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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2016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自然形势是需求萎缩、供给有限扩张的局面，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刺激措施，将出现经济增长率下滑、通货膨胀率低位运行的状况。面对这一形势，本文综合运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思路，提出了供给、需求双宽松的政策组合。总供给扩张政策方面，通过改革、减税、降低企业的社会保障支出等措施切实降低企业负担；同时，采取去产能等紧缩性措施以化解过剩产能。因此，供给管理方面，是宽松为主、紧缩为辅的组合。在需求扩张政策方面，应采取财政扩张、货币稳健的政策组合，并辅之以其他扩大需求的措施。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年，2016年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双重作用下整个“十三五”期间的宏观经济形势都可能越来越需要审慎对待。
本文运用总供求模型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并综合运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给出政策建议。2014年以来，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受到了我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怎么运用供给管理，供给管理跟需求管理之间怎么组合，至今讨论还较少。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我们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刘伟、苏剑（2007）在短期宏观调控中引入了供给管理，并针对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提出综合应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放弃单纯应用需求管理进行宏观调控的做法。苏剑（2011）分析了2010年以来中国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指出当时的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同时引起的，因此不同于以往单纯由需求拉动引发的通货膨胀。在针对当时的通货膨胀设计宏观经济政策时综合运用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政策，建议采取需求紧缩、供给扩张的政策组合。刘伟、苏剑（2014）分析了2015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指出2015年中国经济将面临需求萎缩、供给扩张的局面，因此建议中国政府采取供给适度紧缩、需求扩张的政策组合；在需求管理政策内部，建议财政扩张、货币适度紧缩的政策组合；而之所以供给紧缩，主要目的是希望趁着石油价格降低的大好时机进行可能拉高企业生产成本的改革。
本文因袭前述研究方法，分析2016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首先，回顾了2015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指出了影响2015年中国经济运行且还将对2016年的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然后，分别展望了2016年中国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即在没有进一步政策干预下宏观经济的走势；据此，分析了2016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2015年经济形势回顾
2015年，中国经济呈现出“需求萎缩、供给扩张”的态势。其中，需求萎缩的程度远远大于供给扩张的程度，导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一）2015年总需求情况
需求方面，2015年消费增速相对比较稳定，净出口大幅度下滑，但影响总需求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增速的下滑。投资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实体经济优质投资机会缺乏，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民间投资表现尤甚。201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1.0%，创历史新低，比2014年下降9.5个百分点。由于制造业产能过剩，2015年制造业投资的累计同比增速为8.1%，比2014年降低5.4个百分点。在总投资中，民间投资加速下滑，企业投资意愿减弱。2015年民间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较上年下降8个百分点，高于总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降幅2.3个百分点。
第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减弱。2015年财政政策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势。由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投资发力点。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2014年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20.3%，2015年累计同比增长17.3%，下降约3个百分点。分析其原因，主要源于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失灵。受部分地方政府官员怠政、懒政等的影响，财政政策发力受阻，重大建设项目投资落地迟缓。
（二）2015年总供给情况
2015年中国的总供给受到两个比较大的良性冲击。首先，最主要的良性冲击是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国际原油、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走低。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经历了高台跳水式下跌，国内成本油价格也大幅下降，2015年油价下滑趋势继续蔓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源价格的良性冲击从供给层面助力总产出增加和价格水平的下降，有助于形成低通胀、高增长的良性经济运行态势。按照我们的测算，油价下跌30%可使中国的总生产成本降低1%。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良性供给冲击。
其次，供给侧各项改革措施的效果开始显现。供给侧改革调动了相关各方当事人的积极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2015年，供给侧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微观企业的直接刺激，激发企业的经营活力，主要措施包括鼓励“双创”、实施结构性减税、价格、财税改革等配套措施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二是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改善资源配置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主要应在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推进生产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等方面着力。
（三）2015年宏观调控政策总体运行状况
2015年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从财政政策看，尽管中央财政支出资金明显扩张，减税、减费措施陆续出台，但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目标和约束的改变促使财政资金难以完全、有效地落实，财政到位资金未能及时落地，导致财政政策传导时滞延长。从货币政策看，股市的剧烈波动对资本市场微观主体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冲击，导致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力。
总的来看，2015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需求萎缩、供给扩张、调控无力”的态势。政策传导机制失灵的直接负面影响就是投资增速出现系统性下滑，再加上政策落实本身存在的时滞导致政策预期的效果未能有效发挥，导致需求紧缩程度高于年初预期。尽管总供给呈现出明显的良性扩张趋势，但难以对冲需求端的萎缩，形成全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通货紧缩风险增加的局面。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通货紧缩风险持续。
二、2016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在现有宏观政策格局和力度下，假定不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措施，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我们就宏观经济的走势做一判断。
（一）总需求变化趋势
2016年，预计中国的消费增速和投资增速都将继续下滑，出口形势会有所好转，但出口的好转不会产生太大作用。总体来说，中国经济2016年将出现总需求较大幅度萎缩的风险。
1.消费需求增速下滑趋势不减。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增速一直在下滑。从真实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来看，2012年增长12.1%，2013年增长11.5%，2014年增长10.9%，2015年同比增长率为10.7%。其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经济中缺乏消费热点，二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三是收入增速递减。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可能对消费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出生率的影响有限（易富贤、苏剑，2014），所以对消费的刺激也不会太大。根据我们的测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或将拉动2016年最终消费上涨0.12个百分点，主要通过母婴产品、医疗、服务等几个方面拉动消费。尽管有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刺激，但我们预计2016年中国的消费将继续延续此前的趋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消费增速的下降，但扭转不了大的趋势。
2.投资需求形势并不乐观。2016年的投资形势应该也不乐观。首先，跟2015年一样，在实体经济中，好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理论上说，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因此扩大投资的空间也很大。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宏观政策环境和投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尤其是产权保护还有待加强，企业进行投资的积极性不大。这将导致民间投资增速会继续下滑，而且将主要体现在制造业方面。
其次，房地产领域的形势并没有改观。房地产领域目前去库存压力巨大。去库存将依然是2016年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去库存未完成之前，不能指望房地产投资有大的起色。即使一线城市房价继续上涨，也无力引领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全国房地产市场两极分化的趋势将延续。
再次，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减弱。这同样也是2015年问题的延续，主要表现在：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GDP指标逐渐淡化；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趋严、土地财政的收缩、经济放缓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的递减，又使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财力趋紧；同时还存在地方政府的懒政、惰政现象。这些都意味着基建投资以及其他需要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增速将会下滑。
3.出口需求有望改善，但作用有限。出口需求主要受国际经济形势和汇率的影响。国际经济形势方面，2016年全球将出现大分化的局面，发达国家相对稍好，但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将陷入衰退。但总体来说，普遍预计全球经济2016年会有所好转。世界银行和IMF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GDP增速约为3.1%，较2014年的3.4%有所回落，但二者均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将有所复苏，IMF的预测值为3.6%。如果这些预测结果可靠，就意味着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整体可能会有所好转，有助于促进出口增速的回升。
人民币汇率水平存在向下调整空间，有助于为出口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竞争条件。2015年12月美国加息，引致部分国际资本向美国流动，这一过程将增加对人民币的总体汇率水平形成下行的拉动，或将有助于改善中国产品出口的竞争条件，推动出口回升。因此，2016年中国的出口相对于2015年将有所回升。但由于净出口在中国总需求中占的比例很低，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影响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
总体而言，2016年总需求仍然会出现继续小幅萎缩的态势。一些新型消费方式的出现，会对消费增速起到支撑作用，成为促进总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由于整体经济去产能、去库存过程延续，房地产和工业投资增速很难出现显著起色。同时，财政政策传导途径修复效果有限或将继续制约基建投资增速，因而2016年的投资增速或将继续系统性走低，年内难以实现显著的反弹。随着2016年全球经济复苏预期好转，国外需求萎缩的状况可能会有所缓解，出口增速也将实现一定程度的回升。然而，尽管消费增速和贸易顺差增速可能略显上升，但难以对冲投资增速的系统下滑对总需求产生的负面冲击。因此，2016年中国经济仍然难改总需求萎缩的局面。
（二）总供给变化趋势
展望2016年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将继续2015年的良性刺激，供给侧改革红利的释放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低位运行仍然推动总供给继续扩张，但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总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刺激。
1.扩张供给的因素。（1）能源价格走低，助推供给扩张。我国作为全球能源进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国际能源价格下跌有助于降低制造业成本。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在2016年还会持续，对总供给有促进作用。虽然2016年第一季度国际油价略有上升，但在全球经济走势依然不佳而供给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判断能源价格在2016年全年仍将总体上有所下降。低油价将继续降低国内企业成本，对总供给形成良性的冲击。由于目前油价仍然处在低位水平，2016年油价下行幅度将明显低于2015年，因此，由原油等大宗能源商品价格下跌产生的总供给良性冲击幅度将明显减弱。
（2）结构红利发力，生产率有望提高。2016年影响总供给的另一个促进因素为结构红利。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要素的有效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生产要素从低技术进步率的行业向高技术进步率的行业流动等将使经济结构升级，实现行业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的增长。经济结构优化伴随着生产率的增长，将从供给侧对经济产生良性的冲击。
（3）改革红利扩大，推动经济增长。经济体制改革将继续释放增长的活力，对总供给继续产生良性冲击，推动经济增长。预计2016年，改革红利的释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激励“双创”、实施结构性减税和价格、财税改革等配套措施的改革效果显现。这方面的改革红利释放不仅直接地降低微观企业的成本、激发企业活力、继续刺激供给端的扩张，也有助于经济结构的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结构红利的释放，对总供给产生双重的良性冲击。第二，政府体制改革、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等改革红利的释放将继续压缩资源配置寻租空间，降低隐形交易成本，调动经济建设中各要素的活力，助推总供给良性扩张，继续推动经济增长。
2.抑制供给的因素。（1）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随之产生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成为抑制总供给的主要因素。生产要素成本变化由两个因素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工资水平的上升不能完全说明劳动力成本提高，需要结合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来判断。如果工资水平上升的幅度小于劳动生产率增加幅度，那么劳动力成本并未上升，反而下降了。在工资没有出现显著下降的背景下，如果生产效率的提高幅度低于工资上涨的幅度，会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
由于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劳动生产率增速缓慢，结合工资增速存在一定程度的刚性，劳动力成本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从2008年开始随着平均工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也随之增加。预计2016年劳动力成本将继续保持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将保持上升的态势，这将增加企业成本，不利于供给端推动经济增长。由于劳动力成本是总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我们结合国民收入恒等式和宏观数据测算劳动力成本对总生产成本影响。结果显示，2015年，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幅约为0.6%，这将导致总生产成本增加0.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可能为0.2%，最终将促使总成本上升0.1个百分点。
图1劳动力成本和平均工资走势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根据Wind数据库计算。
（2）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目前中国要素价格仍未完全实现市场化。长期以来国内要素价格偏低，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包括土地价格、能源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等均没有真正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定价。偏低的要素价格导致要素使用效率较低，产能过剩严重，经济结构失衡。尽管要素价格体系改革长期内会迫使企业节约要素使用，提高生产率，促使整个经济体系更为健康地发展，但在短期内，要素价格体系改革会导致要素价格的上升，从供给端对经济产生负向冲击（但这一因素的影响目前无法进行定量测算）。
（3）环境治理力度加大。随着环境治理力度加大，环境标准的提高导致企业治污成本上升。长期以来我国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鉴于此，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提出如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环境标准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当前空气质量持续恶化的背景下，治理雾霾的环境标准提升将通过增加企业治污成本的途径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钢铁、水泥、焦炭等行业会遭受很大的冲击。环境标准的提高要求能源使用效率增加，这就要求企业使用较高价格的优质能源，同时增加技术资金投入或者替换高成本的设备，这些都将间接地加重企业的要素成本负担，抑制供给扩张。
总体而言，2016年总供给仍然会产生良性的扩张，但扩张幅度明显小于2015年。能源成本的下降、结构和改革红利的释放将继续正向刺激总供给，但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价格体系改革以及环境治理成本增加也将会对总供给扩张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由于劳动成本上升对总供给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要素价格体系改革和环境治理产生的成本增加对总供给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由能源成本下降对总供给产生的正向影响对冲，再加上结构和改革红利的释放，预计2016年总供给仍然会有所扩张。
（三）总体判断
通过对总需求和总供给两端的促进因素和抑制因素综合分析，可以预判，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将延续需求萎缩、供给扩张的态势，但供给侧的扩张幅度将明显小于2015年，而需求萎缩的程度可能更甚于2015年。因此，2016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将比2015年更为严峻。总体来看，2016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将继续低位运行，而且将以需求进一步萎缩为主要特征，并可能诱发恶性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下滑，就业问题可能会加重。
三、宏观调控面临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一）宏观调控方面面临的问题
1.货币政策边际效力递减。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越来越困难，货币政策边际效力递减。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经济中缺乏好的投资机会，企业投资意愿不足。这是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将要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货币政策效果的递减。如果一个经济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好的投资机会，那么增加货币供给量就不会有多大效果。第二，金融资源错配。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等占用过多金融资源，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融资。大量“僵尸企业”依靠政府支持，获得大量贷款，使金融资源不能有效利用。“僵尸企业”不仅妨碍市场有效出清，还导致金融资源错配，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第三，货币政策不独立。目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不可能三角”，在允许资本流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政策受到极大限制。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加。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将进行干预，使外汇占款减少，流动性收缩，限制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
2.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尚未成功转换。经济下行压力下，由于财政竞争减弱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导致财政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同时，政府面临财税制度转型，财政收入增速下降，限制了政府支出。在地方财政收入减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较大。原有的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被打破，新的传导机制尚未形成，在这个空档期，财政政策的效果就变弱。
3.国际经济形势变数很大。美国加息的前景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一边是美国加息，一边是中国降息，中美之间的利差快速缩小，导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压力加大。近期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可以预见，随着中美利差的扩大，人民币将被迫进一步对美元贬值。如果人民币贬值，其他国家货币也可能会跟着贬值，其结果是外汇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都将动荡不安，反过来又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同样，虽然美国经济被认为已经复苏，但根基不稳。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表现更差。而一些地缘政治问题也可能导致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因此，2016年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4.供给侧改革的难度很大。供给侧改革的挑战和阻力非常之大。“去产能”需要淘汰低端过剩产能，这就需要合理的方式去甄别低端产能中哪些需要被淘汰，哪些可以保留，这就意味着其中的利益冲突很大；同时，即使明确了哪些产能需要去除，也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比如债务问题、劳动力下岗问题等等。“去库存”需要扩大需求，比如房地产库存，怎么刺激房地产需求，在目前的人口结构、户籍制度和人口流动趋势下，在经济的地理布局很难在短期内大调整的情况下，怎么应对中国房地产形势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分化局面？“去杠杆”需要金融体制改革、企业体制改革，这些都不容易。“降成本”需要社保体制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包括降低税费）、金融体制改革等等，难度可想而知。“补短板”就是扩大有效供给，这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同时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这些也都不容易做到。
（二）政策建议
1.政策目标。在世界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形势也面临诸多变数。在此情况下，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防风险优先，而防风险的核心则是保就业，其次的目标才应该是稳增长。
按照刘伟、苏剑（2014）的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率在6.5%左右就可以保证就业不出问题。但2016年的情况有其特殊性，主要原因是去产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下岗问题。由于这个因素的存在，即使保证了6.5%的增长速度，就业形势也有可能变差。因此，保就业和稳增长之间就出现了一点差异，保就业就不再仅仅是稳增长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了。
为了实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2016年中国增长率不应低于6.5%，实际上中国政府确定的增速目标是6.5%到7%之间。如果这样的增速能够达到，那么即使失业率提高，也仅仅是因为下岗造成的。多数情况下，这种下岗属于工人的技能跟工作岗位要求之间的不匹配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因此需要加强再就业培训，引导下岗工人转变就业观念，同时采取措施保证下岗工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
2016年的通货膨胀应该不会是一个问题，全年通货膨胀率预计会低于3%。因此，在政策目标中不需要过多考虑通货膨胀问题。
2.政策组合。鉴于2016年中国的经济形势，我们建议采取供给、需求双扩张的政策组合。双扩张政策有助于保就业，同时稳增长，又不引发通胀或通缩预期。但在双扩张中，应该多使用改革来扩张需求和供给，而不是靠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1）需求扩张方面，货币政策应以稳健为主，财政政策应以扩张为主。凯恩斯主义政策虽然也能刺激经济，但刺激出来的需求是劣质需求，危害经济健康，因此应该尽量避免。同时，在目前民间普遍缺乏优质投资机会的情况下，货币扩张没有必要。因此我们建议货币政策中性，可以略显宽松。财政政策要积极，毕竟中国目前的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产业升级的空间还很大，还存在优质投资需求。在经济继续下行的背景下，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大财政政策力度。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减税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引导投资，缓解投资增速系统性下滑的状况。同时，在必要的时机，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适当增加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并主要用于应对减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在汇率方面，应该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空间。资本流动自由化是大趋势，根据三元悖论，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刺激出口，央行应继续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8.11”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改革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加大浮动。2015年12月1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这暗示着人民币将与美元脱钩。需要注意的是，鉴于“不可能三角”不只存在角点解，也可以存在内点解，短期内我国可能在资本流动、汇率稳定及货币政策独立之间找到一个均衡作为过渡，央行不应完全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还可以采取其他政策扩大需求。可以通过城镇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开发商降价、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等扩大住房需求，化解房地产库存。也可以通过创造有效供给来扩大消费需求。我国消费者在国外大举购物的现象表明，我国消费者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但却得不到国内供给的满足。因此，只要能够形成对这些产品的有效供给，就可以把这部分需求转化为国内需求。
（2）在供给管理方面，应该采取总体扩张、局部紧缩的组合。具体而言，应该采取的政策包括：
一是降低企业成本，刺激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要注重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财务费用等，同时也关注减轻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可能采取的改革措施有：第一，适时实施减费、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的税费和社会保障负担，使其能够有效抵御新常态下成本上涨的风险，同时对创业者实施税费减免来促进创业。第二，重视税收体制改革，从减轻企业负担和清理不合理的收费方面考虑，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政府的过度介入，积极推进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第三，推进税制改革，减轻服务业税收负担，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在减轻企业税负的同时，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优化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四，解决金融供给结构与融资需求不匹配问题，促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上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二是构建“有效供给”平台。具体措施有：第一，解除制度瓶颈，盘活要素存量，并激发创新、创业、创造的潜力和动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进产品的优化升级，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第二，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从收入分配、企业生产能力、软硬件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大投资，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劳动者对新的市场环境的适应性，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第三，注重高水平的双向开放，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通过产品升级，以优秀的产品撬动外部需求，改变当前出口需求减弱的现状。
三是鼓励“双创”，改进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使资金、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其社会边际成本。充分发挥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通过使负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促使总供给在理性的生产决策下与社会总有效需求相一致。同时，通过全方位的创新，包括制度、理论、技术、模式等创新，提高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如“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 ”等。
四是化解产能过剩，抑制无效供给。这就是局部紧缩。当前的产能过剩一方面体现为有效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体现为无效供给过剩。让过剩产能出清的方法有很多种，以企业破产和兼并重组以及控制增量较为常见。通过推进市场化的兼并重组，坚决淘汰“僵尸企业”，让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对生产能力进行重新整合，促进产业升级，提升整个产业的供给效率。此外，也应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产能过剩的出现。
可以预期的是，2016年供给管理的力度将明显强于往年，对宏观经济将形成良性的供给刺激。短期内，供给管理政策将有助于解决我国目前的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奠定基础。同时，也为提高环保标准、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等对宏观经济具有紧缩性的改革提供很好的机会和很大的空间。
四、进一步讨论
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的复杂程度将是前所未有的。总体上将呈现“需求萎缩、供给中性偏扩张”的局面，同时，去产能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我们建议采取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组合。但在实际操作中，还应考虑以下因素，以确保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
如前所述，2016年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是以扩张性供给管理为主的组合，而扩张性供给管理是压低通货膨胀的，因此，2016年通货膨胀率继续低位运行的概率很大。但这种低通胀是由于成本下降导致的良性低通胀，跟传统的需求萎缩导致的恶性低通胀不一样。这就需要对公众把情况说清楚，以免公众把良性低通胀误作恶性低通胀，导致他们形成关于经济形势的悲观预期，从而影响其消费、投资行为，最终真的引发恶性低通胀。
另外，应该加强宏观调控的透明度，加强调控当局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避免公众误判宏观调控的意图和效果。
鉴于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是高端服务业，而高端服务业需要一个良好的软性基础设施，其核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苏剑，2015b,2016）。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改革政策要实”，希望能够认真坚持，切实执行。如果改革继续空转，最终会耗尽公众对改革的热情和期望，也会错过我国最后的改革机遇，无法实现经济转型，也无法逾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中长期看，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依然是需求不足，因此扩大需求是中长期宏观调控的关键。而扩大需求不能再走凯恩斯主义的老路，尤其是不能走目前西方量化宽松的歧途。扩大需求的核心是给民间提供大量的优质投资机会和消费项目。通过降低投资成本或者降低消费的边际效用的方式刺激投资和消费，以及通过提高赤字来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只会使得经济的健康状况逐步恶化，最终使经济患上肥胖症，陷入金融危机。
……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liu_wei@ruc.edu.cn；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邮箱：sujian@pku.edu.cn。
原文请见《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