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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9期
内容提要：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以丰富的历史数据表明，资本主义具有一种使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日益加剧的长期内在趋势。20世纪的财富和收入差距缩小并不像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假说”所预言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正常现象，而是对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一种偶然偏离。进而，皮凯蒂大胆预测21世纪欧美的收入不平等将重归“长期趋势”。我们认为，皮凯蒂的最大贡献是运用长时段的时间序列数据，揭示了资本主义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基本特征。加快开征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设立合理的起征点和累进税率结构，同时努力使国有企业肩负起压缩贫富差距的作用，是《21世纪资本论》对我们的重大启示。
关键词：资本主义 财富 收入分配 累进税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于2013年9月以法文版出版，2014年3月英文版问世。该书英文版发行之后，迅速掀起了一波销售狂潮，并引发众多学者和媒体的广泛讨论。
粗略统计，截至2014年7月，该书英文版在全世界已售出45万册，法文版售出15万册，另有数量无法统计的电子版广为流传。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短短几个月内能有这么大的销量和影响力是十分少见的。
此书究竟发表了什么样的观点，或者说有什么重大的发现，竟然引来如此大的读者群和讨论的热情呢？
一、四大基本观点和一个大胆预测
《21世纪资本论》的主题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历史演进。用数据说话，是此书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色。通过发掘和整理政府统计数据、纳税单据、银行账目乃至报刊杂志等史料，皮凯蒂及其团队将数据的搜集和整理上溯到18世纪末，建立起跨越三个世纪、涉及20余国的庞大历史数据库。
此书借助这一数据库中有关财富、收入、工资、资本等有关分配变量的丰富历史数据和其他资料，皮凯蒂得出了引人注目的一组结论或观点。
观点之一：如果放任其自流，纯粹资本主义（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天生具有一种使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加剧且得到无限持续的长期内在趋势。在这种长期趋势中，核心机制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r>g）的必然性。
在市场经济中，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自然的、自发的”动态机制交织着“均等化”（收敛）和“差异化”（扩大化）这样两股强大的力量。
推动“均等化”的主要力量是知识的扩散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虽然市场上劳动的流动性及其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也会对“均等化”产生影响，但其影响弱于知识的扩散和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化”包括两股力量：一是高收入者（精英阶层）快速且极大地拉开自己与其他人群的差距；二是与财富积累和集中过程相连的一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
如果放任其自流，那么，“均等化”的力量不足以抵消“差异化”的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后一种力量中存在着强大的r>g的机制。只要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富人的财富和收入增长就会比典型的靠劳动获得收入者快得多。
欧美国家近300年可观察到的数据表明，资本收益率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p.352,354）。如果5%的投资回报率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则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这些事实意味着，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加剧，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下述两幅图示描述了欧美国家的这种历史演进。
（略）
图1 欧美（1810-2010年）财富不均等的变化（p.349）
图1从一个侧面描述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经历了一个“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轨迹。如图1所示，无论是用最富10%人口的财富份额来衡量，还是用最富1%人口的财富份额来衡量，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财富不平等集中度在不断提高，20世纪呈现出“U形”的变化轨迹。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其最富10%人口的财富份额从20世纪初的90%高峰值降至20世纪70年代的60%左右，随后保持这一比重直到80年代。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比重又开始上升，目前已升至65%左右。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在20世纪初期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低于欧洲，其最富10%人口的财富份额为80%，但自1970年以来不平等程度高于欧洲，目前最富10%人口的财富份额已升至70%以上。
图2聚焦于20世纪，采用最富10%人口的收入份额这一指标，展现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瑞典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欧美各国的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同样显出“U形”变化轨迹，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态势。目前，从国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来看，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最高，2010年其最富10%人口的收入份额已接近50%；相比之下，瑞典的不平等程度最低，2010年起最富10%人口的收入份额只有25%左右。
（略）
图2 欧美（1900-2010年）最富10%人口的收入份额（p.323）
皮凯蒂对20世纪U形图形（其他几个变量也都呈现出这种特征）的变化轨迹有一个创见性的解释：20世纪出现的财富和收入差距缩小（准确地说是1910年到1945年有所扭转），并不像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假说”所预言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正常现象，而是对资本主义长期内在趋势的一种偏离，而且作用机制也并不是这种假说所说的市场机制！
按照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假说”，在工业化过程初期，资本是最稀缺的要素，投资机会很多，企业所有者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从而出现一个富裕的企业家群体；与此同时，大量的廉价乡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结果，使劳动者的收入处于较低的水平上。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资本会趋于日益充裕，促使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劳动力会趋于供给紧张，工资开始上涨。也就是说，收入不平等程度将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轨迹。这种变化是市场力量的正常产物。
皮凯蒂认为，真相不是这样的！他批评说，库兹涅茨曲线是建立在1914-1945年间的短期历史数据之上的；而且，在这一期间，不平等程度急剧大幅度下降的基本原因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力量使然，确切地说，是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及其对精英阶层拥有的巨额财富和资本造成的毁灭性冲击，以及这一期间对财富和资本收入征收很高的累进税等制度性因素。正是这类因素，使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暂时偏离了“长期趋势”。
基于对历史数据的分析，皮凯蒂强调，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是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即书中反复强调的r>g）导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机制与所谓的“市场竞争不充分”没有关系，因而也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充分而消失。即使是满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等完美的制度条件，纯粹的资本主义只会带来不平等严重化的自然趋势！这正是欧美各国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下降之后最终又走上“上升”之路的根本原因。
观点之二：在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中，最严重的问题不在于基尼系数的大小，而在于不平等的等级结构细节之中。只有在这类细节中，我们才能发现r>g在加剧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中的决定性作用。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扩散，来自劳动收入的差距会被压缩到一个相对温和的程度。但是，财富（资本）分配的高度不平等与r>g的力量之结合，则会扩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在有数据可以推算的最近200年间，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收入份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在法国，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从1800-1810年的35%-40%下降到2000-2010年的25%-30%，相应地，劳动的收入份额从60%-65%提高到70%-75%（p.223）。其他欧美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最近几十年，在这些国家，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一般稳定在2/3和3/4之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缓和！
经济学家习惯于用基尼系数之类的单一的综合性指标来衡量不平等的程度，虽然有其用处，但会掩盖不平等的真相，不足以揭示不平等的复杂事实，更不足以揭示其间的内在机制，甚至会混淆在不平等中正在起作用的经济机制与对不平等现象是否合理的规范性证明（p.266）。
仅仅从上述长期趋势，还不足以看出问题的严重程度，更为重要的是不平等内部结构的严重失衡。基于这种认识，皮凯蒂认为，思考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更好方式是考察不平等的内部结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揭示出不平等的本质。例如，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与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其间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机制和含义是极为不同的。
那么，欧美社会不平等的等级结构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呢？
第一，虽然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相对温和，但内部差距仍然严重。
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1970-199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上层10%的人群大约拿到工资总额的20%，最底层50%的人群拿到约35%。在劳动不平等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多数欧洲国家），最上层人群占有总工资的25%-30%，中间阶层人群约占30%。在最不平等的国家（如美国），最上层10%拿到工资总额的35%，最底层50%只拿到25%（p.246）。
为什么各国之间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呢？主要的原因应到制度层面中寻找。劳动力市场是以具体的规则和协商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建构。正是规范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各种制度（例如最低工资法、劳资谈判机制等），决定了工资的等级结构（pp.307-310）。各国之间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反映的正是这类制度的差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皮凯蒂强调，20世纪80年代以来，“超级经理人阶层的崛起”是一种“盎格鲁—撒克逊现象”。这种现象意指：公司经理获得“超级薪金”，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讲英语的国家特有的突出现象。这种现象使这些国家的劳动收入差距大于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
第二，财富分配最不平等。
在整个19世纪，财富的高度集中是欧洲社会的基本特征。直至1900-1910年，法国、英国、瑞典和其他有数据可证的国家，最富有的10%群体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国民财富，比重达到90%。其中，最富有的1%群体占有超过50%的财富。居于中等的40%人群拥有的财富刚好超过国民财富的5%。就财富分配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中产阶级”（p.261）！
之后，由于战争、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的实施等原因，财富的集中程度大幅下降，但是财富分配仍然悬殊。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仍然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全部国民财富的50%。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而在美国，最富裕的10%人口的财富份额达到70%（p.248）。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
第三，与财富不平等程度相对应，资本收入的分配高度不平等。
最富有者的私人财富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房地产，另一部分是金融和商业资本。它们基本上代表着资本所有权的分配。只要把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r>g）的事实与上述事实结合起来，我们就会看到：资本收入在拉大贫富差距中的作用。
按税前计算并且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该书认为，通货膨胀有利于更有能力管理资产的富人)，在18、19世纪，英法两国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是35%-40%，到20世纪中期下降到20%-25%，20世纪末开始又回升到25%-30%(“U形图”)。但这还不足以说明资本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情形。
即便是以平等著称的北欧，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远高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例如，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北欧各国，劳动收入最高10%人群的劳动收入只占全部劳动收入的20%，而资本收入最高10%人群的资本收入却占到全部资本收入的50%。至于在其他国家，这种不平等的差距更大。例如，在2010年的美国，劳动收入最高的10%人群，其劳动收入占全部劳动收入的35%；而资本收入最高的10%人群，其资本收入占全部资本收入的比重高达70%（pp.247-249）。
总体上看，财富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远高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即便在最平等的北欧，资本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高于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皮凯蒂把这种现象称为不平等的“两个世界”！
观点之三：最重要的不是不平等的程度，而是不平等的合理性问题。推动上述各种数据所显示的不平等程度的机制，正在破坏民主社会及其价值观，而民主社会的价值观（通过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努力来获得成功）是一个社会经济繁荣的健全基础（p.571）。
仅仅从现实中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且在扩大的事实，并不能直接引出它们是否合理的问题。因此，我们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如此悬殊的分配差距是否合理？对这一问题，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其间的观点错综复杂，大致上可分为两大阵营。
一个阵营是以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主要代表的、倡导自由市场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只要财富和收入的获得满足程序公正原则——初始获得的公正和财产转移的公正，那么，由此而带来的分配结果就是公平的，不管差距有多大。因此，他们总体上反对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第二个阵营比较复杂，包括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凯恩斯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罗尔斯主义者，但他们共同的特征是追求某种平等主义的理想。他们认为，放任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自由市场社会既不公平也不自由。在他们看来，一个公正的社会需要政府的政策来修正这种社会经济体的缺陷，既要给每个人提供通往成功之路的平等机会，也要培养低收入人群利用这种平等机会的能力。因此，他们总体上倡导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如果我们要对皮凯蒂进行归类，那么不妨把他归为第二阵营。但是，他的论证也自有其特色。他认为，“问题在于，创业本身并不能让所有的贫富差距都合理化，……无论初始的财富差距是否合理，财富会自我生长并自我膨胀，会超越一切合理界限以及社会效用角度上的任何合理解释。”
在他看来，上述各种数据显示出的不平等程度的不合理性，主要在于财富自我膨胀机制对民主社会及其价值观的破坏！一方面，不平等等级结构的“两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在19世纪，最富有的1%群体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精英集团！现在，这部分人群仍然是一个强大的集团，对社会前景、政治和经济秩序施加着巨大的影响（p.254）。另一方面，它在破坏着民主社会崇尚奋斗的世界观，即：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应当由个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来决定，而不是由其出身和拥有的某些特权来决定（p.422）。历史和现实中的两大因素——“遗产型资本主义”（食利者社会）和“超级精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种基本价值观。
特别是“遗产型资本主义”，使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破坏着民主社会的平等价值观，而且培养出一个“食利者”社会。虽然在现在的欧美国家，“超级世袭者”已经比较少，但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世袭中等阶层”，“食利者”社会的本质没有变化。那就是一种寄生现象。他们之所以能获益，与其努力无任何关系，纯粹源于“出身”这一偶然因素！皮凯蒂甚至说，“食利，乃民主之敌”（p.422）。
以法国为例，从流量数据来看，每年通过继承遗产和接受赠与而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初达到最高，为25%左右，随后大幅下降，在1950年时达到最低，仅为5%左右，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开始快速上升，目前已达15%左右（p.399）。更令人震惊的是存量数据，仍以法国为例，个人财富中由继承而得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总量的比重同样在20世纪初达到最高，高达90%，随后大幅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但仍高于40%，随后开始快速上升，目前已接近70%（p.402）。这些数据表明，所谓“劳动致富”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幻想，劳动是可以增加收入，但无论如何都赶不上“食利者”的致富速度。并且，按照皮凯蒂的估算，这一比重在21世纪极有可能继续攀升，无怪乎有媒体据此惊呼21世纪将是一个“拼爹世纪”！
观点之四：分配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把它简化为纯粹的经济机制问题。不平等的历史是由两组错综复杂的因素互动作用过程所塑造而成的。这两组因素是：经济行为主体、社会民众和政治活动家对于“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看法；上述行为主体的相对权力（或力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集体选择（p.20）。使分配的历史一直深深地根植于政治之中。
虽然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对于再分配政策或制度是否合理争论不休，铁的事实是，其一，关于社会公正的抽象原则，社会是存在某些共识的；其二，20世纪的文明社会都在以社会公正的名义实施着广泛的再分配。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正是这种内在的关系，促使20世纪后半期欧美各国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实行各种“社会福利”政策，以此来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现代文明社会，遵循个人的社会基本权利之逻辑，实施再分配政策。这种社会权利观的政治和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和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独立宣言》宣布，每个人都拥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人权宣言》也宣布，人生而自由，并保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虽然18世纪产生于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体系主要是致力于保护私有财产权利，但是，20世纪实施的“福利国家”政策在观念上也源于此。
欧美国家在实践中把人的平等权利拓展到教育、健康、基本生活保障等领域，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1930-1950年间财富和收入差距的大幅度压缩，虽然与战争因素有关，但也与经过政治斗争而实现的一组以追求平等为导向的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制的引入）相关。累进制的所得税率和遗产税率是20世纪的两大创新，对降低不平等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正是这样的政策，使欧美各国1960-1975年间的收入差距能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上。类似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程度的再次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决策转向的产物。这次政治转向，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以发挥个人能力和追求效率的名义，对制约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税收和金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有利于市场精英的调整！
如图3所示，20世纪初期，欧美各国对最高收入的课税税率均维持在极低水平，普遍在10%以下；“一战”之后开始迅速升高，随后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又升至新的高峰，达80%-90%，并一直维持这一水平至20世纪70年代末。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的最高收入边际税率开始急剧下降，普遍降至40%-50%左右。总的来看，20世纪欧美各国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呈现出“倒U形”的变化轨迹。结合图1和图2刻画的20世纪欧美各国收入不平等的“U形”轨迹可知，累进所得税制与不平等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的反向变动关系：在各国累进所得税制边际税率最高的1940-1980年间，正是不平等程度最低的时段；而1980年以来最高边际税率的大幅下降，也伴随着不平等程度的重新上升。
(略)
图3 欧美(1900-2010年)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p.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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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欧美(1900-2010年)最高遗产的边际税率(p.503)
无独有偶，除了针对收入的累进税制之外，20世纪欧美各国针对遗产的累进税制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如图4所示，20世纪欧美各国针对遗产的累进税率也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同样从20世纪初期的低水平开始（不到10%），至二战结束后上升到70%-80%的最高水平，1980年以来又开始大幅下降。这一轨迹与图1和图2所刻画的20世纪不平等的“U形”轨迹同样呈反向变动关系。
图3和图4中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就最高边际税率的变化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英、美两国，要比欧陆传统的法、德两国更为剧烈。1940-1980年间，英、美的最高收入边际税率高达90%，而法、德则为60%左右；同期，英、美的最高遗产边际税率在70%-80%左右，而法、德仅为20%-30%。皮凯蒂认为这反映了二战结束之后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在压缩贫富差距上的政策差异：英美主要诉诸高累进税制，而欧陆则更多地通过“国有化”来实现平等（pp.505-506）。
然而，不论是累进税制还是“国有化”，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制度，而是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复杂结合。
一个大胆的预测：21世纪的欧美财富和收入分配将重归“长期趋势”！
除上述的主要论点之外，皮凯蒂还有一个激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推论，或者说是一个大胆的猜想。那就是：21世纪可能恢复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社会分配形态！那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形态。差异仅仅在于，20世纪初是一种典型的“超级世袭资本主义”，而21世纪则可能是“超级世袭社会”和“超级精英社会”的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
皮凯蒂认为，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有几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不平等程度在21世纪继续上升。其一，资本收入比（资本/国民收入）已经重新上升到20世纪初的高度；其二，21世纪的世界经济恐怕很难保持20世纪的高增长（g下降）；其三，资本回报酬率r可能会下降，但不足以抵消资本收入比上升的幅度，从而难以避免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其四，如果资本回报率r下降的幅度小于经济增长率g下降的幅度，则r>g的作用将继续强化（r-g扩大）；其五，来自劳动收入方面的趋势也不容乐观，“超级经理人”阶层的出现加剧了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其六，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的最高累进税率（无论是累进所得税还是累进遗产税）均急剧下降，累进税制调节贫富差距扩大的作用大为弱化。
因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趋势，从纯粹经济逻辑来看，21世纪的不平等极有可能继续加剧，重新达到甚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二、进一步的评论和延伸思考
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第一位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收入不平等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虽然他提出了影响巨大的假说，但由于缺乏足够长的历史数据，他对不平等问题的分析是不充分的。在皮凯蒂之前，有一些经济学家利用较长的历史数据对此问题进行了考察，主要有R.J.Lampman的《顶级财富所有者占国民财富的份额》（The Share of Top Wealth-Holders in National Wealth,1923-1956，1962），Anthony Atkinson 和A.J.Harrison的《个人财富的分配：1923-1972》（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Wealth in Britain,1923-1972，1978）等著作。《21世纪资本论》出版之前的数年间，皮凯蒂也与其合作者发表了一批类似的高质量论文，由此得以跻身于这一领域第一流经济学家之列。但是，此书的出版则使他成为一位享誉公众、媒体和社会各界全球知名的人物！
在此书中，皮凯蒂的最大贡献是，运用一组长时段的时间序列数据，揭示了资本主义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基本特征，让我们较清晰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阶层分布和动态趋势的历史画面。在他之前，谁能看到这么清晰的变化轨迹呢？他描述的这幅画面和据此提出的一组观点，改变了人们对财富和收入分配历史的理解，触动了资本主义的痛觉神经，从而也拨动了各路人马的神经。
然而，由此激起的众多媒体评论却充满不实之词。支持者有时用溢美的语言称赞它。例如，纽约市立大学访问教授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称《21世纪资本论》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Milanovic,2013）；《纽约时报》伦敦站站长史蒂芬·厄兰格称，这本书足以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一较高下（Erlanger,2014）；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赫西称这本书是“史诗”和“奠基石”（Hussey,2014）；莱恩·古柏认为，它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Cooper,2014）；斯蒂文·博尔斯丁称它是一个“经济史对理论的、数学的经济模型的胜利”（Pearlstein,2014）。有些批评者如丹尼尔·沙克曼则用愤怒的语言批判说，“纵观全书，几乎全是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这种观点的中世纪般的仇视，……把结果的平等视为最终目的。”
与各种媒体报道相比，一些重量级的经济学家撰写的评论文章则更加冷静和客观。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以《托马斯·皮凯蒂是对的》为题在《新共和》杂志撰文对此书进行评论，总体上认可皮凯蒂的结论：只要资本收益率r大于经济增长率g，来自资本的收入增长一定快于来自劳动的收入增长，也就是说，以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衡量的不平等必然会扩大，并将其概括为“富者越富动态学”。同时，索洛正确地指出，逻辑上r完全可以小于g，之所以历史数据显示出r>g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总是经济增长率不高而资本一直稀缺。当然，索洛也委婉地指出，皮凯蒂将“财富”和“资本”混为一谈是一个不足之处。至于皮凯蒂为压缩贫富差距开出的“全球累进资本税”处方，索洛认为在美国实现的可能性十分渺茫（Solow,2014）。
研究不平等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林德特（Peter H.Lindert）则从是否利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撰文指出我们应怎样沿着《21世纪资本论》开创的研究线索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总体上，林德特并未否定皮凯蒂的结论，而是指出皮凯蒂论证过程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建议。例如，林德特认为，皮凯蒂简单地将20世纪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归结为战争和革命的“外部冲击”不免失之粗略，换言之，“外部冲击”不足以解释20世纪不平等程度的改善。又如，仅用顶层人群的财富和收入份额来研究不平等问题，也是远远不够的。全面地理解不平等，更需要研究非顶层人群的收入差距演变。此外，林德特指出皮凯蒂的研究忽视了一些重要的领域和文献，如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重视不足，以及对阿塞莫格鲁（Acemoglu）等人研究成果的忽视等等（林德特，2014）。
佩尔·克鲁塞尔（Per Krusell）和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则对皮凯蒂坚持“净储蓄率s总是为正”这一假设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假设是站不住脚的。进而，皮凯蒂建立在这一假设上的对21世纪的预测也是不成立的（克鲁塞尔&史密斯，2014）。
除了上述评论之外，其他人撰写的评论还有很多（如Paul R.Krugman的书评），限于篇幅，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可以预见，针对此书的评论和研究仍将继续出现。
毋庸置疑，此书肯定会对人们思考分配问题产生持久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同意某些支持者过分高估此书价值的评论，我们认为，此书没有那么伟大。正如作者自己所声明的那样，他所要做的核心工作，只是对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演变过程的历史分析。他的基本观点，更多的是基于历史数据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疏于基于严密逻辑的理论解释和论证。
例如，对财富和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不合理性，是皮凯蒂本应该给出自己答案的重大问题。但是，在书中，他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证明。我们甚至于很难搞清楚：他究竟持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平观？其实，按照他的思路，我们可以在大量的文献中找到能支持他的论点的理论。
再如，他寄希望于民主制度，却对民主如何节制资本主义的不平等趋势的问题缺乏分析，甚至是一笔带过！他甚至对民主及其发展过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福利制度，也不以为然！事实上，真正使欧美社会在1945-1975年间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的，正是民主制度带来的社会福利的扩大和深化！
有人认为，皮凯蒂将新书命名为《21世纪资本论》，显然有向马克思的《资本论》致敬的意思。其实，这种评论并不贴切。皮凯蒂偏爱资本主义，因为它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只是不欣赏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皮凯蒂自己说的很明确：“我试图让分配问题以及对长期趋势的研究回归经济学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追随的是19世纪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开创的传统。我与他们一个最重要区别在于我使用大量历史数据。”
我们也不同意某些批评者的那种轻视的评论。皮凯蒂所运用的数据的准确性是可以争论的。他把财富等同于资本，也有概念混淆之嫌。但他毕竟利用了至今为止最完备的时间序列数据库，揭示了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和某些基本特征，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基于历史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暴露了主流经济学在分配问题上存在的错误或缺陷，提出了某些理论挑战。
第一，他的“非常态”观点彻底颠覆了库兹涅茨假说！
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假说”是主流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假说，学界早有争论，但主要集中在曲线的形态和影响因素的解释方面。皮凯蒂指出，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错误的推理基础上的，其经验基础是极其脆弱的。我们在几乎所有富裕国家观察到的1914-1945年间收入不平等的急剧下降，主要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这些国家所经受的“大萧条”和政治变动等力量冲击的结果，而与库兹涅茨所描述的经济部门之间要素的流动性几乎没有关系。换言之，对纯粹的资本主义来说，20世纪前期出现的收入差距急剧缩小，是一种“非常态”的现象。
第二，他对累进制税率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对于财产（或遗产）继承的合理性及其隐含着的对累进税制的反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雄辩的证明：“希望把财富传给他的孩子的父母亲能以不同方式来这么做。他能使用一笔款项作为资金把他的孩子培养成为，譬如说，一个有证书的会计师，或为他的工商业的活动打下基础，或建立一项委托基金，使他的孩子有一笔财产收入。在任何这些情况下，这孩子会得到比不如此作为高的收入。但在一种情况中，他的收入会被看作为来自个人的能力，第二种情况，来自利润，而第三种情况，来自继承的财富。是否有任何道德的基础来在各个收入的范畴之间加以区别？最后，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有权得到个人能力所产生的东西，或得到他累积的财富所产生的东西，但却无权把任何财富传给他的孩子们，那似乎是不合逻辑的……反对所谓资本主义道德的上述观点不能成立这一事实当然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道德是可以接受的。我发现，要为接受还是拒绝它寻找理由，或为任何一种原则寻找理由是很困难的”（弗里德曼，1962；2004，pp.176-177）。
的确，从纯理论上来说，我们无法证明累进税制的合理性，也无法证明遗产税的合理性。通常用来论证累进税制的理由是：富人应比穷人承担更多的责任。但这一理由与民主制存在微妙的矛盾之处，如果把民主理解为“一人一票”而非“一美元一票”的话，那么累进税制无疑意味着穷人对富人的剥夺。如果我们认为遗产继承属于“不劳而获”从而应该剥夺的话，那么对于其他“不劳而获”的财产增值收益（如土地、古董、字画的增值收益）是否也应完全剥夺呢？
说到底，自由与平等是人类社会永远无法摆脱的矛盾抉择。究竟需要何种程度的平等和自由、是否采取包括遗产税在内的累进税制、采取何种水平的边际税率等等，根本上取决于整个社会对自由和平等的公共选择。
皮凯蒂的观点，可以让我们发现弗里德曼上述证明存在的缺陷，至少可以对这种证明持一种怀疑态度。皮凯蒂是以文明和民主社会的价值标准来评价财富继承问题。
第三，皮凯蒂对一种主流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种观念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成功取决于自己的能力、选择和努力。皮凯蒂用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再次证明了弗兰克·奈特的一个猜想：“决定一个人富有的三个条件，一是出身，二是运气，三是努力，而这三者之中，努力是最微不足道的”（Knight,1923）。这对于以“美国梦”为代表的崇尚奋斗、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乐观理念无疑是沉重而冷酷的打击。
进一步，皮凯蒂的数据和资料强调了财富继承带来的不平等代际传递问题。要说明代际传递的影响是不容易的，例如，如果说富人的子女更易成功，那么究竟是因为他们继承了父母的财产使然，还是因为他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使然？如何将其他因素剔除出去，仅考察财富继承对不平等的影响是一项充满挑战的课题。通常认为，教育是确保“起点公平”的重要手段，进而也是打破“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局面的有力保障。然而，皮凯蒂的研究发现，在欧美国家，随着教育更加平等，教育在降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促进社会流动性中的作用越来越弱化，而家庭出身和继承在强化不平等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这一结论无疑对信奉“程序正义”、“起点公平”的公平观构成了重大挑战。
第四，更重要的是，皮凯蒂的某些观点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理论启示。
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政治民主 自由市场”是历史的终结形态，它们的组合几乎是天作之合。这其实也一直是最近数十年来西方社会主流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皮凯蒂却认为，“如果我们要想重新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控制，那么，就必须让民主尽其所能”（p.573）。他在接受采访时也称：“我赞同私有财产，但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也许，在他看来，因为受到社会主义竞争的强大外部压力，在1945-1980年间，西方社会才被迫实施使资本主义成为“民主的奴隶”的制度安排。随着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资本主义的本性又露出真实面目，民主成为了它的奴隶。
这种观点是否暗示着：民主本质上不是资本主义的天然组成部分，而是它的一种外在力量？纯粹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是不相容的？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将是对上述主流意识的沉重打击！
此外，《21世纪资本论》一书虽以“财富不平等的演进”为主线，但其中涉及的内容远不止于此，细读全书可以看出，皮凯蒂本人在许多问题上也未能给出全面的解答，有不少意犹未尽之处。当然我们对此不必苛求。须指出的是，无论是该书的研究方法还是所涉及的问题，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均有很大的启发。
一是，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将经济学和历史学熔铸一体，既有经济理论家宏大的视野，也体现出史学家细致扎实的史料挖掘功力，这是十分难得的。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力引进和学习，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在方法和工具上似乎已和国际“接轨”，日益繁杂精深的数理模型、计量模型已成为中国经济学论文的标准模式。然而，模型和工具精巧的背后却是思想的缺失和贫乏，不少经济学论文仅是“为了建模而建模”。因此，皮凯蒂展现的研究方法无疑值得我们学习。
二是，《21世纪资本论》一书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例如，近几十年来美国为何迅速崛起一个拿高薪的“超级经理人”阶层（pp.329-331）？又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最高所得边际税率和最高遗产边际税率为何急剧下降，而法、德却一直较平稳（pp.499-503）？再如，为何英、美在二战后实行高累进税制，而法、德、日却没有这样做？如何解释不同国家不同的政策选择（pp.505-507）？对这些现象，皮凯蒂仅给出了事实描述或初步解释，却未做深入研究。当然，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已经超出了纯粹经济学的范畴，但每个问题都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在《21世纪资本论》中，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期待皮凯蒂本人的解答，更期待中国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贡献。
三、对我们的启示
除了理论上的挑战之外，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带来的最大挑战，恐怕是各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在实践中采取何种政策来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如果说《21世纪资本论》对中国之实践有什么重大启示作用的话，那就是累进税制等政策工具在压缩贫富差距上的作用。此书之所以在美国引起最强烈的反应，是因为它讨论的核心问题，触动了美国社会的痛觉神经。虽然我们没有皮凯蒂那样细致的数据，但从下述数据中还是可以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
第一组数据是收入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高低与社会稳定指数呈反比。国际上通常将收入基尼系数的0.4作为“警戒线”，超过0.4的贫富差距将使社会不稳定。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这种“警戒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大陆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4年为0.473，2005年为0.485，2006年为0.487，2007年为0.484，2008年为0.491。之后逐步回落，2009年为0.490，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北欧和西欧国家，与西方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美国相当！
第二组数据是财富的基尼系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称，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中国大陆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就顶端1%家庭的财产份额来说，这一比重高于欧洲国家，与美国相当（见图1）。但是，要记住：它们的这种不平等程度是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相形之下，我们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的。
第三组数据是城乡的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在1.5左右。比收入差距更严重的是，以户籍限制为背景所包含的一系列城乡权益的不平等，涉及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就业保障、教育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
欧美国家实行了上百年的累进制遗产税和所得税，尚且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没有遗产税、市场制度远未完善、机会均等的路程还较长，等等，面临的将是更严峻和复杂的挑战。例如，年轻群体（或多或少）感受到，家产或遗产的重要性正在他们的生活或者亲朋好友的生活中凸显。我们曾经抱着这样一种幻想：高基尼系数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常态现象，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它并不可怕。美国的历史真相不是这样的（杨春学，2013）。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也不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国特殊的国情”来辩解，但是，不能忘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平等和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没有理由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平等。因此，就中国大陆而言，加快开征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并对不动产、资本所得课征累进税，设立合理的起征点和税率结构，以此来压缩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对我们最大的启示之一。
此外，在《21世纪资本论》当中，一个易被人忽视但却对中国有重大意义的课题是：国有企业的本质和作用。在论及二战后欧美各国采取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制度时，皮凯蒂给出的事实是，英、美制定了极高的边际税率，而欧陆国家如法、德却未采取如此高的边际税率。作者指出这是由于法、德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国有企业”并设定国企高管薪酬的做法“替代”高边际税率来压缩贫富差距，但未做进一步的阐释（pp.505-506）。这里透露出的一个重大课题是：法、德等欧陆国家建立国有企业或“国有化”的初衷是什么？如果真是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话，那么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本质和作用就应重新认识和定位。长期以来，我国对国有企业的讨论一直聚焦于“效率”。就国企改革的实践而言，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放权让利”，到后来的“承包制”、“拨改贷”，再到后来的“股份制”等，一直都是围绕着“效率”做文章。进入21世纪以来，以垄断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再为“效率”所困扰，不论这种效率是来自高水平经营管理的“真效率”还是凭借行政垄断地位的“伪效率”。在国企普遍获得“效率”的同时，“公平”却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国有企业员工的平均薪酬普遍高于民营企业，同时国企内部的薪酬水平也差距极大。如果国有企业获得“效率”必须以拉大“国有”和“非国有”的收入差距为代价，这种“效率”是否还值得拥有？进一步，国有企业是否能够起到压缩贫富差距的作用？《21世纪资本论》似乎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结合前面的4幅图示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大幅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特别是最高遗产边际税率），伴随着的便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急剧上升（图2）；而在同一时期，法、德并未大幅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无论是收入还是遗产），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也相当温和。更重要的是，英、美将最高边际税率降至法、德的水平时，其不平等的程度却远高于法、德，这意味着法、德拥有除累进税制之外遏制不平等的机制。这一机制极有可能就是国有企业（如考虑福利国家因素，则英国应与法、德更接近，而不是美国）。因此，书中透露的这一课题，应使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本质和作用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努力使国有企业肩负起压缩贫富差距的作用，这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对我们的又一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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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ycx16m@aliyun.com；张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cass.zhangq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