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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键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再分配效应 泰尔L指数 分解
20世纪末，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企改革的需要而推出的配套性措施，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该项制度已初具规模并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但是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结果如何？是否有效维护了“底线公平”，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本文专门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文利用两次关于中国家庭收入微观调查的数据（2002和2007），对我国城市低保政策的再分配效果进行了分析和测度，详细分析了城镇低保政策实施前后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变动程度（再分配率），并通过将分配公平细分为垂直公平和水平公平而分解分析了低保政策的再分配效应。这里，所谓垂直公平是指允许收入本身发生变化，但是政策作用前后收入所得者的排序不能发生改变，而水平公平则要求收入相同的收入获得者应受到同等待遇。考虑到我国城镇低保救助采取的是差额补助方式，同时为避免划分等差收入组的繁复问题，本文采用APK方法作为分解方法。
本文通过从全国、省级、省际、地区以及不同城镇家户等多个层面，对我国城镇低保政策实施后的再分配效应进行了不同方法的分解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1）城镇低保政策实施的再分配效应整体可测且呈改善趋势，但程度较弱。全国层面，2002年实施城镇低保后，基尼系数下降0.0011，再分配率为0.35%，再分配效应很小但可测。2007年实施城镇低保后，基尼系数下降0.003，再分配率达到0.82%，再分配效应明显增强。省级层面，2002年仅重庆在城镇低保政策实施后收入差别的下降幅度超过1%，而到了2007年，安徽、河南、湖北、重庆、四川等5个省实施低保政策后收入差别下降都超过1%。另外，我们研究中还发现，低保收入占总体收入比重小的东部地区，其低保的再分配效应相对中西部地区较弱。
（2）城镇低保救助政策的目标指向基本准确，且有不断改善。从测度方法上看，集中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表明人均收入越低的家庭得到的低保补贴越多。2002年，全国低保收入集中系数的绝对值为0.6145， 而2007年全国低保收入集中系数的绝对值为0.6696，比2002年提高9%。在分省数据中，除了安徽和广东有所下降以外，其余省份集中系数的绝对值都有所提高。这表明同2002年相比，中国城镇低保政策的针对性有了明显改善，城镇低保救助政策施惠穷人的政策指向，更精准、准确地提以实现了。这是令人鼓舞的结果。
（3）我国城镇低保政策的再分配效应以垂直公平为主，而水平不公平现象则有扩大迹象。从全国范围来看，2002年、2007年垂直公平效应指标分别为0.0011、0.0032，占再分配效应的100%、93.75%。各省市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但是值得关注的是，2002年水平不公平现象不太明显，而2007年发生水平不公平的省份明显增多。2002年所有样本省份中只有50%产生了再排序效应，2007年除广东省外，其余省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再排序效应，占全部省份的90%。而且，再排序效应的绝对值明显提高。水平不公平的产生，既可能是由于低保标准的多样性，部分收入水平在低保线以下的家庭未纳入低保范围，也可能是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存在对低保对象识别不准确，差额发放执行不到位的现象，导致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相对贫富关系因低保补助而发生改变，尤其是改变了那些收入水平接近但又分别位于低保线上下的家庭的相对贫富关系，形成了新的水平差别，削弱了通过低保救助缩小收入差别的效果。这建议我们应进一步做好城市低保对象的识别与认定，同时不断扩大城市低保的覆盖范围。
（4）我国城镇低保政策的实施对省区间的收入差别也有改善。在省区之间再分配效应测度方面，从理论上说，假设各地采取相同的保障标准，执行相同的操作程序，由于低收入地区享受城镇低保的人口多于高收入地区，城市低保政策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而如果高收入地区的保障标准过高，或者城镇低保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较大的瞄准误差，就有可能造成地区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本文对城镇低保政策实施前后省际之间的收入差别进行了泰尔L指数分解，发现城市低保政策起到了缩小收入差别的作用，在缩小省内收入差别方面的作用较为明显且稳定，与2002年相比2007年在缩小省际收入差别方面的作用有所增强。下一步，应在基本确保低保救助水平及发放标准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同时，通过顶层设计，加强城镇低保政策的省际联动和协调，使低保救助政策在缩小省际收入差别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是一个应当日益强化的趋向。
（5）我国城镇低保政策的实施对城镇不同特征家户的影响是不同的。从城镇低保政策对不同类型家户的再分配效应的分解情况看，对于单人户、女性户主、户主残疾、户主无业家庭，经过城镇低保救助政策后，收入差别的下降幅度较大，而对于没有这些特征的家户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建议我们的城镇低保制度和政策，除了应该包括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保障标准的贫困人口、老年人、儿童、丧失劳动能力者等传统意义上的困难群体之外，还应该包括因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导致收支失衡、入不敷出的贫困家庭以及外来人口构成的城市新贫困群体未来，继续强化对各类易于致贫家庭的低保救助力度。
总之，本文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镇低保制度和政策的实施是有效的，但仍需要加大改进的力度。根据我国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其中就包含要缩小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别等。为此从我国低保制度和政策实施的方面看，就必须加大低保投入，同时要提高补助发放的精准程度。建议在可能避免出现“福利依赖”的前提条件下，适度提高低保救助补贴标准，扩大低保覆盖面，使更广泛的人群获得更有力度的低保救助。同时在实施低保制度和政策的具体过程中，应力推“精准救助”和“靶向扶贫”，制定具体工作程序和措施，保持低保补助发放的准确性，进而切实缩小收入差别。唯此才能把好的政策和好的制度落实好，保证届时全体人民真正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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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胜，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邮箱：zschen@nankai.edu.cn；文雯，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yongshunjiewen@126.com；任重，天津农商银行，电子邮箱：renzhongxy@sina.com。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