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思路及实现途径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8年第10期（总第834期）2008年2月5日（星期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从“增长”到“发展”，寓意深远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党中央根据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围绕这一主题，理论界人士也发表了诸多见解和建议。我们将近期收集的相关资料整理精选并提供给研究人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2007 年1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刊登的刘戒骄的文章介绍说，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经济增长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主要指产出数量的增加。经济增长的核算通常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个重要指标。这三个指标分别具有不同的作用。国内生产总值是总量概念，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速度概念，它衡量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的综合指标，也是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性指标。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学者都非常关注经济增长指标。然而，如果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就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调和重大损失。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即从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则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不仅包含数量上的增加，也包括结构、质量、效益、就业、分配等质的变化过程。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不一定包含经济发展。所以，经济发展的涉及面更广，含义更深刻，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而且更强调经济增长过程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增长成果的共享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技术、结构、质量、效益、生态和环境等方面的转变。
     2007年7月 2日《广州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多年来，我国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也要看到，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提高经济质量，特别是提高科学技术对增加经济总量的贡献；但是这种转变主要强调通过提高资源效率来增加经济总量，依然是追求数量扩张，并没有必然要求提高质量和效益，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更没有要求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对一个国家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能保证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发展目标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发展方式，显然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全面涵盖的，单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保证实现科学发展，而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林毅夫教授在2007年12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中表示，他非常赞同从“增长”变成“发展”。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增长主要讲量的增加，发展除了量的增加之外还包括分配的问题，以及由量所带来的外部性环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的奇迹，但是在发展过程当中还出现收入分配不均、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差距扩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协调发展等问题，这些都包含在发展的范畴里。从改变增长方式到改变发展方式，这两个字的改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在量的增加的过程中属于质的、分配的、长期可持续的问题，反映了科学发展观里所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概念。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  
     在与林毅夫一同接受的专访中，郑新立教授谈到了发展方式应包括两个转变。需求结构的调整是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去年居民消费率降到36%，在世界各国中是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美国是70%，日本是60%）。这就要求我们从收入分配结构上解决问题，改变初次分配下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再分配下政府、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的局面，通过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来推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发展方式的第二个转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去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仅占GDP的39%，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只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32%，而发达国家这两个比例则高达70%-80%，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40%-50%。为什么我们的第三产业总是上不去？关键在于体制上的障碍。一是金融产业无论从结构、规模还是竞争力上与实体经济相比都很弱，另外，整个金融产业非常滞后，直接融资相比于间接融资比例较小，中小银行和保险业的规模都较小。去年我们保险业保费收入只占GDP的3%，而全世界平均8%，美国是13%，我们很多地方受了灾出了问题只能政府冲到第一线拿财政救济，保险公司帮不上太大的忙。还有我们的研发产业、物流产业、社区服务以及传统运输业中号称绿色运输方式的铁路、水运发展也受到体制的制约，发展较慢。
     前述刘戒骄的文章还指出，经济强国不仅要在经济总量上占有一定优势，而且要在经济发展质量上起到引领作用。我国正处在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重要时期，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但是，我国产业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关键技术长期依赖国外，许多重要产业和产品的研发、营销、品牌为外国企业控制，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具有世界影响、能够引领产业发展的企业不多，产品合格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上述问题既是我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我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必须正视和加以解决的问题。只有转变发展方式，才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树立中国制造的优质形象，让中国产品赢得国内外的信赖，真正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飞跃。
     孙永春在2007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观点认为，应正确定位“物与人”。转变发展方式，既要见物，更要见人，把发展的目标取向始终放在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上。首先，坚持把发展与惠民统一起来。在产业选择上，既重视发展技术、资金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又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努力解决好扩大就业和增加群众收入问题。在发展路径上，鼓励以富带贫，走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子。大力开展就业援助、结对帮扶等主题活动，深入做好关爱帮扶困难群众工作。同时，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繁荣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其次，把发展与确保人民群众生存安全统一起来。生存安全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利益，也是当前尤其需要重视的重大问题。烟台市坚决不上损害劳动者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项目，不上污染生态环境的项目。同时，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全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第三，把实现群众物质利益与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统一起来。精神文化需求是人民群众的重要需求。烟台市坚持把社会文化事业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领导、加大投入、完善设施，全面推动“文化事业大发展、文化产业大突破、文化建设大推进、文化素质大提高、文化成果大丰收”，使文化成为城市之魂，成为凝聚群众、率先发展的强大力量。
     汪同三在2007年1 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措施之一，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第一，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第二，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第三，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点和障碍
     据2007年3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披露，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三大难点：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经济驱动力。离开市场机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第二，政府在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两者之间面临艰难的选择。进入新世纪，中国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能源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上调、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等压力都在迅速增长，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发展模式已无法继续，逼迫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客观条件正在形成。但传统增长方式有很大的惯性，由于地方和企业对传统增长方式的依赖性很强，转变增长方式要支付巨大的短期代价，另一方面，政府又倾向于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以缓解近期的矛盾。政府通过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对要素价格的控制和较松驰的环境监管，把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的压力隔离在政府层面，没有充分地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难以形成；第三，政府集改革对象和改革推动者两种角色于一身，令政府自身改革十分艰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状况却没有根本变化，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的体制性障碍。
     在同一篇报道中，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汤敏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如何转变已经讨论了十几年，为什么老转不过来呢？是因为政府的职能没转过来。中国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应增加共享程度，防止陷入福利国家的陷阱。政府要把重点放在缺位上，而不是越位，把该做的事做好，如重点放在初次分配、创造就业，以人为本，工作重点放在贫困者身上或者低收入者身上，并把减少贫困人群支出和增加收入放在同样的地位。
     在2007年4月9日《中国信息报》的报道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强调，经济方式的转变面临严峻挑战，问题难在中国现在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扩展，怎么样能够把资源环境的代价降低，这是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在经济上升期我们更要重视，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中长期的结构政策、改革和制度创新，必须密切结合起来。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进一步解决的突出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在2007年第6期《经济研究》杂志发表的《论又好又快发展》一文中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1) 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但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些因素仍然存在，集中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依然偏大，经常出现投资增长过快、过热倾向。虽然在每次宏观调控中，投资增幅会受到一定抑制，但导致投资过快增长的体制性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地区投资扩张冲动仍然强烈，投资反弹并引发经济较大波动的风险依然存在。加之近几年中，还有一些相关的重要推动性因素，如2007年各级党政领导换届，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都有可能推动投资和经济增长趋向过热。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连续多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扩张，使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这也有可能影响到未来投资增速的较大幅度回落。如果经济出现大的起伏波动，将损害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中防止“大起大落”，保持经济运行的良好的平稳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2)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四高一多”(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很大。特别是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这是能源和各种资源消费强度较高、污染排放较重的时期，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路子，再也不能走下去了。“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两个约束性指标”，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改变，必须千方百计地完成，坚定不移地实现。
     在各种资源中，土地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源，它涉及到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粮食问题，即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所以，在中国近年来的宏观调控中，特别强调严格控制土地的使用问题，其根源就在于粮食问题或吃饭问题。节约集约用地，不仅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更关系国家长远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在土地问题上，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都必须克服技术“瓶颈”的制约，都迫切要求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上不强，有的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扩大，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国际科技进步和中国现代化建设都要求我们加紧建设创新型国家。
     (3)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在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中，也积累了不少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是：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投资规模过大，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比重较大，服务业比重偏低，而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尚没有改变，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外贸顺差较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突出出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国际收支状况对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4)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不和谐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总体上看，中国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尚有不少低收入群众的生活比较困难，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同时，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教育、卫生、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一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和谐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然而，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和谐。如果只顾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忽视人的发展，那么就会加重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顺利进行。
    怎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在刘树成的上述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着力解决以上四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把“好”放到优先的位置上。着力解决以上四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构成了“好”的四个方面的内涵，或者说构成了怎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四个重要方面，即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这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1) 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这就是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但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宏观调控会有不同的政策取向、操作步骤、松紧力度和实施重点。当前，我们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不断完善这些政策措施。在宏观调控中，要继续坚持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的原则，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范经济行为，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2) 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这就是要推动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前，要把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和节约集约用地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我们要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我们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落实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制度。
     (3)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这就是要处理好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基本的重大的比例关系。当前，要调整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方针，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要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完善消费政策，努力培育各种新型消费热点，鼓励和扩大居民消费。同时，继续严把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适度增长。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中，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要发展物流、金融、信息、咨询、旅游、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要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广泛应用先进技术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在地区发展方面，坚持统筹兼顾、合理规划、发挥优势、落实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结构，努力缓解外贸顺差过大的局面；注重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
     (4) 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经济增长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主要包括产品质量、资金使用效益、资源利用效率等等。社会效益更为广泛，包括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现在，我们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更要注重提高社会效益，也就是说，要使经济增长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这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重视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妥善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注重为农村和城镇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积极改善民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其中，也要妥善处理满足群众需要和政府财力可能的关系，既要尽力而为，正确发挥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推动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向群众直接受益的方面倾斜；又要量力而行，防止把期望值抬得过高，脱离实际可能。要在经济发展中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为了做好以上四个方面的工作，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改革。“又好又快”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好”字放在首位，决不是不要“快”，而是要好中求快，使“快”更能持久。
    各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思路及实现途径
     在2007年3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中，马凯认为，深化体制改革是转变增长方式的根本保障。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为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创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据2007年11月26日《新华网》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卢中原认为，实现从“增长”到“发展”转变将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这一过程中还应有一系列相配套政策的转变：  
     首先，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健全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考评体系。要从对GDP的简单考核，转变为对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扩大就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综合考核，以引导各级政府按照新的要求去转变自己的职能；其次，要深入改革投资管理体制，转变投资管理方式。减少对微观经济指标的审批，加强对社会公益性指标的规制。严格约束政府投资行为，把投资决定权更多地放给市场和企业；第三，转变财税体制，完善财税政策，使之能更多地满足公共服务和协调发展的需要，减少一般经济建设开支和行政性开支。此外，还有土地管理体制和资源价格体制的转变，要使资源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稀缺性、供求关系和环境损失代价。
     他指出，需要强调的是，政府运用产业政策时，要从过去主要靠财政补贴和优惠贷款支持特定部门的传统做法，转变为普适性和功能引导性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能源、环保、技术、竞争和人力资源培训等综合性政策，这样才能形成导向清晰的合力。只有协调推进各个关键领域的改革，使各级政府尽量少直接干预资源配置，着力做好公共服务，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在2007年4月9日《中国信息报》刊载的文章中，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要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首先要广泛应用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各种技术提高效率。其次，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对降低成本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开始，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着绝对地位，而我国服务业目前只占GDP的40%左右，且有下滑趋势。第三，发展信息化。目前我国信息化组成部分中硬件占70%，而软件和服务业仅占30%。由于信息化可以改造整个社会，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因此我国要着重发展软件和服务业。第四，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
     在上述文章中，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增长方式粗放、投资率高但消费率低、就业问题严峻、城乡收入差距大。应当采取的措施是：一要促成增长方式转变，要加紧鼓励企业自主创新，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二要建立创新型的社会，要通过和谐的发展鼓励创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三要通过新农村建设来开辟农村市场，来扩大对农村的投入，增加农民的收入；四要开辟新经济增长点，把内需作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通过收入的增加来拉动消费。
     另据2007年8 月3日《环球外汇网》报道，中国央行副行长刘士余表示，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国向创新型经济转型，必须充分重视资本市场的作用。当前有三项工作比较突出：一是应支持低信用等级债券，二要建立适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审制度和再融资制度，三是还应大力发展私募基金。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创新和发展，必须用立体的、系统的、甚至是大市场的概念，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环节。资本市场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类。从市场类型看，资本市场既有股票市场，也有债券市场；从交易方式看，既有交易所市场，也有OTC市场。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市场是分级的。既有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也有区域性证券交易所，还有那些“未经注册的交易所”以及各种“场外交易”，资本市场的分层结构对应于不同规模企业的不同融资成本和风险。
    （完）
    （摘编：叶红、王砚峰；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8年第10期（总第834期）  2008年2月5日（星期二）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263·net
    邮编：100836
    电话：（010）68034160，68034412    传真：（010）68032473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