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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2012年，我国在居民用电领域引入了递增阶梯定价政策。发改委表示，此举不仅是为了解决电力领域长期存在的“交叉补贴”现象，同时也是希望利用价格杠杆实现节能减排等一些社会性目标。而实际中，此种价格机制的实施对居民的用电行为产生了何种影响，是否实现了最初的目标，实现程度如何等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需要进行实际的分析与验证。
因此，对阶梯定价下的需求响应进行分析，其结论不仅有助于理解非线性定价结构下的需求响应，还对价格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国内对IBP实施效果研究的文献较少，更不必说需求响应问题了。《居民对递增阶梯电价更敏感吗？——基于加总DCC模型的分析》一文旨在解决此问题，研究IBP下的居民用电需求，以期观察消费者对定价结构的敏感性，并初步探究其原因。同时，由于现有的估计模型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此文还对具有微观基础的离散/连续选择（Discrete/Continuous Choice，DCC）结构计量模型进行拓展，拓展后的模型解决了原有模型对数据的较高要求，扩大了其应用范围，且更适用于对本文问题的分析。
具体来看，文章首先特别指出了需求估计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即需要注意的问题。与统一（线性）定价不同，在阶梯定价中，边际价格随消费量变化，并且消费是价格的非线性函数，这种定价结构不仅使消费者行为更加复杂与难以预测，对相关估计技术也带来很大挑战。主要有：（1）内生性问题。在线性定价结构下，需求估计的内生性问题通常来源于外部因素的冲击，因此难以区分影响消费的因素是来自供给还是需求。而在非线性定价中，消费随边际价格变动，由此带来价格和消费同时决定的问题（Agthe et al，1986；Deller，Chicoine&Ramamurthy，1986）。相对于统一线性定价（边际价格不变），递增阶梯定价中的边际价格会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升高，故价格与消费量同时决定产生了内生性问题（Nieswiadomy&Molina，1988，1989）。（2）预算约束分段线性问题。价格的不连续使得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呈现分段线性，由此产生尖点（Kink）问题（Taylor，1975；Moffitt，1986），形成尖点形状的需求曲线，造成需求聚集现象。理论上，消费者的最优选择就是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而在IBP中，由于尖点的存在，导致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是分段线性的，故若求此种定价结构下的效用最大化，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线性化。Nordin（1976）引入了“虚拟收入”的概念，认为IBP下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就是需求量与该档次下的“虚拟收入”成线性关系。
作为阶梯定价文献中的热点与难点，阶梯定价下的需求分析衍生了很多方法与技术，但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直到1984年，Hanemann首次将劳动经济学中研究累进所得税率下劳动力供给效应的离散/连续选择（Discrete/Continuous Choice，DCC）结构计量模型引入到阶梯定价的分析中。基于DCC模型将需求分成一个个连续的子集，连续选择中不存在价格与消费共同决定的问题，解决了线性化估计模型无法彻底解决的内生性问题。另外，将总需求分成若干部分的DCC模型不仅考虑了阶梯上的消费选择，还同时考虑了尖点问题，使需求函数包含了临界点上的样本，解决了原有估计技术不能包括全部样本的问题。故模型在引入阶梯定价领域后，就得到了推崇。但是，由于DCC模型适用的研究对象为微观个体，模型估计一般要求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这种较高的数据要求，使得DCC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受到很大制约。
鉴于此，文章将此模型进行拓展。假设仅可观察到地区家庭用户的平均特征，对具体家庭特征及替代品消费情况并不知悉，重新推导出三档定价结构下的最大似然函数表达式。这既保留了原DCC模型的微观结构，还降低了对数据的要求，同时估计过程也相对简单。根据推导出的加总DCC模型，文章将相关变量数据代入，对中国居民的用电需求进行估计。
根据用电需求的估计结果，发现统一定价下全国居民电力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3，IBP引入后变为-1左右，介于有弹性与无弹性的分界点间。通过数值比较可看出阶梯定价的引入使得弹性前后变化较大，即阶梯定价的引入造成了弹性的变化。为了进一步验证此结论，文章将阶梯定价的价格变量分离后重新进行估计，发现阶梯价格的系数统计上十分显著，这表明阶梯定价的引入确实会对需求量以及价格弹性造成一定影响。为了排除消费习惯的影响，文章又进一步加入了消费量的一阶滞后项进行重新估计，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IBP实施后的价格弹性较之前变大，也许是由定价结构的变化引起的，也许是其他因素的变化而间接造成的。为确定最终的原因，文章将可观测的影响因素逐一分析和排除。其中，将反应价格可能是平均价格电费支出在收入中的占比提高和用户对不同的定价结构有选择权这三个因素排除后，定价结构的不同成为最后一个影响弹性变化的因素。为验证此因素，文章引入价格变量（lnp）与边际价格（block）的交叉项block*lnp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系数较为显著，可得出是定价结构的差异造成了此情况的发生，即相对统一定价，IBP特殊的定价结构使居民对用电量更关注，使用上也更谨慎，且在引入需求的一阶滞后进行动态分析后结论仍然显著。因此，文章初步认为定价结构的变化造成了弹性的不同。
由此可知，居民用电领域实施IBP的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它有效地提高了居民对自身用电行为的关注，促使居民节约、合理用电，而定价结构的不同是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此结论对于即将要全面实施的阶梯水价、气价，以及其他领域中阶梯定价的制定，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对适用于微观数据的DCC模型进行推广改进，使其不但具有微观结构模型的特点，同时还能应用于加总数据。这将大大降低应用此模型的数据要求，拓展该模型的应用场景；第二，运用不同模型对居民需求进行估计，得到了IBP的引入使居民用电价格弹性增大，消费者在阶梯定价下价格更敏感的结论。最后，对需求响应变化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索，得到定价结构本身带来价格弹性差异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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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2期。
张昕竹，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732，电子邮箱：18610705330@163.com；田露露，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16023，电子邮箱：tian1929@163.com；马源，工业与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