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增长与动态财政政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

     本项研究是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刘榆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研究”（项目批准号：08JJD79013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宏观经济学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探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长期或短期是如何被确定的，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方法论的引入，即宏观经济学与公共财政的整合问题。在Chari and Kehoe（1999）看来，公共财政传统往往追溯到Ramsey（1928），而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一般是以Cass（1965）、Koopmans（1965）、Kydland and Prescott（1982）以及Lucas and Stokey（1983）等文献为基础。根据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Chamley（1986），最优税收的选择问题等价于在既定约束条件下选择一个拉姆齐配置（Ramsey allocation），假定政府支出是给定的，那么该问题的竞争性均衡由三部分构成：（1）n种税率形成的政策集；（2）私人消费c、劳动力l与产品数量x的配置集；（3）价格系统p。Chari and Kehoe（1999）给出了一个精炼的关于n中消费品的一般均衡模型，当一阶条件是充分且必要条件时，拉姆齐配置保证了解是内点解，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竞争性均衡的拉姆齐配置，并对该配置的存在性与唯一性作了讨论。
    拉姆齐方法的一个设定前提是政府支出外生性，而本文给出的Zou（1996）两步法是基于政府支出的内生设定，将政府行为纳入到经济体的环境中，将它与家庭、厂商行为并列，这正好是对Devarajan et al.（1996）在文中提到的不足之一的补充。这个模型设定的改变使得Zou（1996）两步法与拉姆齐方法的差异首先体现在了政府约束方程上面，且本文又将政府支出由流量转为存量探讨，因而在原来的政府约束方程基础上又变换为常微分方程（即动态方程），假定政府支出是按照功能分类，即分为生产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那么生产性支出的存量设定就可以视为是公共资本存量，这就形成了公共资本的动态方程，与传统的拉姆齐方法下单一的私人资本动态方程合并，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Zou（1996）框架下的最优财政支出动态学，将Barro（1990）的政府规模静态问题演变为一个动态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拉姆齐方法是在政府行为给定的前提下求解一个竞争性均衡，这个均衡的环境没有涉及到政府行为的内生性，因而所求得的财政支出结构必然是静态的，而本文的Zou（1996）两步法将政府行为内生到模型环境中，这个均衡体系同时纳入了私人个体和公共个体（严格讲，应该叫政府），两个个体通过私人资本动态方程与公共资本动态方程来相互作用，当经济达到均衡时（这里考察了平衡增长路径，对Zou（1996）是一个改进）就可以同时求得私人消费水平、公共消费水平、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的运动轨迹。只是Zou（1996）的不足之处在于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相互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故这个两步法是否完全能够弥补拉姆齐方法忽略政府行为的不足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分析到此为止可知，这个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行为内生到经济环境里，求解一个类似于拉姆齐配置的配置问题，即含有公共部门变量的配置问题，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同时对近年来研究制度内生的新一代增长理论也有一定的帮助和启迪。
    本文在Zou（1996）模型框架的基础上，将资本产权结构内生到系统中，借助于Zou（1996）两步法求解一个邹恒甫问题。理论分析表明，内生政府支出并且把生产性支出视为存量的方法可推导出一个关于资本产权结构的动态方程，该方程描述了经济转型的一个路径，同时，家庭部门与政府部门的相互影响使得经济最终可登上平衡增长道路，系统达到稳态时的资本产权结构即为最优资本产权结构，它描述了转型的最优条件。政府决策者可依据这个最优资本产权结构制定相关财政政策，为支出规模的合理性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将公共资本动态方程与传统拉姆齐方法下单一的私人资本动态方程合并，二者共同构成一个Zou（1996）框架，在该框架下可以探讨政府行为的动态学，不止财政支出结构的问题。
    本文使用的模型框架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仍较为简单，在理论分析上仍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邹恒甫问题的定义。本文试图借助于Zou（1996）的框架来求解由私人消费、私人资本、公共消费和公共资本四个变量构成的动力系统，将Zou（1996）推进到内生增长，邹恒甫问题的中心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最优资本产权结构，使得经济登上BGP？这是一个基本框架，进一步可推广至含有货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异质性厂商的增长模型，但不足之处是，Zou（1996）假定私人变量与公共变量互不影响，那我们求得的 序列是否是真实BGP下的变量代表序列么？求解出的最优资本产权结构是否具有合理性？要解决以上问题，须待重新定义私人变量与公共变量相互影响的邹恒甫问题。
    第二，可分离效用函数的假定。较多文献在求解均衡时都使用可分离效用函数的假定，该假定认为进入效用函数的两变量之间没有联系，因而本文据此求解问题较为顺畅，如若使用效用函数不可分离的假定，则会同时出现资本产权结构与消费产权结构两个变量，显然两个变量能更好地反映转型特征，但在接下来的数学处理过程中会遇到动力系统求解的存在性证明困难，即由资本产权结构、消费产权结构、私人消费资本比和公共消费资本比随时间变化的四个微分方程构成的动力系统将很难求解，因此这是本文选择可分离效用函数假定的原因之一，因此效用函数的设定既要接近现实又要易于模型求解，这是值得权衡的问题。
    第三，资本产权结构的代表性问题。本文的侧重点在于用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的比值变化来表征经济的转型过程，从资本来源的角度探讨经济中资本的运行轨迹，这样做可将转型与增长纳入统一的框架内，易于看出二者的彼此联系。然而本文指出，转型的代表含义有很多，如产业结构、人口结构，那么哪些因素是转型的根本因素？资本产权结构是否具有代表性？这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厘清了，则与资本产权结构相关的后续研究将可顺利进行，如最优储蓄率的讨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