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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键字：金融体制 资源配置效率 生产性效率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对传统的单一银行体制的金融模式进行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金融体制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步伐的加速，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也在加快。追求“自由化”“商业化”“国际化”是这一时期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但时至今日，中国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个混合模式。尽管市场化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趋向，但在这个体制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非市场因素，如政府干预、国有银行在金融系统的主导地位、银行冲动行为，等等。
从新古典金融自由化的视角看，这种混合体制必然是无效率的。然而，与这个“可疑”的金融体制并行不悖的是，在整个改革时期，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的金融体制没有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正确评价中国金融体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必须结合中国的金融体制特性，从更宽泛的理论视角来加以考察。
一、中国的金融体制、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
中国的金融体制经过3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进展。金融总量得到较快增长，经济货币化程度和证券化程度在不断加深。中国的货币化率（M2/GDP）从1979年的0.36一直飙升到2012年的1.9。从世界范围看，也已是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证券化程度指标((S B)/GDP)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幅上升，从1995年的0.11上升至2012年的0.94。这些都说明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
然而，中国的金融体系至今仍是一个存在非市场因素的复杂系统。直观上，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金融体系虽显现出日趋明显的商业化和自由化，但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仍然是，国有银行在整个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总资产和总贷款的情况看，2010年中国国有银行的这两项指标占所有银行对应总值的比重分别为61%和55%；从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看，在20世纪90年代证券市场的发展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80%以上来源于银行信贷，而非资本市场，即使到了2012年，这个比率依然接近60%。
二、中国金融体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超越新古典视角
中国的金融体制在保持许多非市场特性的同时，也在不断推进金融的深化和促进经济发展。金融体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这种重要性可以说体现在整个改革时期。
然而，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金融体制虽没有影响中国经济的金融深化过程，但却是造成中国经济的波动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在整个改革年代，银行信贷、固定资本形成（即投资）两者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且信贷增长先于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这说明投资的增长主要由银行的信贷扩张来支持。然而，整个改革年代，投资和信贷都表现出剧烈的波动。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断，中国银行系统的行为是极其不稳定的。
可见，中国的金融体制特性一方面有利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是诱发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这种影响的多重性决定了对其效率特性评价的复杂性。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金融体制是否有效率关键在于金融体系的行为是否与市场原则相一致，因为只有符合市场原则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非纯粹的市场化金融体制，由于软预算约束，存在内在固有的扩张特性，还容易导致经济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就是非效率的一种表现（Kornai, 1990; Kornai, Maskin & Roland, 2003）。
非主流经济学家则提出了与新古典不一样的观点。演化论者认为对经济发展应更多地关注其动态过程，而不是不变的均衡状态(梅特卡夫，1998)。新熊彼特主义者也认为，金融资本的意义，在于担当了“创新性毁灭”的执行者，推动着技术范式的变革（佩蕾丝，2002），而不在于静态效率。后凯恩斯主义者则进一步提出了生产性效率概念，认为金融的重要作用主要在于促进了生产性效率（Arestis，2004；Kregel & Burlamaqui, 2005）。
这两种对立观点可能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自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尽管中国的金融体制可能有损于资源配置效率，但中国的金融体制在生产性效率方面的得益，足以弥补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损失，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三、生产性效率替代资源配置效率的经验依据
新古典主义者对中国金融体制做出非效率评价主要是认为软预算约束违背了市场化原则。但新古典主义者却忽视了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关键假定是金融体制通常是稳定的，而这个假定并不与现实相符。与此相比较的是，后凯恩斯经济学认为，金融不稳定是市场经济的常态，金融的重要作用主要在于促进了生产性效率。
必须承认，中国经济改革期间的几度扩张和收缩确实与政府和银行的行为有着较大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收缩的责任必须由政府负责，而过度扩张必须由银行来承担。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后半阶段曾出现的一个较长时期的信贷收缩完全是国有银行商业化行为的正常反应（Lo & Zhang, 2011）；而2008-2010年间那次空前的信贷扩张很明显就是政府为应对全球经济衰退所引起的需求不足而采取的积极举措。这同时也说明，“收放式”的商业循环并不都是非效率的表现。
短期波动与长期发展之间、以及两种效率之间或许存在某种替代关系，因此从理论视角看，以上的两种分析可能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这两种分析是否具有解释力，就必须对其作进一步的现实检验。
运用Shift-share方法，考察1999-2012年间中国省（自治区、直辖市）际工业间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部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整个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分析发现，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以内部增长效应为主体的生产性效率，而不是由劳动流动效应和资本流动效应所构成的资源配置效率。后者尽管大多数年份为负，但从绝对值看，相对前者而言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从中国的金融体制特征与增长效率关系来看，中国的金融发展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但却提升了生产性效率，而且后者的提高足以弥补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而促进整体效率的提升。
这个判断有助于理解新古典主义者所认为的中国经济的“异常现象”，即在整个改革年代，中国非市场化的金融体制与金融不断深化和较快经济增长并行不悖的发展事实。至于应该如何协调政府干预与金融体系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就维持短期稳定和促进经济长期发展而言，又应如何协调好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性效率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发挥金融体制的正面效应，这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所必须审慎考虑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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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3期。
黎贵才，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30117，电子邮箱：ligc118@163.com；卢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dl1@soas.ac.uk；刘爱文，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30013，电子邮箱：law0973@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