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与城市化迟滞

    中国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的事实一直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心所在。但是，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瓶颈。 而且，即使在中国的各区域之间，城市化水平也具有巨大的差异。截至2011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化平均水平分别为69.15%、48.45%和42.81%。这意味着，如果考虑到地区差异，那些相对落后地区的城市化滞后问题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不禁让人发问，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缘何滞后？为什么中国各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西北大学刘瑞明副教授和复旦大学石磊教授合著的《中国城市化迟滞的所有制基础：理论与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一文对此进行了探索和解答。
    和很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内嵌于中国的转型经济体系。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双重性：第一，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的“城市—农村”二元经济特性的国家。第二，由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城市内部，又有“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二元经济特征。这构成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双重二元结构”特征。而且，观察现实不难发现，中国经济的这种“双重二元结构”是互相影响的，市场化的进程往往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因而，从计划到市场的所有制结构转变可能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经济的这种“城市—农村”和“国有—非国有”的双重二元结构构成了理解城市化进程滞后的重要视角。
    经典的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推—拉”模型，认为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因素来自于“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推力因素是那些对现有居住区域不合意的因素，而拉力因素是那些吸引劳动力的良好因素。一定意义上讲，“推”和“拉”是人口迁移过程中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中国，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而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又是如此之大，因此，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推力”条件一直存在。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城市的拉力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究竟能够“拉”多少农村人进城呢？这又内生于城市的就业结构。经典的托达罗模型强调了期望收益在人口迁移过程中的重要性，而这其中，在城市中能找到工作的概率（依赖于城市就业机会的多少）就显得异常重要。如果城市的就业机会多，就业概率大，那么移民城市的预期收益就越高，从而人们就更愿意迁移到城市来，实现城市化。观察现实可以发现，中国的企业基本集中在城镇，城市的拉力主要来自于城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雇佣需求。如果城镇企业对于雇佣工人的需求量越大，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就越大，就会有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城市并逐渐成为城市居民，那么城市化的进程就越快。反之，则城市化进程越滞后。
    而什么又影响了城镇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呢？在中国的“双重二元结构”背景下，城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了各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由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资本偏向型的发展战略和对整体经济的拖累效应，导致了国有比重较高的地区对劳动的需求相对较少，降低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并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滞后。研究利用中国1985-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证实了这一假说，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上述结论意味着，在政策操作层面上，需要清楚地认知改革中不同环节的重要性。就当前的改革而言，鉴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构成了城市化进程滞后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改革的次序上来讲，所有制改革应该优先于城市化进程的改革。
    就当前中国的发展进程来看，该项研究发现还为改革过程中的其他难题提供了一些启示：
    第一，既然中国各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部分受限于所有制改革的进程，而城市化又构成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那么，通过推进所有制改革，国有比重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可以相对快速地促进城市化进程，这将缩小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平衡。
    第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已经指出，国有企业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幅度及其不合理部分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职工福利越来越高，这一方面使得关系等非市场因素在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时候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导致国有企业更加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民营企业和整体经济发展受限。二者均导致社会就业解决能力的下降和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因此，实行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还可以通过促进公平和增长来推动就业问题的解决和城市化的进程。
    第三，该项研究还为放松户籍管制提供了一个启示，也即通过扩大就业的方式逐步瓦解现有的户籍制度。长期以来，各界人士都已经认识到，户籍制度将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带来不利影响，但是，由于现实操作层面的困难，户籍制度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得到良好的改革。无疑，户籍制度是横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堵墙，对其的维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的就业压力。依照该项研究，既然户籍制度是一堵如此坚硬的墙，没有办法一下子将之推倒，那么，为什么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和就业的解决，“一块砖、一块砖”地去瓦解它在现实中显得更为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