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诸多挑战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10年第35期（总第1054期）  2010年5月5日（星期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诸多挑战
     最近，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太平洋管理公司（PIMCO）网站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提出，全球金融危机并非周期性事件，而是标志着全球经济出现了一个“新常态”（The  New  Normal）：经济增速减缓、总需求长期不足、保护主义盛行、不确定性严重。2010年4月发表的这篇文章题目为 “Complex  Structural  Changes  in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文章认为，中国已具备了全球级别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但人均收入依然很低，中国的决策必须在应对内、外部挑战两方面达成恰当的平衡，以不损害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减少其经常项目盈余符合中国和全球的共同利益；为此，中国须从国内市场发掘经济增长动力，并使总需求的重心转向消费。这一转型过程面临众多风险。我们参考相关资料将斯宾塞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整理，供读者参考。
    斯宾塞：全球经济结构的“新常态”
     斯宾塞认为，全球经济环境正在迅速变化，而且变化方向可能不利于主要发展中国家。直到不久前，人们还普遍认为，这是一次漫长的深度衰退，而后的复苏将是迟缓的；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次回归均值的周期性事件。而今，人们却在改变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及其中的一些重要经济体正在经历持久性的结构变化。
     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速度不可能大大加快，因而此过程必然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且，由于避险行为盛行，加之至少短期内不会再次出现资产泡沫，因而储蓄率将长期保持高位。另一方面，失业率的下滑将非常迟缓，尽管强化后的失业保险有助于提振消费。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与公共部门的杠杆扩张正在同步推进。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各国都难以制定在国内获得普遍认可的5-10年内恢复财政平衡的计划。这种局面导致了不确定性，造成了利率和汇率波动的风险。
     这种格局就是所谓“新常态”，其特点包括经济增速减缓、全球总需求长期不足、保护主义大行其道、不确定性占据上风。各国央行和政府在经济脆弱性、政策退出与流动性风险、主权债务以及经济增长的长期来源之间面临着艰难的选择。现在，要问什么能够成为美国比较优势的长远基础，人们恐怕找不到共识。
     “新常态”不仅存在于预测中，而且正在成为现实。在国际层面上，“新常态”将如何推动全球需求再平衡、金融监管重新加强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变化，目前还不得而知。这方面的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20国集团的行动能力。鉴于发达国家面临艰巨的国内挑战并聚焦于国内事务，而各国在低增长的环境下又缺乏合作动力，因此国际层面的前景不容乐观。
     对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极端艰难的环境。挑战在于管理涉及经济增长、经济脆弱性、汇率、主权债务等众多因素的风险，并积极地进行资产配置。未来3-5年中，主要发展中国家必须在“新常态”的全球大背景下制定政策、维持增长。其中，中国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影响将最为重大。
    中国经济的复杂结构、经济规模和地位
     斯宾塞文章中说，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级别的庞大经济规模和巨大影响力，但人均收入则远低于任何其他经济大国达到同等级别时的水平，其原因在于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过去30年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二战之后，日本与中国的情况最相似，但即使是日本，经济地位达到这种级别时的人均收入也远高于中国当前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决策必须在两方面达成恰当的平衡：一是应对增长、发展与分配领域的国内挑战，二是应意识到，考虑本国政策的全球影响是符合自身长远利益的。就此而言，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并不多。国际专家的意见是，正面解决这项平衡问题符合中国的利益。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的关注看似多管闲事，实际上正是因为认识到中国的系统重要性，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新秩序构建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而且，发展中大国需要进一步认识到，它们自身贸易规模与份额的增长也使得发达国家发生了令其感到不适的结构转变。全球经济的所有部分都处于变化之中。
    中等收入转型——中国面临复杂而艰难的结构性挑战
     斯宾塞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各地区差异巨大，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中的高增长地区正在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这个转型过程涉及微观经济结构与构成的转变。从国际经验和历史证据来看，这一转型过程是艰难的。在此过程中，能够维持高增长的经济体寥寥无几，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和中国自身的台湾、香港两地区；而分布在亚洲、中东和拉美的大多数其他经济体都经历了大幅经济减速、短期停滞甚至是长期停滞。
     在中等收入转型时期，国内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逐渐增强，中等收入阶层逐渐扩大，其购买行为开始左右经济结构转变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外需在这方面的作用。国内和出口两部门的经济多元化加速推进。关于经济结构的数据表明，中国正处于这一过程中。
     随着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因收入的增长而逐渐失去竞争力、向内陆转移、乃至最终消亡，熊彼特所说“创造性毁灭”中的“毁灭”过程正在发挥威力。取代该产业的将是资本密集型、人力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增加值服务业经济活动。这个服务部门在沿海地区更为发达，而且有望成为新增生产性就业的重要来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出口部门中衰落的行业，为继续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这一转变将由市场和投资引导，并得益于公共部门的教育、研究和技术投资的支持。中国经济的知识基础将不断深化，输入技术和自创技术之间的天平将向后者倾斜。
     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储蓄方式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并将风险资本导向有可能产生高回报的领域。投资体系需要进行改造，以减少高流动性、低边际回报率的行业的投资，并通过金融体系将更多投资导向低流动性、高边际回报率的行业。产业政策依然重要，但需要减少对具体行业的关注，而注重创造无形资产和软基础设施，以支持市场的自发活力和多元化。
    中等收入转型为何困难重重？
     斯宾塞认为，中等收入转型难度很大的部分原因在于，一套在数十年内行之有效且成绩卓著的政策模式是很难放弃的。虽然一些政策工具可以维持原有的经济秩序，但这些工具最终会导致生产率的停滞，从而导致收入的停滞。归根结底，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在于不断转变经济活动的内容，而不是固守那些更适于5-10 年前的经济活动。高速增长和结构变化会令人感到不适和焦虑。这种情况下，要保护国民、促进劳动力流动、调整分配状况并维持国民对增长导向型经济政策的支持，社会服务与保险体系将发挥关键作用。如果这套体系发展不良，社会往往会出现对增长和变革的抗拒意识。社会政策并不是锦上添花却又可有可无，而是成功的经济增长战略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在许多国家中，一些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在现状之下拥有既得利益。一些情况下，这些利益集团的力量足以改变政策方向，使之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但这种局面不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其长期代价过于高昂。
    需求面的结构重组
     斯宾塞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不到GDP的60%，其储蓄达到可支配收入的30%。这意味着，居民消费约为GDP的40%。根据人均收入推算，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太小。因此，问题就在于消费者收入不足。那么收入流向了哪里？以利润形式流向了私企和国企，以税收形式流向了公共部门。
     企业和政府两部门倾向于大规模投资，而资金完全来自留存利润或税收。中国由此成为一部储蓄和投资机器。这种储蓄-投资体系和强劲出口就是数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而今，中国需要改变这种局面。
     在全球经济受制于经济危机、长期低增长和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对中国而言，明智的选择显然是尽可能从国内市场发掘经济增长动力。这就需要消除束缚国内贸易的政策壁垒，以整合国内市场。这种转变还意味着，总需求的重心应转向消费。过去，中国总需求的主要动力是外需和投资，后者的很大一部分是公共投资。而今，中国需要推动消费需求的增长，使之成为引导微观经济结构转变的主要动力。在经济接近过热之时，关键问题显然不是总需求的总量，而是其结构。
     未来几年之内，劳动力供应状况可能会继续拖累工资收入的增长、尤其是低端的工资增长。要填补这一缺口，政府或许需要投资于当前迫切需要的社会服务与保险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发展又有助于减少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归根结底，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需要多方面的共同支持：市场力量、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国企留存利润和红利的配置、以及社会服务和保险的发展。
     2004年之前，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亏规模都不大，通常不超过GDP的3%左右。而后，中国投资高速增长，而储蓄增速更快，到2007年，经常项目盈余达到了GDP的10%左右。新增盈余主要来自企业部门留存利润的投资，政府的基建投资的份额也很可观。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应对举措延续了这种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中国现在需要改变此局面。这一转变很可能需要多年时间，但这是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之一。
    全球需求再平衡不应损害中国经济增长
     斯宾塞提出，全球需求的复苏与再平衡符合中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共同利益。这一进程涉及许多国家的复杂结构转变，而且需要时间。中国的出口结构正在迅速发生转变；但在全球经济增长迟缓的情况下，由于本国经济的庞大规模，除非中国的全球市场份额大幅增加，否则其出口规模将无法突破一定限度。然而，中国市场份额的增加将招致其他国家的不满，甚至可能引发中国与20国集团其他国家的矛盾。在经济高增长的初期，较贫穷的国家可以实现极高的增长率，并占据可观的全球市场份额，而又不致使贸易条件转向不利于自身的方向。中国曾长期享有这项优势，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
     中国的利益和全球经济的利益在一个重要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以不损害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减少其过剩储蓄和经常项目盈余。这既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完全符合中国将经济增长动力转向内需的目标。这种调整有助于提振全球经济增长，而且正因为如此，这也有助于化解各国以保护主义举措争夺市场份额、或至少是保护市场份额的意愿——在全球经济增长极其迟缓的情况下，一国经济增长与其全球市场份额的相关度往往远大于在全球经济高增长时的相关度。
     类似论断也适用于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类似角色的其他主要贸易盈余国。例外的情况是国内消费和投资无法完全耗尽全部收入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它们只能保持贸易盈余，并将其投资于海外。
     鉴于上述利益格局，各方有可能达成在未来五年内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协作方案。但这种前景还面临着障碍。中国之外的国家尚未充分认识到，中国的盈余问题固然重要，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很重要。外部评论过于关注人民币汇率。然而，如果仅仅运用汇率政策去削减赤字，结果很可能会是失败的。因为这不只会缩小中国的盈余，而且几乎必定会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速。在全球再平衡的问题上，各方普遍是自说自话。而且，许多国家的政界都将再平衡进程视为一场零和博弈，一国就业的损失就是别国就业的所得。这种观念阻碍了各国发现共同利益。毕竟，零和博弈中不存在共同利益。
     就中国来说，待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巩固之后，回归危机之前有管理的人民币升值模式是很有好处的。人民币的渐进升值会构成适度的压力，从而推动中等收入转型进程中的微观经济结构转变。人民币渐进升值或许还有助于化解国际问题，避免保护主义的升级和全球经济开放趋势的逆转。
     即使全球需求的平衡状况逐步改善，汇率管理仍将是经济增长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利率极低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外汇储备积累和资本流入控制还需要保留一个时期，这会造成越来越棘手的资产管理难题。
    中国增长模式转型的内外部风险
     斯宾塞最后指出，在转向持续高增长的新增长模式的过程中，中国在外部和内部都面临风险。就外部而言，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走势依然脆弱，实际产出将大大低于潜在产出，各界更加关注国内事务，保护主义情绪浓重。而且，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着严峻的财政挑战。IMF近期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新增赤字的很大一部分属于非自主性赤字，即税收下降和社保支出增加导致的赤字。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控制。
     就内部而言，一种风险在于，既得利益者可能会使中国的旧经济增长模式保持得太久。再则，收入、就业机会、基本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过大差距导致了社会压力的增大，这些问题若被忽视，就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附：路透分析：关于中国平衡经济的一些问题
     路透社4月29日文章认为，人民币升值将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进口产品的成本，鼓励该国的资本和劳动力向内需领域重新配置。但汇率只是决定一国经常帐差额的众多变量中的一个。依据经常帐差额的定义，其反映了一国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差额。中国的情况是，其储蓄令其已非常庞大的投资都相形见绌，导致经常帐出现巨额盈余，而后者正是美国议员激烈抨击的对象。美国议员称中国的巨额盈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部门负责人辛格警告称，不要期望能一下解决问题。他在上海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降低中国的储蓄需要中期内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他说：“这将需要一整套措施。不要认为这一套措施是基于汇率这一单一措施上，这很重要。”以下是有关中国平衡经济的一些问题。
     中国储蓄为何如此之高？
     中国总体储蓄目前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是迄今为止主要国家中最高的一个。花旗集团经济分析师布堤尔和沈明高在报告中指出，1997-2007年间企业储蓄率增加了11.1%，政府储蓄率增加4%；不过同期的家庭储蓄率则减少1.8%。不过家庭储蓄仍很高。因中国社保覆盖面的脆弱和公共服务资金的匮乏，人们要留出养老保障，且还要支付医药和教育费用。
     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为何仍能获益？
     在中国最显著的“失衡”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很低，而且还在减少。家庭收入增幅一直保持较快速度，但还是赶不上整个经济的扩张步伐。世行驻北京经济学家高路易称，2007年工资在总收入中的份额降至39.7%，低于十年前52.8%的比例。
     这主要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劳动力的快速增加，限制了薪资增幅，因上千万的农民工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其次，与常规思维不同的是，中国制造业的资本集中程度其实是很高的。因此，除了纺织和制鞋等少数出口导向型领域以外，制造业对劳动力的边际需求一直都偏低。
     这一供需天平的一端正在发生变化。沿海地区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向内地延伸，农民工可以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找到更多工作。而且，如今年轻农民工的家庭已经脱贫，他们不再愿意像父辈那样作出牺牲，为了点微薄的收入背井离乡，在艰苦的环境中劳作。这导致劳动力成本迅速攀升。在出口占到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下周将提高逾20%。
     然而，中国资本密集型经济模式的症结依然没有解除。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借贷成本低。对具有良好银行融资渠道的公司来讲，一年期贷款指标利率为5.31%，只有目前国内生产总值（GDP）实质增长率的一半。为吸引到创税行业，当地政府还会提供税收优惠，并以低价出租土地。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水价和电价较低，并且遵守环境、健康与安全标准的相关成本也不高。
     金融体系如何放大失衡？
     布堤尔和沈明高表示，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具有保留利润以满足固定资产和存货投资需求以及运营资本需求的强烈倾向。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企业总是担心监管层可能在不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实施信贷配额制度。商业票据以及债券市场发展不充分也是一个原因。
     IMF 的报告称，即便是2009年国家和银行对资本支出提供的融资飙升逾50%，包括留存利润在内其它渠道的融资额仍占到所有投资融资额的四分之三。由此，中国财政被剥夺了原本可用于增加转移支付的收入。这对中国国内消费构成了重大影响:据IMF计算，中国政府在公共医疗上每多拿出一元的支出，城市家庭的消费支出便可增加两元。
     民营企业保留利润则是为了给企业扩张提供资金，因为只有少数的民营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对于承担向非政府支持企业提供贷款的风险，中国的银行相应的激励机制非常匮乏。
     变化可期？
     在一些方面，已经出现变化。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将在2016年左右达到高峰，实质薪资上涨和劳动收入增加将势不可挡。这反过来会促进家庭消费，2008年家庭消费占GDP比例降至35.8%，创和平时期主要经济体的最低纪录。人均收入的提高，特别是若政府能持续加强社保措施，应会帮助降低应急储蓄。里昂证券驻上海的宏观分析师Andy  Rothman表示，政府在2005-2008年间的医保支出大增163%，教育和社保支出分别上升125%和83%。一系列针对农民工在打工城市安置家人的便利措施，也会推动以城市为基础的服务业发展，同时刺激消费。中国基建需求仍很大，因此投资在GDP增长中还将占据大头。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后，中国政府开放金融业可能采取缓慢脚步。这将限制个人信贷发放，从而迫使人们为大额消费存钱。而养老保险体系无法在一夜建成。
     简言之，这是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完）
    （摘编\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0年第35期（总第1054期）  2010年5月5日（星期三）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263?net
    邮编：100836
    电话：（010）68034160  传真：（010）68032473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