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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12期
——对近期中国经济趋势的考察
内容提要：近年来，特别是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虽然明显低于历史平均水平（9%以上），但仍属较高增长（近3年分别为7.7%、7.7%、7.4%），同时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近3年CPI分别为2.2%、2.3%、2%），更为重要的是顺利实现了就业目标（2014年提前3个月实现全年就业目标），可以说出现了较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组合状态，形成了与“滞胀”相对应的“长缩”。从理论上来说，低通胀、高增长、低失业的组合状态下出现的“通缩”是良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通缩”是由于供给扩张所导致。由于供给方面的成本下降和效率提升所形成的扩张效应导致的“通缩”，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率上升和失业率下降；如果是由于需求萎缩导致的“通缩”，相对应的则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率上升，即所谓恶性通缩。①对于良性通缩，政策上无须多虑，对于恶性通缩则必须予以扼制。我国经济现阶段，既存在需求疲软的恶性通缩冲击，也存在供给扩张的良性通缩冲击，因此，可能出现多种复杂局面，或者出现需求萎缩的负面冲击效应显著大于供给自然扩张的效应，形成通货膨胀率下降，同时经济增长率也下降，有“缩”无“长”；或者出现后者大于前者冲击，形成通货膨胀下降，同时经济增长率上升，有“缩”有“长”，或者出现两者对经济增长冲击作用相等，使得经济增长率不变，但同时通货膨胀率下降，不同局面对宏观调控有着不同的要求。本文重点分析2015年中国的总需求变化和总供给变化，对宏观经济态势和特点作出判断，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 通货紧缩 需求冲击 供给冲击 宏观调控
一、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其增长总体上看，呈现良性组合状态，突出的特点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1）总体上呈现了较高经济增长、低通胀和较高就业增长、低失业率的宏观良性态势，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应在7.4%以上，通胀率为2.0%，更为重要的是全年提前3个月实现了就业目标。（2）这种宏观经济状态表现出中国经济增长及宏观调控已开始适应新常态下的新变化和新失衡。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无论是在需求方面（增速开始下降）还是供给方面（成本开始上升）都对经济增长收紧，经济失衡表现为既有通胀潜在的巨大压力，又有“下行”严峻威胁的“双重风险”，进而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方向难以统一，政策效果会形成一定的相互抵消的效应，在这种条件下，宏观经济目标能呈现良性组合的实现态势，表明调控适度。（3）全年经济增长波动性不显著，表现较为稳健，增长率从2013年第四季度的7.7%降至2014年第一季度的7.4%后，第二季度略有回升，至7.5%，第三季度虽有下降但幅度很小，回到7.4%，第四季度预计在7.5%左右，全年预计在7.4%以上，季度间虽然内需外需均有较复杂的变化，但增长波动性很小。（4）国内需求总体呈增速放缓趋势，但放缓趋势基本上能够控制。同时内需疲软的态势在出口需求稳中有升的对冲下缓解了经济增长下行趋势。（5）通货紧缩态势呈现，PPI总体上负增长已成定势，CPI上涨幅度也有所下降，且已临近“通缩”警戒标准，但通缩的原因来自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需求疲软是一方面，供给方面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措施带来的生产者活力以及国际油价大幅下降等因素，降低了国民经济中的生产总成本，推动了物价上涨水平的下降，这种通货紧缩的出现是良性的，并不伴随增长衰退和失业率升高，提升了国民经济对“通缩”的承受力。
具体来看，2014年中国经济季度之间的变化，表现出投资下行、出口支撑、流动性衰退式宽松。一季度经济增速出现快速下行，总需求“三驾马车”同时趋软，GDP增速从2013年第四季度的7.7%降至7.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3年的19.6%降至2014年一季度的17.6%，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明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2013年的11.5%降至10.9%，贸易顺差也明显收缩，从2013年一季度的420亿美元收缩至170.9亿美元，工业品价格通缩压力增大，PPI同比降幅由2013年12月的1.36%扩大至2014年3月的2.3%。二季度开始出现短期企稳，GDP增速达到7.5%，虽然投资需求仍然下行，主要还是受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和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拖累，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速度稍有放缓，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进一步加速，但出口状况和基建投资增速均有改善和提升，出口增速由一季度同比下降3.45%回升至同比增长5%，基建投资增速从一季度20.9%的高位继续上升至22.8%，形成对投资需求增速放缓的对冲。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小幅下行至7.4%，虽然存在基数拖累作用，但主要还是由于投资需求疲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由二季度14.1%进一步降至12.5%，制造业投资增速由二季度14.8%降至13.8%，基建投资增速由二季度的22.8%降至21%，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支撑在于出口，其增速由二季度的5%上升至13%，但未能充分对冲投资需求疲软的影响，工业品价格通缩压力再度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力度有所提升。四季度以来，由于财政政策积极倾向加强，批复建设项目力度加大，政府基建投资增长加快，央行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力度加大，自第三季度基础货币供应和流动性释放的政策效果开始显现，第四季度进一步降息，显示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虽然对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的效果仍不明显，但对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总体经济增长稳中偏弱，但快速下行的风险减少，通胀低位，更趋积极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产生了一定的对冲效果。
二、总需求的自然走势
假定不采取进一步刺激措施，在现有宏观政策格局和力度下讨论总需求，②总体来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总需求增长率是下滑的。
1．固定资产投资。2009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逐年下降，2013年降至20%以下，2014年受房地产市场低迷和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将进一步下降，全年在16%左右，2015年则可能继续下滑，原因在于：首先，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受产能过剩和结构升级乏力、投资机会不足的困扰，难以回升；其次，房价受中国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等因素的制约，长期拐点已临近，特别是二线城市，供给过剩较为严重，2015年高于2014年的可能性不大；其三，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尽管相对较稳定，但随地方政府收入增长放缓及投融资能力和举债能力的限制加强等因素作用，其增长率难以提升，甚至会低于2014年。
2．消费。自2010年以来，中国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速持续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2010年的18.4%下降至2013年的13.1%，2014年进一步降至13%以下，若无进一步刺激，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若无显著改变，2015年还将进一步下滑。
3．净出口。出口面临的形势复杂，首先，出口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全球经济总体不容乐观，2015年难以走出疲软状态，欧洲、日本、俄罗斯、巴西等地区和国家经济面临较大衰退风险，将减少对中国的进口；另一方面，欧元区和日本等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对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货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其次，出口也面临机遇，一是美联储加息预期上升，使得人民币对美元可能会有所贬值，有利于出口，同时，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需求回升，将会刺激对中国的进口；二是国际油价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大幅下跌，预计对全球经济会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拉动中国的出口；三是2014年已经出台的刺激出口的举措会进一步发挥作用。③
进口同样面临挑战和机遇，挑战主要在于国内经济下行风险的存在，会对进口产生较大影响。机遇则在两方面，一是随着欧洲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可能会升值，从而可能刺激中国进口；二是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可能刺激中国进口原油。
总的来看，影响2015年中国进出口的因素很多，不确定因素增大，包括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带来的风险，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的影响，综合进出口，预计2015年我国贸易顺差比2014年将进一步增大，达到4400亿美元左右（2014年不到4000亿），就是说净出口增长率可能会提高，但净出口占中国经济比例低，况且近年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在负值水平上（2012年为-2.2%，2013年也近-2%），2014年虽有缓解，但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不显著，难以抵消总需求增长下滑的总体趋势。
三、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2015年中国的总供给面临两个比较大的良性冲击：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的效果开始显现；二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油价的大幅下跌，两者都将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刺激企业供给。
1．改革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刘伟、苏剑，2014a），改革红利日益突显，尤其是对国民经济的交易成本的影响和对经济预期的影响显著。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所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中已经启动39项，其中财税体制改革、土地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等方面均取得了新的实质性进展。这些改革措施，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非税收入成本，对经济产生了良性冲击。首先，改革使市场更有效，并使政府效率提高，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其次，取消多种审批，降低企业市场准入门槛，新企业成本降低，从而刺激供给；其三，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切实降低了企业税收，尤其是小微企业税收，客观上提高了企业收益率，对总供给形成了扩张性作用。④
2．油价下跌。自2014年6月至12月，国际油价从每桶110美元持续降至60美元左右，降幅达40%以上，我国是石油消费大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长期在55%以上，且仍有上升趋势。国际油价的下跌有助于降低国民经济的生产和运行成本，特别有助于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总生产成本的下降首先会反映为企业利润的增加，随后伴随竞争的加剧，将逐步反映为价格和产量的调整。因而，总生产成本的下降最终将由利润上升、价格下跌和产出增长三部分分担。经测算，若油价下跌30%，将会使中国的总生产成本下降近0.9%，总生产成本下降会导致利润上升、价格下降和产出增长，具体如何体现取决于供求态势。假定总生产成本的下降由利润上升、价格下降和产出增长各体现1/3，那就意味着，油价下跌将使通货膨胀率下降0.3个百分点，使经济增长率上升0.3个百分点，在中国现阶段通货膨胀率仅为2%左右的情况下，通胀率下降0.3个百分点是一个很大的幅度，同样在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至7.4%左右的情况下，增长率提高0.3个百分点也是很大幅度的上升。因此，生产总成本下降0.9个百分点，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是一个很显著的良性供给冲击。⑤
四、2015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展望2015年中国经济，一方面面临良性供给冲击，同时需求萎缩对经济形成负面的需求冲击，两者共同作用，对价格的作用方向是相同的，即推动物价下跌，无论是需求萎缩还是供给扩张，都会促使物价降低；但对于产出来说，总体变动方向和幅度却难以判断，良性供给冲击会刺激产出，而需求抑制的负面效应会紧缩产出，所以产出的总体变动方向和幅度难以估计。有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总需求状况较2014年没有发生变化，但改革红利和油价下跌等导致的对供给的良性冲击，使产出增加、价格下降、失业率下降、就业增加。虽然会出现低通胀局面（或有人认为是“通货紧缩”），但可视为良性通缩，因为与之相联系的是产出增加和失业下降，较高增长和低通胀并存的格局（“长缩”）是较理想的均衡。二是总供给未变，但总需求出现萎缩（在这种情况下，总需求曲线会向左移动），价格将下降，产出和就业相应都下降，这时的“通缩”便属恶性通缩，经济衰退和低通胀并存的格局是扭曲的均衡。三是供给扩张和需求萎缩同时发生，良性通缩和恶性通缩的效果叠加，会导致2015年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下降，2015年低通胀的局面成为必然，但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不明，因为供给扩张可增大产出和就业，而需求萎缩会减少产出和就业，两相抵消的情况下，“长缩”未必出现，很可能出现的是通缩更为严重而经济增长率基本不变的格局。
五、CPI上涨率
尽管2015年中国经济将出现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但“缩”主要体现在与GDP相关的价格指数上，比如GDP平减指数、非食品CPI等，CPI本身的变动还受其他因素影响，未必下降很大。
影响2015年CPI变化的因素，一是油价下跌，油价下跌不仅反映在CPI组合中的燃料类上，而且由于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广泛使用，对国民经济总成本影响程度高，所以油价波动会影响几乎所有消费品价格，对CPI的影响是全局性的，预计油价若下跌30%，CPI上涨率将下降0.3个百分点。二是猪肉价格的变动，在CPI食品价格中，猪肉价格对CPI食品类的影响突出，且两者同比增速正相关性最高（2005年以来，两者同比增速相关系数高达0.91），⑥主要原因在于肉类食品之间存在很强的替代性，价格往往同涨同跌，并且在CPI中占比较高，周期性波动幅度也最大，所以对CPI食品类价格影响最为显著，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猪肉价格对CPI的影响至关重要。根据母猪存栏数据等，预计明年猪肉价格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参照上一轮猪周期，预计2015年猪肉价格将上涨10%左右，使得CPI上涨率提高0.3个百分点。⑦综合油价下跌和猪肉价格上涨这两个影响我国目前CPI的主要因素一涨一消的变化，预计2015年CPI上涨率与2014年大体持平或略低，在2%左右。
总的结果，如果政策走向和宏观调控的松紧力度没有大的变化，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率和CPI上涨率的组合将是7.4%和2.0%左右，与2014年的格局大体相同，但其中的逻辑不一样。
六、2015年的政策走向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以上分析是指政府政策方向和力度不变情况下的自然走势，但根据2014年12月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会下调，预计经济增长目标应在7%或略高，鉴于2015年会出现供给扩张的局面（供给面临良性冲击），所以，即使政策基本不变或较2014年略有从紧，实现预计7%的目标也没有大问题，但按照会议精神，2015年政策目标将稳增长置于首位。为此，虽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但财政政策扩张力度会增大，货币政策要更注重松紧协调，显然，总体宏观政策相对于2014年更显宽松。若政策倾向相对2014年更为宽松，那么2015年的总需求应当会有所增加，或者说宏观政策对总需求会产生扩张效应（反映在图形上，总需求曲线会因政策作用而向右移），从而促使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都有所上升，可能会形成较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局面，即所谓“长缩”的现象。
因而，2015年中国经济的表现有两种可能：第一，政府保持2014年政策不变，结果是以GDP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货紧缩会较2014年加重，物价水平上涨率低于2014年，经济增长率基本上维持在2014年的水平，大体保持在7.4%左右。第二，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格局不变但力度加大，即在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格局下，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力度适度调整，结果是通货膨胀率在2014年基础上有所上升，或者可能略高于2014年水平，同时经济增长率较2014年或有可能提高。
七、政策建议
1．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选择。（1）目标经济增长率。稳增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保就业，中国现阶段已经（或即将）进入劳动力总量减少时期，因而从总量上看，中国就业的总量压力会逐渐减轻，存在的主要是劳动力转移问题，需要创造足够的城镇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根据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增量和转移量的分析，同时根据对2010―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带动作用的估算，目前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5%即可实现保就业的目标（刘伟、苏剑，2014b），即新增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同时原有就业者实际工资水平能够上升。若考虑2010―2020年的10年发展中经济增长翻一番的目标要求，年均增长7.2%即可，但在已过去的4年里，实际增长率均高于7.2%，在其余6年里，年均只要达到6.8%左右即可实现倍增目标。因而，6.8%的增长目标即可实现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若考虑2014年预定的增长目标为7.5%，实际实现的为7.4%，直接降至6.8%，甚至6.5%，年度间波动幅度量过大，从均衡增长的要求看，2015年政策目标定在7.0%较适中，既可保就业，也能符合实现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同时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2）目标通货膨胀率。由于改革红利和油价下跌等因素形成对生产总成本的良性冲击，2015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低于2014年的水平，因而目标通货膨胀率的上限应低于2014年的目标上限（3.5%），CPI上涨率的目标上限为3%。但是，需要提出的是更应关注通货膨胀率的下限。以往关注更多的是通货膨胀的上限，很少关注其下限，主要原因在于物价上涨是人们生活中关注的重要问题，而2015年中国的经济态势很可能出现新特点，随着良性供给冲击带来的总生产成本的下降和负面需求冲击带来的总需求疲软，中国通货膨胀率同时受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收紧，可能会很低，有些月份CPI上涨率有可能逼近1%，甚至降到1%以下（其间最可能降到1%以下的是1月份和第二季度）。通货膨胀率过低会影响人们的预期，从而进一步降低总需求的增长率，从需求一边进一步抑制经济。所以，为稳定价格预期和经济增长，2015年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应是避免通货膨胀率过低。因此，在2015年通货膨胀率政策目标中，除关注通胀的上限外，应增加通货膨胀的下限，这个下限应当是CPI上涨率不低于1%，这样2015年政策目标通货膨胀率应当是一个区间值，即1%~3%，下限是不低于1%，上限是不高于3%。
2．宏观经济政策方向选择。鉴于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着需求萎缩、供给扩张的格局，因而政策选择总体组合上，在需求方面中性偏扩张，供给方面稳健偏紧缩，同时要引导价格预期。
（1）需求管理政策。需求管理政策应设法抑制物价过度下跌。第一，在货币政策上，随着通货膨胀率的走低，真实利率可能上升，因此，为使真实利率处于合理水平，我国应当降低基准利率。应当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的基准利率由央行确定，而市场利率由供求关系确定，2015年市场利率降低的可能性较大，反映了经济的自然走势。降低基准利率只是因应市场利率的下降，无须货币政策的更多配合。所以，货币政策方面，利率需要下调，但货币未必需要扩张。这属于中性的货币政策。第二，在财政政策上，应当采取扩张性政策。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首先，伴随“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进以及国家加大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批复力度，预计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会增大，投资将增加；其次，考虑到农村土地确权改革的展开等因素，有可能会促进农村要素的市场化及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加快；其三，中央政府需要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有所作为”，提高项目的开工率，并且伴随新的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风险控制及中央对地方政府举债能力的提升，有可能增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其四，尽管房地产经济仍然萎靡，但增速下滑趋势已逐渐平缓，预示着房地产此轮波动或将在2015年见底，房地产投资增速或有可能稳定下来；其五，由于企业现在仍面临产能较严重的过剩，仍处于主动去产能阶段，所以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长状况在2015年上半年难有明显的改变，但随着国家去产能政策效应的逐渐显现，2015年下半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出现小幅反弹，因而在坚持结构升级和优化的前提下，政府应给予制造业，特别是高端设备制造业方面更多的优惠政策，以刺激投资扩张。
（2）供给管理政策。要稳增长同时防止通货膨胀率过低，一方面需要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机会加快对宏观经济具有紧缩性作用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方面广泛，其中有些改革对经济有扩张性作用，有些改革对宏观经济有紧缩性作用。2015年，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加大改革的举措对刺激供给的良性冲击逐渐显现，同时国际油价持续大幅下跌，等等，都对供给形成良性冲击。但由此也会导致通胀率的下降，若要防止通货膨胀率过低，可以也有必要借此时机加快对宏观经济具有紧缩性作用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在经济形势不佳时往往难以展开。因此，2015年在通货膨胀率下降的条件下，为防止通胀率过低，可以加快这些可能对经济具有紧缩性作用的改革，在产能严重过剩，经济发展方式亟待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扩张转为主要依靠效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加快可能对经济增长具有紧缩性作用的改革更为重要，以有效抑制经济复苏扩张期的盲目性。这些可能对经济增长具有紧缩作用的改革包括：一方面，加快要素市场化的改革，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进程重点，已经从商品市场化转向了要素市场化，要素价格体系的市场化，包括土地（自然）、劳动、利率市场化、资源价格的市场化等等；另一方面，提高企业生产的环保标准，促进节能减排和治理污染，相应地推进新材料、新能源的运用。这些改革至少在短期里可能提高对企业的约束力度，增大企业的成本，从而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但可以预期的是，2015年我国改革会进一步全面加速，这些改革中绝大多数对宏观经济会产生良性供给冲击，因而也就为提高环保标准、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等对宏观经济具有紧缩作用的改革创造了可能和机会，乘机将难以推进的改革深入展开，为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创造体制条件。
（3）价格预期引导。2015年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率过低的问题，但这种低通胀与以往的低通胀不同，以往的低通胀是需求不足引起的，与之相联系的是经济增长率下滑和失业率上升，而2015年的低通胀则是由于需求萎缩和供给扩张两方面共同作用引起的，其中部分通缩是良性的，部分通缩是恶性的，二者叠加导致通货膨胀率过低，其中良性通缩是好的经济态势，一般不需要采取调控措施去应对。但由于这种好的通缩态势少见，即低通胀和较高增长及低失业率的格局较少见，人们对此认识往往不足，可能把这种情况与以往恶性通缩视为一体，从而导致预期错误，错误预期进一步影响经济，引发过度的扭曲性的经济波动。对此，政府应该及时对公众说明情况，引导公众正确理解经济态势和低通胀出现的原因，说明2015年即使出现低通胀也并不表明经济运行出现了严重问题，对经济运行的判断主要还应该依据经济增长和就业状况，应将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失业率变化三者联系起来分析，当然政策制定者本身更需要对这种情况的原因作出深入判断，区分不同性质的通缩，采取不同的政策，不能简单地反通缩，也不必过于担忧通缩，进而在政策上采取过于激烈的反应。
注：
①对“通缩”的理解是不同的，一是认为物价负增长，同时经济负增长为通缩，也有认为只要物价水平为负增长即为通缩，甚至考虑到统计误差，物价上涨率低于2%以下即可视为出现通缩，这里所说的通缩是指物价上涨率的下降。
②这里讨论的是“需求的变动”，而不是“需求量的变动”，反映在供求关系图上，即为总需求曲线本身位置的移动，而不是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
③例如2014年5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进，高铁项目的国际扩展，以及2014年1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等举措，对于拉动2015年出口增长都可能具有积极作用。
④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改革举措主要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快、加大简政放权等多方面，并且在每一方面都作出了具体部署，通过了多项决议和制度规定。
⑤具体测算的计量模型分析见《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报告（2014）》。
⑥参见《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报告（2014）》。
⑦虽然这轮母猪存栏数已低于上轮低点，但明年通胀上行风险要弱于上轮猪周期期间，原因一是上轮猪周期启动年2010年有规模不小的瘟疫，通过供给紧缩和涨价预期加大了猪肉价格上涨压力，而本轮到目前还未见较大瘟疫；二是技术进步使母猪产仔数有所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母猪存栏数减少的压力；三是养殖规模化和养殖户理性化，有利于减小物价波动；四是经济进入“换档期”，本轮需求端会弱于2010年复苏期的需求。
参考文献：
刘伟 苏剑，2014a:《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经济科学》第4期。
刘伟 苏剑，2014b：《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经济目标增长率的确定》，《中国银行业》第9期。
刘伟 苏剑等，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