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10年第84期(总第1103期) 2010年10月27日(星期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十二五”规划驱动中国战略转型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定下了基调、指明了方向。全会认为“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新理念,全面推动发展转型;新思路,民生提至战略高度;新举措,致力深化各项改革。尽管“十二五”规划的详细内容要等明年“两会”通过后才公布,但从已披露的“十二五”规划的框架中,可以看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路径。“十二五”时期可称之为中国未来30年发展的起点,以“转型”为核心的“十二五”规划,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又一个重要战略文件。
“十二五”规划以科学发展为主线
四大战略转型
2010年10月21日《东方早报》: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可金:转型之一:“十二五”规划将发展重点从推动出口增长的战略逐步转变为拉动内需增长的战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战略主攻方向;转型之二:“十二五”规划不再强调未来蓝图的理想规划和战略目标,而是强调具有操作性的策略手段,强调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强调实战性的战略思维创新;转型之三:“十二五”规划将战略重心从追求国家繁荣富强转向人民共同富裕,通过不断推动民富为国强注入新的活力,唯有从根本上提升全体国民的富裕程度和总体素质,中国长期繁荣富强才能永葆生机;转型之四:“十二五”规划将更多地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寻找发展动力,而非像此前那样更多地寻求来自外部的发展动力,关注的焦点越来越趋于淡化总量增长,强化结构优化,为日益激烈的国际战略竞争夯实自身基础。
五大主攻方向
2010 年10月15日《人民网》:1、有质量的GDP增长:“十二五”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调控目标或在7%至7.5%之间,政府将更加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得出上述结论的根据来自目前中国“三驾马车”对经济贡献的分配比例较不平衡。2、城镇化向二三线扩张:从目前各种高层表态分析,中国已不再以出口作为增长的标竿与主要动力,而是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基建政策和城镇化政策,引导内需、刺激消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由于大量低收入人群的存在,中国的整体消费能力极度受限。尤其是广大的农民工阶层,基本没有多少消费能力,而让广大农民脱离“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方法之一便是城镇化。3、抢占产业链“至高点”:金融危机过后,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难以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中国需要培育更具竞争力的产业来应对欧美需求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工程院院士、社科院学部委员李京文认为,中国的产业仍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如果不能把握趋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势必在新一轮竞争中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被明确为“十二五”规划编制的重点之一,其中,高端制造业可能成为重中之重。“十二五”规划核心是抢占高端制造业制高点,将“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4、培育新经济“增长极”: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都试图寻找能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在中国,新能源、智能电网、绿色经济、物联网都将有望成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近来,中央高层领导密集赴地方调研,在多个场合均强调要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之尽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地方参与热情高涨,均表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写入到地方的“十二五”规划中。5、收入调整时机已至:国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政府需要通过推进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状况。建议一是尽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争取把全体居民基本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二是纠正收入不合理的高收入问题。通过健全制度,杜绝腐败、公共资金流失、灰色收入、垄断行业过高收入等不合理的现象。
“十二五”指标体系
2010年10月20日《世纪经济报道》:国研“十二五”指标体系报告建议:保持指标体系的相对稳定,并根据新的需要进行适当调整。把原来的“经济增长”类指标调整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类指标,该指标中,在延用“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两个指标的同时,增加“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入规划指标。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一项约束性指标增设进来,主要是为了有助于引导宏观经济更加平稳地运行。“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一共设置了四个方面22个预期性和约束性指标,对每个指标,都直接或间接设定了五年累计增长率或者累计的绝对变化量。课题组建议,将“十二五”规划指标体系增设为28个。
2010年 10月18日《上海青年报》:参与“十二五”计划编制、发展指标设计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表示,应更加关注低收入、贫困人口和残疾人口的民生问题,更加注重富民、惠民,实现‘民富’和‘国强’的有机统一。这次指标设计突出了以下一些特点:首先是以公共服务指标为主、经济指标为辅,反映了政府职能的重大变化和转型。大大增加了非经济指标比重。其次是以约束性指标为主,预期性指标为辅,反映了政府强化公共服务的责任。“十一五”规划约束性指标占总指标数比重的36.4%,而“十二五”中约束性指标数应争取占到总指标的50%以上,超过预期性指标数。最后是主动与国际接轨。规划指标不但是对国内人民的承诺,一定意义上也是国际承诺。“十二五”发展指标中建议采用人类发展指标,作为实现小康社会的最重要标志,同时将减少国际贫困线贫困人口、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提高人口预期寿命、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等部分“千年发展目标”纳入。总体而言。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规划应该更好体现以人为本。相应的“十二五”指标体系也应进一步弱化经济增长指标,从GDP为核心的指标体系转变为以人类发展为核心的指标体系。
2010年10月22日《财经国家周刊》:“十二五”规划会考虑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为突出的位置,作为宏观调控和政府绩效考核的优先指标。同时,还在考虑设立一些新的指标,比如居民消费率、财政性社保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套数、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等,从而将未来发展战略目标落到实处。“十二五”指标体系中还将考虑另外一项重要的改变,就是用“城镇调查失业率”代替“城镇登记失业率”,而且这一指标有可能成为比GDP更重要的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标准。对于新的指标“城镇调查失业率”,技术上已没有障碍,这一指标的变化有助于完善中国未来的就业政策,并依据准确的就业市场数据来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在“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体系中,“转移农业劳动力人数”指标或将被“农民工市民化人数”所取代,具有真正意义的农民工城市化之门即将开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指出,原来的指标仅仅关注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把农民当作劳动力来看。而新的指标则看到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把农民当作公民看待,排除二元结构中的不平等,解决他们的基本权益需求。这种指标替换是一种进步,关注‘人’的城市化,而不是仅仅‘劳动力’的城市化。
“包容性增长”
2010年10月18 日《扬子晚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内容包括公平正义体现核心价值、调节个税缩小贫富差距、形成成熟的公共生活领域实现 “共同治理”、扩大内需重在引导居民消费等几大方面。然而,学者与立法者普遍认为,要将这个概念付诸实施,还需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遏制权贵既得利益群体、加强立法和执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山鹰认为,“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在经济转型时期,或许能成为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新思路。
2010 年10月11日《中国新闻网》: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这次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包容性增长”,是对未来5年、10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次定调。包容性增长,也被翻译为共享式增长,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产业方面,指各行各业实现和谐、包容性地发展,避免引发矛盾;二是民生方面,也就是所有公民公平地、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三是全球化,表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实现互通有无地增长。
2010 年10月18日《上海青年报》:胡鞍钢认为“包容性增长”即“共享发展”。即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坚持将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为实现这一目标,应该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促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更加关注低收入、贫困人口和残疾人口的民生问题,更加注重富民、惠民,实现民富和国强的有机统一。
“十二五”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
2010 年10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原来所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则至少扩大至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3个方面。在需求结构转变方面,经济增长要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发展,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供给结构的调整方面,经济增长要从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增长,转变为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要素结构的调整方面,经济增长应从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强化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双重变革
2010年10月21日《中国网》: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谈到,全会“公报”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其 “深刻变革”是一场双重变革:一是产业结构本身的变革,由低级到高级的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高能耗、外延型的发展方式向内涵型、效益型的低碳低耗、创新型发展方式转变。原来几十年的技术是引进、学习、模仿,而未来的发展创新就显得更加重要。二是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主体,市场主体和政府也要发生转变。政府调控手段、政府经济职能、政府对企业的市场规制转变,这一转变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本身,与之相配套的改变。这两种转变是相配套的。
淡化GDP,经济“换挡”前行
2010 年10月19日《每日经济新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一些经济学家形象地称之为“换挡”,其核心是“又好又快”,这就需要改变GDP为目标和考核办法的传统方式。“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必将调整,如何“换好挡”已不是快与慢的问题,而是好与坏的问题。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成功必须不以GDP指标论英雄,还要看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环保等指标,人民群众满意度、幸福指数等指标,通过这些指标来检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强调,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在于“政府转型”,即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室李省龙表示,在采取措施防止陷入中长期低速经济增长、甚至经济停滞困境的同时,不再不惜代价地追求与以往类似的高速经济增长。因此必须实现从注重增长速度的高速经济增长到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适度、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历史转变。李佐军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重新配备要素结构,传统以土地、资源、劳动力等低要素促经济的模式要转变为以人才、技术和信息为主,使得低碳经济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推手。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也要由依靠外需和政府投资转变为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此外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要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
“十二五”规划更加注重民生
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2010 年10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分析,从全会公报来看,经济目标确实被淡化,而社会目标被提到重要位置。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年均GDP增长率接近10%,但过分强调效率、过分重视GDP增长也带来许多负面问题,主要表现为增长和分享的不平衡。“十二五”规划作为对过去传统发展方式的一种反思,就是要加强我们短腿的方面,用更多的社会性目标来约束和考核各级政府。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要求,现在离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只有短短十年的时间,尤其在民生各项指标上,实现目标的压力还很大。至于 GDP,本来就不是个越高越好的指标。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不用强调也会有较高的增速。规划不提GDP增速也说明了唯GDP的政绩观念在发生转变。张晓晶也表示,全面小康不是一个简单的GDP数据能够代表的,还包括各种社会性指标,比如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等等。目前存在着过去30多年积累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十二五”期间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窗口期,越往后压力就越大,再拖就没有机会了。只有增长没有分享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过去我们的发展只有经济数据,而忽视了人的需要、人的福利。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回到“人”上。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探索社保体系城乡一体化,建立正常的养老金调整机制
2010 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金维刚表示,健全社保体系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只有将过去缺乏社会保障的各类人群逐步纳入社保体系,让人人都享有社会保障,才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政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的过程,这也会使各类社会群体从中受益。社会保障还能使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很多国家初次分配基尼系数在0.4甚至0.5,通过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基尼系数会降到0.3以下。首先要瞄准“空白点”,健全体系。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探索机关公务员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其次是继续扩大覆盖范围。第三是探索社保体系城乡一体化。当前城乡在社会保障方面均有各自的制度体系,未来一段时间要做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衔接,统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此外还要提高待遇,并采取措施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社会保障待遇差距。未来5年,国家应着力于建立正常的养老金调整机制,继续改善退休职工待遇。虽然近年来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但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占GDP的比例与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在经济长期保持高速稳定增长以及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国家有必要也有空间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让百姓安享幸福生活。
从“国强”向“民富”转型
2010 年10月18日《扬子晚报》: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认为,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博士生导师甄小英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解决民生问题有了物质基础,此时将“民富”放在重要位置,执政理念又向前迈了一个大步。“民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区域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战略转变。
2010年10月18日《上海青年报》:居民收入“倍增”,是社会给出的“十二五”重要命题之一。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参与“十二五”规划调研的专家苏海南表示,在2004至2009年期间,尽管我国职工工资每年都上涨了15%,但到目前为止,居民的整体收入增长还是跟不上近10年GDP的10%增长速度。“十二五”规划将写入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控制收入差距扩大。
“十二五”规划将着力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2010 年10月19日《每日经济新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指出,普通居民与劳动者收入低、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构成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三大突出问题。多位专家开出药方:削减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引入薪资竞争机制、堵住灰色收入黑洞等。6年前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在经过国家发改委、全国人大财经委等多部委连续数月的密集调研之后,其方案行将出炉。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收入分配改革意见起草专家组成员杨宜勇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今年年内肯定出炉,将贯彻“十二五”规划的要求。但有专家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对于一些垄断行业与一般性行业之间的差距未能明晰,同时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方案更多地强调政府的收入分配调节,而在整体改革思路上还有待突破。杨宜勇指出,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只是涨工资,还要涵盖更多需要增加福利的人群,但是现在由于这些主体的缺位,给改革增加了许多困难。
2010年10月22日《财经国家周刊》:人保部官员表示,收入分配改革将通过初次分配中的工资增长机制调整,实现国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同时,将通过二次分配中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缓解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以及与一线工人收入分配息息相关的工资条例,将在“十二五”期间发挥重要作用。“提低”与“控高”,是本轮收入分配改革主要关注点,将呈现循序渐进的特征。上述“提低”的对象大部分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最低工资水平以上的薪酬水平属于市场定价,地方政府难以直接发挥作用,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当前的主要思路,是逐步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形成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的三方协调机制,这在未来五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控高”则面临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弈。由于“控高”对象大多集中在国有垄断企业,因此如何提高国有企业向财政和社保基金的红利支付比例,成为政策博弈的焦点。约束国有垄断部门收入在分配格局中的过快增长,在“十二五”规划中会体现出来。目前希望和努力的,是能够进一步将约束的程度和方式以更具体的方式呈现。
2010 年10月20日《南方日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首先要改革国有垄断和国有金融这些体制,要合理分配其利润,把这些利润纳入预算管理。其次要进行工资协调机制的建立,控制好油价增长、工资增长等关系,并对最低工资限额有一个合理的确立,同时也需要政府在教育和卫生等方面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在社会保障方面,还要增加社保的支出比例,扩大覆盖面,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并且改革税制,适度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等,减少创业和就业等方面的税收。
2010年10月18日《上海青年报》:“十二五”计划编制、发展指标设计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加快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提高居民总收入在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扭转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十二五”期间将努力拉动内需
2010 年10月20日《南方日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我国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要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要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中信建投首席宏观分析师魏凤春指出,公报中提到“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指的是要提高消费能力。从扩大劳动者收入方面来讲,主要是提升基本工资,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助;从消费品角度讲,就是降低消费品价格,提高消费量。还有专家认为,由于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形势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外需市场再次恶化的可能,因此要依靠拉动内需的方式,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拉动内需,建立鼓励消费的长效机制,就必须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平新乔表示,中国一直强调扩大内需,最迫切的应该是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除加大财政投入外,还应从制度上完善,这才是真正的扩大内需,建议未来的数十年中国应明确建立福利社会的思路。
2010年10月19日《每日经济新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谈到,世界经济已进入增速减缓、结构转型、双重格局并存时期,这既对我国长期以来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庞大的产能形成严峻挑战,也对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形成了倒逼机制。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认为,过去增长没有把消费提到很高的位置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导致了增长和分享不同步,扩大内需本身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办法,也是让老百姓分享发展成果、获得实际利益的办法。扩大内需不能光是扩大消费需求,投资一样很重要。投资需求主要是结构的调整,不是总量扩张,结构调整包括投资主体结构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投资方向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一般经济建设,投资产业是三大产业的哪个产业等。祝宝良认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核心在于收入分配,必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粮食、产品安全和消费环境改善等也是扩大消费的推手。
“十二五”期间“经济图景”可能出现五种显著变化
2010年10月20日《上海证券报》: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博士曾铮认为,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各地政府“GDP崇拜热”逐步消退。高质增长、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增长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特点,经济增长目标也不再以“保八”为“铁律”。经济增长理念改变之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也将从单纯依据GDP增长速度转变为综合考虑GDP增长质量,这将促使中国地方经济粗放型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改变,地方“投资冲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有望逐步缩减。
其次,随着经济结构有望呈现出消费主导型特点,国内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中国经济将摆脱过分依赖对外贸易的现状。通过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和推进城市化进程为手段,逐步扩大居民消费,消费率很可能增加到60%以上,而居民消费率或能增长到55%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将稳步上升。随着消费总量的快速上升,中国消费结构也将从以“衣、食、用”为主逐步向以“住、行、康、体”为主转变;物质产品消费下降,而精神产品消费上升。可以预见,中国将成为世界奢侈品的主要市场,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将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之中;而中国的文化市场也将“爆棚”式增长。
再次,包容性增长模式将惠及农民,农村面貌整体将有较大改观。“十二五”规划将城乡统筹发展作为实现农民共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这将促使农村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如果看到高级轿车飞奔在中国的通村公路上,或者农民手持苹果iPad阅读小说,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甚至,随着现代农业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更多城市居民有可能逐步“回归”农村。几千年来,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差别将在中国“渐行渐远”。
还有,“十二五”规划将实施更为平衡的地区发展政策,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成本后发优势将得以凸显,沿海地区的产业将由于成本约束逐步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大量转移。而当中西部地区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外出打工”、“民工潮”、“春运高峰”和“留守儿童”等特定语境下的专用词汇或将成为历史,代之以“回乡创业”、“民工荒”、 “外出旅游”和“就地创业”等新词汇。
最后,中国经济正力图向绿色增长靠近,资源环境矛盾将得到缓解。 (完)
(摘编:叶红;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0年第84期(总第1103期) 2010年10月27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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