判断，就中国的增长形态而言，落入拉美、东欧一些国家那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不过，在中国经济增长“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增长期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主动彻底地转变发展方式。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
     胡鞍钢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认为，转方式调结构是世界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我国避开“陷阱”、再上台阶的现实选择。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转变了发展方式，而非短期内经济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长。
     《人民日报》文章最后指出：
     1. 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避免直落 “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
     2.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农民“市民化”。
     3.跨越“陷阱”，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胡鞍钢说：“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深化改革不仅需要更大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新思维、新路径。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学会在深水区游泳，就要走出‘GDP情结’，以‘民富优先’为导向来改革。老百姓腰包鼓了，消费旺了，生活质量升级了，各种负面情绪和冲突就会明显减少。”
     4.跨越“陷阱”，必须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认为，我国在转型中积累的不少问题，比如国企减员增效、税费负担、土地征用和拆迁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未来几年应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不断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题中之义。
     （二）经济增长理念和发展方式是关键
     2011 年6月9日，据新华网报道，林毅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的，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发展模式。”他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在宏观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目前中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等风险，需要适时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看能否处理好三个方面的挑战。
     首先，能否继续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并在其中继续保持竞争力。林毅夫说，提高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其次，能否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林毅夫说，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无论贫富，人们的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收入分配问题要高度重视，否则容易造成社会矛盾。而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发展也无法取得。第三，能否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林毅夫说，快速的经济增长会给资源环境造成压力，这方面也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林毅夫说，从亚洲经济发展经验来看，有不少亚洲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从中等收入变成了高收入国家。只要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处理好上述三个方面的挑战，“中国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2011 年7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刘晓忠撰文指出：在开放型的市场体系下，为何有的国家能在动态地顺应比较优势的变迁，而有的国家则在固有优势不复存在后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这就牵涉到一国制度对动态经济社会环境的敏感型应对能力。新制度经济学发现，一国的制度体系若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清晰的产权制度、可预见性的契约制度等保障市场交易自由，有效的司法体系降低契约执行的市场交易成本以及基于自利的竞争性市场交易秩序等，就能在经济社会变迁中增强制度的敏感型适应能力，改善经济社会绩效。
     而在不同阶段陷入增长陷阱的国家，大都在制度上缺乏有效的自我矫正和应对机制。我们认为，陷入经济陷阱的国家都具有共同特征，即政府直接引导并参与经济交易，实行所谓的赶超战略，抑或转型战略。然而，信息的非完备性使所有人都生活在非完美的市场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能借助基于自利的市场主体通过趋势互动的交易所发掘。
     如当前中国长期以来执行对要素资源价格等的管制，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市场的交易自由和竞争性市场交易秩序，客观上削弱了国内企业参与创新的积极性，使经济长期无法走出依赖劳动力等廉价比较优势。同时，各级政府直接参与经济，且长期执行赶超式增长，导致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处于“竭泽而渔”的阶段，即经济长期沿着固有轨道高速增长，而未能获得必要的调整和自我修正机会，使经济处于负重的透支状态。
     由此可见，任何国家在任何阶段都将面临经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然而能够对一国经济构成陷阱的并非是其所处的发展阶段，而是该国秉承的经济增长理念。
     另据《经济参考报》2011年7月8日报道，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11中国经济增长报告》指出，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报告负责人蔡志洲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前，可以通过刺激投资和扩大产出，以外向型经济拉动经济增长。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体制障碍、技术创新、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等将成为影响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2011中国经济增长报告》强调，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新的历史性转折。报告建议，下一步要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要从强调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发展为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推动外需和内需、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均衡发展；要更加重视人民生活、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体系。
    四、战略参考：谨防“挤压”，关注十个方面
     （一）日韩经验值得借鉴，战略转型迈过陷阱
     2011 年2月16日《大公报》发表文章说：从目前各国的发展经验看，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国家成功实现了经济的整体跃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王小广表示，日韩发展模式，其高增长过程伴随着或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增长的分享性较强。主要体现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一致性，也体现为高增长与高就业的结合，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高增长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高度一致。
     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是其产业结构及时顺利地实现了高度化，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二是需求结构实现了从投资率上升到消费率上升的转换。
     王小广指出，我国现有发展模式如果继续推进，将会严重阻碍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提高。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容易陷入陷阱，一个重要理由是它被主导成熟产业、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中间。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将经济结构转型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因为如果现有的发展模式继续推进下去而不进行战略转变，我们将面对欧美国家高端产业的“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的“挤出”。
     2010年9月份，中国政府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决定指出，加快培育和发展以重大技术突破、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我国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斯蒂芬-罗奇给中国的十点建议：
     战略：“十二五”规划很可能是一个战略转折点——从过去32年非常成功的制造业模式，转变成欣欣向荣的消费社会。制造业模式已遭遇瓶颈难以持续——资源消耗、环境、收入分配、低于平均水平的新增就业等来自内部的问题，以及后危机时期全球需求疲软所带来的外部影响。中国必须把增长重心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模式。
     调整：没有任何战略是可以一成不变的，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当前正是如此。中国在多个层面面临着不同的中短期问题，政策必须从当前的控制信贷总量，即使用数量型工具，转向控制信贷价格，即使用价格型工具。中国的短期利率过低，必须提高。现在需要采取更为进取的反周期措施。
     金融：超过30年的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的经济活力，中国要进一步加快改革，其中，企业与金融市场化改革是关键。中国应提高消费、抵押信贷、基金管理和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建设水平，否则中国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步伐就会拖延。
     储蓄：超过50%的国内储蓄给中国带来很大好处，给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投资提供资金，加强外汇储备的缓冲能力，减少中国受到外部经济冲击。如今，中国准备利用剩余储蓄来促进经济由外需型变成内需型的转变。在这一方面，利率自由化显得格外重要，它可以为私人收入带来渴望已久的迅速增长。
     城市化：过去30年，中国城市人口从20%上升到46%。未来20年，中国将有3.16亿从农村进入城市。这样一个空前的城市化浪潮，将为基础设施投资和商业及住宅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的3.5倍，城市化进程将因此大幅提高全国人均收入水平，为总体消费者购买力提供巨大的助推力。因此，要完成经济平衡的使命，那些进一步促进城市化的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
     消费：私人消费约只占中国GDP的37%，这一比率是当今主要经济体中最小的。通过创造就业、增加工资及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到2015年，消费占中国GDP的比率可能将增加5个百分点。
     服务业：服务业仅占中国GDP的43%，远低于全球水平。相信未来5年，服务业占中国GDP的比率的增长幅度可能超过4%的目标。这种劳动密集、资源节约和环保型的发展模式，恰恰是中国下一阶段发展所需要的。
     外资：中国一直对环球跨国企业具有强烈吸引力。中国即将实行的增加消费再平衡，意味着涌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策略可能调整——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在中国，服务业贡献的每单位GDP比制造业和建筑业要多创造35%的就业机会。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服务业，即便经济增速放缓到6%~7%的水平，也仍然可以创造出同样多的就业机会。靠服务业拉动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慢，但也消耗更少的资源、产生更少的污染。
     教育：中国已在建设人力资本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的成人识字率接近95%，中学入学率高达80%。现在，中国的大学每年毕业超过150万名学习工程学和其他科学的专业人员。这个国家正稳步朝知识型经济稳步前进。中国在教育上的努力必须予以保持。
     创新：中国目标是到2015年时，研究与发展开支占GDP的2.2%，比2002年翻一番。这符合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把以创新为基础的“战略新兴产业”作为新着眼点的目标。这些“战略新兴产业”包括：节能、新一代资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设备制造、可再生能源、可替代材料和使用可替代燃料的汽车。目前，这 7个行业占中国GDP的3%。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把比率提高到15%，达到产业链的显著提升。         （完）
    （编写：王砚峰、曹帅；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1年第59期（总第1181期）  2011年8月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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