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损失(国家自科基金)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庇护与干预往往导致监督机制缺失或监管不到位,进而引致权利寻租性腐败和管理效率缺失。国有(控股)企业通过政府“父爱”享受政治庇佑和行政垄断资本,是管理效率损失的根源。其具体表现为:
首先, “一纸调令”式企业管理者产生机制会诱发政企同盟,使得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拥有政府官员身份或行政履历,引致国有控股企业经营目标政治化或非经济化。
其次,政企同盟经营机制下,国有控股企业在各行业中的支配地位,决定其垄断形式主要为行政垄断,并导致官商垄断及利益集团化行为。
再次,政府长期直接对国有垄断企业实施三位一体管理机制,导致了垄断资源政治化和管理者权利寻租行为,寻租性权益租金的转嫁,迫使国有控股企业支付高额的规制成本。
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管理者的政治诉求较弱,行政审批是各级政府的唯一设租筹码。设租筹码的缺失使得民营控股企业管理者寻租和行贿意愿都较低。而且,民营控股企业因缺少政府“父爱”及其政治庇佑,其市场垄断主要以经济垄断为主,旨在获取货币化垄断利润。集体控股则是介于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之间比较特殊的公有制,其企业的市场垄断兼具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的双重特性。
对于企业管理效率,现有文献主要从财务指标、权力配置与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等角度进行分析。而对于行政垄断,现有文献主要考虑行政垄断的强度、成因、治理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显然,现有研究没有具体分析市场垄断对不同类型企业管理成本的效应差异,更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变化(如政策调整、金融市场冲击、政治风波、自然灾害等)的影响及其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异质效应,而且,还忽略了企业管理成本的惯性特征。由此,我们的理论模型主要做了三方面的扩展:(1)引入了行政规制下股权性质与市场势力的交互作用,以测度市场垄断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异质效应;(2)测度了不可观测的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因素、及其对不同控股类型企业的影响差异;(3)引入了企业管理成本的惯性和适应性调整。进而,我们基于深、沪两市上市企业财务数据,构建了企业管理成本对政治庇佑、行政垄断、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等因素的交互效应动态反应机制面板模型,以定量测度各因素引致的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效率损失。其中交互效应度量了政府行为、经济政策、市场环境等外部共同因素的时变特征、及其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效应,具有很好的经济解释能力。
模型的核心变量包括。①管理效率,定义为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之和与营业总收入的比值。经去行业均值处理后,该指标反映企业的超额管理费用。②股权性质,作为是否享有政治庇佑的替代变量,借以揭示政治庇佑对国有企业管理效率损失的具体效应。③市场垄断势力,定义为企业营业总收入与其行业营业总收入之比。控制变量包括信息非对称性、财务杠杆、资金状况、企业绩效、经营性现金流、交易规模、职工薪酬、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企业商誉等。
所用企业数据源自上市企业财务报表,宏观变量来源于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样本区间为2002年第1季度~2013年第3季度。样本期内,数据报告完整的企业合计576家。其中,国有控股企业519家,集体控股企业18家,民营控股企业39家。所有定量变量都进行了去行业均值处理,以退化行业差异的影响,并基于GDP平减因子,对除股权性质变量之外的其他变量进行了平减和季节性调整。
测度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及反事实对比仿真实验揭示并验证了以下分析结论:
(1)政治庇佑导致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效率损失严重,其可比基准管理成本约为营业总收入的3.9%,是民营控股企业的3倍。集体控股企业的可比基准管理成本与民营控股企业无显著差异,明显低于国有控股。
(2)市场垄断显著增加国有控股企业的超额管理成本,却明显降低民营控股、集体控股企业的管理成本。就企业管理效率而言,行政垄断具有无效性,经济垄断才是相对有效的。
(3)国有控股和集体控股企业超额管理成本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变化很不敏感,具有刚性特征。民营控股企业对环境因素的灵敏度是国有企业的5.5倍。
(4)对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的测度结果表明,2008年第一季度是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分界点。在此之前,企业共同面对的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总体状况良好。2008年第一季度之后,市场环境总体呈现震荡中恶化的趋势。
上述结论表明,向民间资本开放国有经济核心垄断领域,在股权配置过程中发挥市场作用,加快发展混合所制经济,是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客观要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行政干预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非公开性,从而影响到相关反映指标的可得性,这里的实证分析结论也必然受到样本信息的制约。不过,基于非观测共同因子交互效应的设定可以较好地捕获非观测系统信息,其结果还是能够较好地测度国有企业管理效率的基本状态以及市场反应的基本特征。
Tags: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损失(国家自科基金)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