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吉军、戚振宇：行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

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2期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研究政治过程，由于这种假设忽略了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和认知偏差，因而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行为政治经济学则将行为经济学原理应用于对政治活动的研究中，采用有限理性、有限自利、偏好内生且易变等更加符合实际的假设，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认知偏差和政府失灵给予新的解释，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从而开辟出更广阔的研究前景。为此，本文首先剖析公共选择理论的局限性；其次对当前行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综述；最后对行为政治经济学进行简要的评论，并对其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存于作为单一学科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之中，但自19世纪晚期以来，它们便正式独立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19世纪晚期，以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为首的学院派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学相标榜来竭尽全力地重构他们的学科，希望有朝一日政治经济学能获得更加科学的资格，从而只有那些经过经济学正式训练的人，才被认为有资格参与经济问题的争论（佩雷曼，2000）。因此，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政治经济学家一般不再从王权的立场看待经济问题，而是转向支持新兴的中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心也由此发生了转移。1870年前后，边际革命的奠基人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对交换关系进行了形式上的数学化处理，经济学呈现出更加科学的姿态。学院派政治经济学家热情地接纳了马歇尔的经济学术语，政治经济学后来就被当作异端者、思想怪异者和反叛者的舞台被废弃了。从此，“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很少有人再使用了，学者们一般直接使用“经济学”来代替原来的“政治经济学”。到了19世纪晚期，致力于纯粹的经济学研究与政治科学研究的职业组织开始出现，分立的学术部门在各主要大学也取得了快速发展。在不同的学校，这一发展的时机有所不同，但学科的分立在20世纪早期已经完全建立起来（班克斯、哈努谢克，2010）。
    这种学科分工最重要的意义是使学术研究走向更高程度的专业化。经济学家专心致志地研究市场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将政治与制度结构视为给定的。而政治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研究非市场状态下制度如何与个体互动，以及个体如何被制度所影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推动了各自领域知识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导致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在对待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出现了分歧。因此，这就需要将政治科学与经济学重新融合成政治经济学。然而，重建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步通常是困难的。一方面，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已经相当成熟的个体经济行为最优化模型嫁接到政治学的简单模型中。这里的政治学模型仅被当作一个能够提供政治方案的“黑箱”，经济学家并不去分析它的来龙去脉。当涉及政治活动的参与者时，经济学家也不把他们的行为看成是最优化的。另一方面，政治学家则倾向于将市场产出的扭曲模型嫁接到他们所发展的组织行为模型中。他们完全没有领略到市场互动模型的精妙所在，忽略了市场对政治变迁的调整能力。可见，这两个学科研究的假设条件不一致。
    20世纪50年代，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又出现了，它的内容和先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大相径庭。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中假定个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政治领域中，假定政治家和官员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而不是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这体现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假定仁慈的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特征方面。为了更好地解释并矫正政府失灵，Buchanan、Tullock等经济学家将“经济人”引入到政治活动中，创立和发展了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但很少涉及有限理性和认知偏差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虽然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前提假设进行了批判，并将其应用到政治过程中，但仍然未涉及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有限认知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近些年来，行为经济学已经成为发展最快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之一。Rabin、Kahneman、Smith等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心理动机和认知偏差严重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其中，行为经济学已经被大量应用到公共财政学、福利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金融学、劳动经济学等领域，这些应用所提出的理想化政府干预同样忽略了政府活动参与者的认知偏差问题。因此，亟待从行为经济学角度来研究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和认知偏差，以弥补经济理论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缺口，行为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
    行为政治经济学（BPE），亦可称为行为公共选择理论（Behavioral Public Choice Theory），是一门应用行为经济学分析工具研究政治活动参与者的决策、行为及其影响的学科。它是在批判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提出的，它采用偏好易变、有限自利、有限理性等较为实际的假设，放松了完全理性和效用最大化假设。行为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1759)。斯密认为，理性的个人会在政治决策方面投入过少的时间、精力等资源，这会影响决策质量。对于选民而言，因为单个选民的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几乎不会产生影响，所以理性的选民往往不愿意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去搜集信息和了解情况，而是让自己保持理性的无知。相对于经济领域而言，政治领域充满了不确定性，参与者的动机较为复杂，认知偏差问题更为严重，所以更适合使用行为经济学而非新古典经济学来分析政治领域中的决策问题。
    行为政治经济学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符合现实，对政府失灵的解释更具说服力。鉴于此，本文对行为政治经济学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综述，希冀对行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所帮助。
    综上所述，公共选择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应用到政治过程分析中，假定人们并不存在认知偏差、严重脱离实际情况，且所用的理论分析工具较为单一，因而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以及政府失灵原因的解释并不充分。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批判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但当其研究政治过程时，分析工具却囿于交易成本和产权制度，仍然未分析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认知偏差问题，因而解释力与范围也较为有限。可以说，新古典或新制度政治经济学仅仅认识到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等约束条件会导致政府失灵，看不到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与此相对照，行为政治经济学采用了符合现实情况的假设——有限自利、有限理性、偏好内生且易变，将行为经济学分析工具广泛应用到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认知层面分析上，因而可以更好地解释政府失灵，也大大拓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在批判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行为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政治活动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并存在多种认知偏差，往往会受框架效应、损失规避效应、可得性偏差、现状偏差等影响，注重短期和局部利益，其结果是会对长期和社会整体利益造成损害。政治家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便投选民所好，制定选民偏好的政策，有些政治家的正确政治判断有可能就会淹没在选举制造出的非理性“民意”之中。所以为了迎合选民，政治家有时候会制定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同时，由于政治家也是有限理性的，难以获得所有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常常也会出现认知偏差，从而致使其制定出的政策缺乏效率。而且，利益集团和说客也会利用选民对选举保持理性的非理性以及存在认知偏差这一特点，借助媒体和游说，大力宣传其偏好的候选人、法案、政策的合理性。利益集团提供的片面信息很容易影响非理性的选民，使其产生与他们相同的政策偏好，从而也会使政治家制定的政策出现偏差，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因此，行为政治经济学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认知偏差分析更符合现实，对政府失灵或民主失灵给出了比较新颖的解释。所以行为政治经济学是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和修正，更需要应用到对我国的制度变迁研究上来。
    但是，行为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时间并不长，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仍不够成熟完善，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由于追求宽泛的解释，其理论与解释显得有些“碎片化”，削弱了行为政治经济学的预测力。完善和发展行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工作。具体而言，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应进一步吸收行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成果，采用观察、调查、实验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及心理动机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2）应学习新古典经济学简约严谨等优点，尤其要注意引入数学工具，建立具有整合性的理论范式、逻辑严谨的分析框架和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行为政治经济学的公式化、模型化、抽象化，引入简洁清晰的数学语言有助于行为政治经济学做出严谨的推理和精确的预测，也有助于建立明晰统一的理论框架。（3）进一步探索解决政府失灵的措施。行为政治经济学对政府失灵已经给出了一些认知层面的解释和解决对策，但还不够充分，还要通过进一步探索，将行为政治经济学对政治活动参与者行为模式及心理动机、政府失灵等问题的解释能力的优势，转化为制定政策处方的能力优势，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处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二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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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吉军，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30012，电子邮箱：tjj71 @163.com；
    戚振宇，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30012，电子邮箱：qizy14@139.com。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