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法公正为企业创新保驾护航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诉讼风险已逐渐成为影响公司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毛新述和孟杰（2013）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涉诉次数越来越多，涉诉金额越来越大，部分案件的涉案金额已经超过其上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甚至销售收入，因而，诉讼事项对企业的影响已经不容小视。企业创新作为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维持垄断利润的重要手段具有投入时间长、投资金额大的特点，也一直被视为一项风险极大的投资活动。那么，当企业被诉之后，它的创新行为是否会相应改变呢？考虑到企业被诉的原因也各不相同，那么由于借贷和担保所引发的资金类诉讼与由于著作权、商标权以及专利侵权所引发的产品类诉讼是否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呢？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的地方司法系统隶属于地方政府，其人财物的大权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加之财政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存在保护辖区内企业以进一步保护税基的动机与激励机制，因此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风盛行（刘作翔，2003；龙小宁和王俊，2014）。那么，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是否会通过影响案件判决和执行的结果，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创新活动呢？
    《公司诉讼风险、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企业创新》（《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一文搜集了2006—2012年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R&D支出以及滞后一年的公司诉讼的数据，采用Tobit模型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在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和联立方程组方法控制了内生性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就总样本而言，公司卷入诉讼纠纷会导致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减少。但是不同类型的公司诉讼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却是不同的：由借贷和担保引发的资金类诉讼，会严重影响被诉企业的现金流，而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被诉企业会显著降低企业创新投入；与之相反的是，由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侵权等引发的产品类诉讼，则会严重影响被诉企业声誉，危及企业的市场地位及未来发展，这种市场压力反而会激发被诉企业大幅度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
    二、总体来说，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会干扰公司诉讼结果，进而妨害企业创新。一方面，基于“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地原则，如果诉讼是在被告方所在地审理，而当地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较为严重，产品类诉讼对被诉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将被大大抑制，因为被诉企业会得到当地法院更多的照顾，遭受的市场压力大大减轻，增加创新投入的动力就会不足。但另一方面，实证结果却显示，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对资金类诉讼结果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资金类诉讼而言，仅考虑被告地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是不够的，因为借贷、担保事项通常有格式合同来很好地保障债权人利益，这类案件一般证据确凿，被告地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难有作为空间。而且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原告所在地的法院也对资金类诉讼具有管辖权，而原告通常更乐意向本地法院提起诉讼，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资金类诉讼是在原告所在地审理。因此，如果原告地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较为严重，当地法院在案件审理及执行过程中会更倾向于保护本地原告企业，案件胜诉及赔偿得到有效执行的可能性更大，这导致了被诉企业资金困难的局面更为紧张，从而加剧了资金类诉讼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
    本文的结论具有较为重要的政策意义：当前我国司法体制所暴露出的弊端之一就是司法权力“地方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司法机关沦为维护地方利益的工具，使得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风盛行。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虽然在短时期内可以起到稳定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由于司法权的“地方化”破坏了法治的统一，使司法权难以得到公正的行使。从长期来看，司法缺乏公正会使得投资者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地方投资环境恶化，进而严重阻碍地方经济的发展。本文的研究发现，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扭曲了公司诉讼结果，从而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一结论恰好验证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对地方经济增长的长期负面影响。因此，充分认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端，去除司法“地方化”色彩，还司法公正的本原，显然已经迫在眉睫。解决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就需要彻底地改造形成“司法权地方化”的体制性因素。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这项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克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障碍，促进司法权力的去地方化以及去行政化，真正实现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最终为推动依法治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