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全球经济将减速，中国经济仍强韧

    
    2018年第39期（总第1836期） 2018年6月8日（星期五）
    
    世行：全球经济将减速，中国经济仍强韧
    [导读：世界银行在2018年6月期的《全球经济展望》中指出，在全球经济增长在2017年和2018年达到3.1%之后，由于全球宽松消失，主要央行取消宽松政策和大宗商品出口经济体的复苏成熟，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在接下来两年减速，2019和2020年分别为3%和2.9%。在趋缓的全球贸易和紧缩的全球融资环境下，预期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将进入平稳期。在关于中国经济的简报中，世行认为，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强韧，有序实现再平衡，预计2018年GDP增速将降至6.5%，2019-2020年进一步降至6.3%和6.2%。其中，尽管中国投资增速下滑，但实际上投资增长仍很强劲，因此中国面临的主要政策挑战是改善资本配置，使资本进入回报更高的经济活动。]
    全球经济概观
    2018年6月5日，世界银行发布2018年6月期待《全球经济展望：扭转潮流？》（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The Turning of the Tide?）报告。报告指出，在全球经济增长在2017年和2018年达到3.1%之后，由于全球宽松消失，主要央行取消宽松政策和大宗商品出口经济体的复苏成熟，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在接下来两年减速，2019和2020年分别为3%和2.9%。在趋缓的全球贸易和紧缩的全球融资环境下，预期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将进入平稳期，经济增速将从2018年的4.5%达到2019和2020年的4.7%。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金墉说:“如果今年的强劲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就能有助于数百万人脱贫，特别是在快速增长的南亚经济体。但是，仅靠增长还不足以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极端贫困问题。政策制定者需要专注于支持长期增长的路径，通过提高生产率和促进劳动力参与，加快消除贫困和促进共享繁荣的进程。”
    《全球经济展望》说，随着央行逐步取消货币刺激，2018年发达经济体预计增长2.2%，明年放缓至2%。从整体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2018年增长加快至4.5%，随着大宗商品出口国复苏趋向成熟和大宗商品价格在今年上涨后渐趋平缓，2019年增长可达4.7%。
    这种前景存在相当大的下行风险。金融市场无序波动的可能性增加，而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对这种动荡的脆弱性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也出现上升，而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
    报告的一个特别专题警告说，从长期来看，预期的全球大宗商品需求放缓可能会限制大宗商品价格前景，从而限制大宗商品出口国的未来增长。在过去20年里，主要新兴市场在全球金属和能源消费增长中占有很大比重，但对大部分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预计将会减速。世行发展经济学局尚塔亚南·德瓦拉杨说：“从长期来看，预计的大宗商品消费增长下滑可能对三分之二依靠大宗商品出口获得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构成挑战。这就强化了经济多元化以及加强财政和货币框架的必要性。”
    报告的另一个特别专题发现，企业债务高企可能会加大对金融稳定的担忧，影响投资。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企业债务——有些国家是外汇债务——快速增加，使他们更容易受借贷成本上升的影响。世行发展经济预测局阿伊汗·高斯说：“随着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常态化进程加快，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准备好应付金融市场的起伏动荡。债务水平上升使得各国更容易受加息影响，这就凸显出重建抵制金融冲击的缓冲的重要性。”
    经过多年下调后，对长期增长的共识预测已稳定下来，有迹象表明全球经济终于从10年前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然而，报告警告说，长期共识预测一贯过于乐观，可能忽视了潜在增长趋弱和经济活动的结构性拖累。
    报告敦促政策制定者实施有利于提升长期增长前景的改革。快速变化的技术图景凸显出支持获得技能和促进竞争力与贸易开放的重要性。提高基本的算术和识字水平可以带来巨大的发展红利。最后，促进广泛的贸易协定能够提升增长前景。
    表1：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2018年6月预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8年6月《全球经济展望》
    全球区域预测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预期在2018年达到4.5%，在2019-20年稳定于4.7%。在大宗商品出口经济体集中的新兴和发展地区的周期性复苏预期在近期将会持续，但大宗商品价格停止增长后，周期性复苏将会成熟。在大宗商品进口经济体集中的新兴和发展地区的强劲增长将会继续。更多的地区经济发展展望可在下面看到。
    东亚太平洋地区
    该地区增速预计将从2018年的6.3%放缓至2019年的6.1%，反映出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部分被该地区其他经济体增速加快所抵消。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从2018年的6.5%下降至2019年的6.3%，原因是政策支持减少和财政政策趋紧。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由于周期性经济复苏趋向成熟，预计该地区增速将从2018年的5.4%降至2019年的5.3%。预计今年印尼经济增长.2%，明年增长5.3%。预计泰国增长2018年将加速至4.1%，2019年略微放缓至3.8%。对于该地区大宗商品出口和进口经济体而言，预计未来两年产能紧张和价格压力将加剧，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更紧缩的货币政策。
    欧洲中亚地区
    由于大宗商品出口经济体温和复苏的影响被大宗商品进口国增长放缓部分抵消，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预计将放缓至2018年上调的3.2%，并在2019年小幅放慢至3.1%。由于油价上涨和货币政策放松的影响被石油减产和围绕经济制裁的不确定性所抵消，俄罗斯今年经济增长预计将保持在1.5%的稳定水平，并在明年加速至1.8%。
    拉美加勒比地区
    在私人消费和投资推动下，该地区增长预计2018年将加速至下调的1.7%，2019年至2.3%。巴西出现的周期性复苏预计将会持续，预测今明两年增速将高于2%。预计今年阿根廷经济增长将放慢缓至1.7%，因为货币和财政紧缩以及干旱的影响会抑制经济增长，明年将保持在1.8%的低迷状态。预计2018年和2019年一些中美洲农产品出口国的增长将有所回升，而该次区域大宗商品进口国的增长预计会趋于稳定或放缓。据预测2018年加勒比经济将从飓风灾后重建、旅游业以及有利的大宗商品价格中得到提振。
    中东北非地区
    预计2018年该地区增长将加快至3%，2019年至3.3%，主要原因是石油出口国从油价暴跌中恢复。预计石油进口经济体将出现强劲增长，因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因营商环境改革和外部需求改善而获得提振。预计2017/18财年（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埃及增长5%，下一财年增长5.5%。
    南亚地区
    该地区的增长预计2018年将加快至6.9%，2019年至7.1%，主要原因是阻碍印度增长的因素逐渐消退。2018/19财年（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印度增长预计为7.3%，2019/20财年为7.5%，反映出私人消费旺盛且投资增强。巴基斯坦预计2018/19财年（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增长5%，反映出收紧政策改善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预计2018/19财年（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孟加拉国增长加速至6.7%。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预计2018年该地区增长加快至3.1%，2019年至3.5%，低于其长期平均水平。预计采矿业增产和金属价格稳定将促进金属出口国的经济活动。通过改善农业条件和基础设施投资，非资源密集型国家预计将保持强健增长。
    中国经济将仍保持强韧
    另根据5月31日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投资高质量增长》报告指出，近期中国经济活动仍保持强韧，2017年GDP增长6.9%，2018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6.8%。
    消费拉动，投资反弹
    消费继续对增长发挥拉动作用，而在2017年拉动增长的净出口，到2018年第一季度则不再是增长的来源。从生产端来看，“新经济”部门正成为更加重要的增长来源。软件和IT服务业尽管GDP占比较小，但呈现两位数的增长，在2018年第一季度对GDP贡献1.1个百分点。
    尽管中国正处于资本积累放缓的长期路径中，但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国内投资已经从2017年的低谷中反弹。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中国实际投资年均增长18.0%，而2017年只增长了5.5%。投资放缓的结构性原因包括中国经济从投资转向消费的再平衡。政府为减少产能过剩和降低金融风险而推出的多种措施也影响了投资决策。按国际标准来看，中国目前的投资水平和增长速度仍然很高。有证据显示，中国在投资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配置效率而不是增长速度。
    随着出口对于GDP增长的作用减小，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仍延续渐弱趋势。2017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下降至1.3%，而2018年第一季度则出现小幅逆差——主要原因是商品和服务进口的强劲表现。2017年中国的资本流动更为均衡，但未记录的资本流出超过2000亿美元。尽管如此，人民币仍持续升值，较好地应对了2018年4月中旬的新兴市场动荡。
    货币紧缩和强化监管的措施已取得效果，2017年企业债务水平稳定在GDP的160%以下。近期采取包括全面修订资产管理业务法规在内的几项新举措，表明了当局解决金融脆弱性问题的决心。
    2017年财政政策宽松，地方政府资本支出增长尤为强劲。然而，增加的部分支出很可能是用来弥补由于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政府举债受限而减少的预算外投资。2018年预计总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与2017年相近，但更为严格的执行限制地方政府为公共投资项目进行预算外举债的的措施，意味着整体财政政策的进一步收紧。
    表2：公共财政（除非另有说明，单位为十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8年5月《中国经济简报》
    在基线情景下，2018年经济增速将降至6.5%，2019-2020年降至6.3%。预计以下因素将导致经济活动放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有所收紧；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政府继续通过改革解决工业产能过剩和提高环境可持续性，并采取措施减少近年经济中累积的脆弱性。经济再平衡预计也会持续，增长将更多地由消费和服务业拉动。
    经济前景中的主要风险是企业负债高企和贸易关系趋于紧张。近期与美国发布的贸易措施所产生的经济影响是可控的，但投资限制（关于获得技术受到限制）的代价会是显著的。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来说，更大的风险莫过于规范全球贸易合投资的规则受到重大削弱、全球价值链解体。对贸易措施做出有节制的反应、与国际贸易组织（WTO）规则保持一致、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对话能够降低这一风险。
    中国经济将有序实现再平衡
    在基线情景下，世界银行仍预计中国的中期增长将逐步放缓，有序实现经济再平衡。预计2018年GDP增速将降至6.5%，2019-2020年进一步降至6.3%和6.2%。预计导致经济活动减缓的因素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有所有收紧；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政府继续通过改革解决工业产能过剩和提高环境可持续性，并采取措施降低近年来积累的宏观经济脆弱性。经济再平衡也将会持续，增长将更多地由消费和服务业拉动。预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下降，内需的贡献上升。基线情景假定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不会进一步升级。
    表3：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和前景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8年5月《中国经济简报》
    企业债务高企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国内挑战。自2016年末以来采取的收紧货币政策、加强监管等措施已显示出一些成效，2017年企业杠杆率稳定在略低于GDP的170%。最近对资管产品监管的大幅改革表明了当局解决金融市场脆弱性的决心。2018年4月中国发布了金融部门进一步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时间表，这种开放有助于加强竞争，强化金融纪律。今后还需要开展其他改革来提高市场在处理无力偿债借款人方面的作用。虽然公司破产和企业债务违约情况都在增加，但数量仍然很小。2017年中国企业债券违约率为0.3%，低于2016年的0.9%。根据标准普尔的全球企业样本数据，1981-2016年间的债券违约率平均为1.5%。
    2018年初，中国开展了广泛的结构性改革和机构改革。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进一步放松管制来优先支持“新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策略是要从“管经营”转为“管资本”，但相关细节尚不清楚。政府当局还计划推进国企重组，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机构改革减少了行政机关数量，并将某些监管职能合并（例如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其他改革措施包括旨在降低企业税负的税收优惠措施，以及进一步向外资开放金融部门和汽车、船舶、飞机制造业的时间表和具体目标。中国需要保持2017年的改革实施势头，以确保实现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效益。
    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前景面临的外部风险显著上升。总体外部条件仍然有利：发达国家经济强劲复苏，全球贸易有力增长，金融市场在经历了2018年4月中旬的波动后已经企稳。不过，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以及美国加息和美元走强都可能给新兴市场带来重大风险。
    对中国来说，美国发布的贸易措施带来的潜在经济影响，将是可控的。美国于2018年3月公布的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将很小，因为中国这些产品的对美出口本来就要缴纳很高关税，而且出口量有限。美国还按照《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对中国发起调查，推断中国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并商议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这些措施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加征关税的产品占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4330亿美元）的约11.5%，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2%。如果从这500亿美元出口中扣除中间投入品进口，那么这项措施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2017年GDP的0.2%。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计算，去年对美总出口对中国的GDP约贡献了2.9%。
    “301调查”可能会带来投资限制，这种限制造成的损失虽然更难量化，但可能比贸易限制的损失显著。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只占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2016年对美投资额不到中国GDP的0.2%，但这些投资高度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制造业1/3，IT服务业30%，还有7%是科学研究。根据中方统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仅有26亿美元（不到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因此，任何限制中国对美投资或美国企业对华投资（以限制技术转让）的做法，在获取外国技术技能方面所受的制约方面影响显著。
    更大的风险莫过于规范全球贸易投资的规则受到显著削弱、全球价值链解体。针对美国公布的加征关税产品清单，中国也发布了做出对等反击的美国进口产品清单。中国和美国都表示愿意进行进一步谈判，谈判已经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对贸易限制措施做出有节制的回应、与世贸组织规则保持一致以及继续与美国政府开展对话，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更好的实施知识产权法规，包括对服务业在内的各行业加大国外资本开放，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的重组，将有助于缓和对于国际贸易和投资关系互惠的担忧。这些政策都将有助于促进中国的高质量增长。
    如何看待投资增长下滑趋势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简报》分析了中国投资增长下滑趋势。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的投资增长大幅下降，年增长率不及2001-2010期间平均水平的一半。本世纪头一个十年，实际投资每年增长18%，而2017年的增幅只有5.5%。不仅总投资增长下滑，而且根据所有制划分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表明，最近投资的大幅下滑主要归咎于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引擎的私营部门投资增速放缓。投资大幅减速引起了人们对未来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担忧。
    尽管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夸大了民间投资放缓，但投资放缓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短期性因素。中国进入经济增速相对缓慢的“新常态”自然会伴随着较慢的投资增速，尤其考虑到当前从投资转向家庭消费的经济再平衡进程。而从短期来看，近年政府为降低某些行业过剩产能和控制金融风险而采取的措施也对企业的投资产生了一些影响。虽然有证据显示，私营企业的投资低速增长是当前投资放缓的主要原因，但这可能部分归因于统计因素。
    总体而言，证据表明中国面临的主要投资挑战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非增长速度。在这方面，政府当局可以把重点放在增强金融系统合理配置资本的能力上，将信贷资金分配给向生产力更高的部门和企业。这就要求加强公共部门的预算约束，改善解决坏账的法律框架，从而加强市场纪律，减少风险定价扭曲。这也意味着未来地方政府投资增速要进一步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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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结构性变化是投资放缓的重要因素
       尽管近期有所下滑，但从国际和历史比较来看，中国投资增长仍属强劲。2012–2016年中国固定资产年均增长8.0%，高于中上收入国家5.1%的平均增速。与其他国家处于当前中国发展水平时的历史数据相比，中国的投资增速也非常之高。2010–2014这五年，中国劳动力人均物质资本增长速度几乎高于其他任何国家人均收入相当于中国2014年水平时的增长速度。1970年左右的日本和1990年左右的韩国资本存量增速与今天的中国相似。
      中国仍然是全球投资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2017年投资占GDP比例为43%。近年来的强劲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的财政刺激所推动。基础设施是政府的重点投资部门，估计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占到GDP的13.5%（Herd,2017）。由于中国的公共基础设施现已颇为完善，近年来新增投资所产生的经济增长回报有所降低。除基础设施外，中国其他经济部门的投资率也很高——包括商业部门在内。一般来说，随着国家逐步走向富裕，它所积累的人均物质资本会越来越多，继续积累资本会开始进入收益递减的阶段。
      中国从本世纪头十年的两位数投资增长率降到2015年以来的7%以下，从结构性视角来看，这种下降是可以预见的。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再平衡势头加强，逐步从外需向内需、从投资向消费过渡。此前，自1978年改革启动以来，消费占GDP比重几乎一直是逐年下降，2008年已降至50%以下。此后则开始逐步上升，到2016–17年已升到54%。此外，新经济行业，如软件和IT制造服务业的资本密集度一般相对较低。在这种形势下，投资增长下滑可能符合“将资源转入生产率更高的用途”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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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近年政府的一些措施加剧了投资增长放缓，改善了投资配置
         除长期趋势外，2015年发生的增长趋软、股市动荡和人民币贬值等情况导致商业信心降低，从而也加剧了投资放缓。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季度增速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首次降到7%以下。上证综合指数从2015年6月12日（最高点）到8月31日共下跌38%。2015年7月31日至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6.2%。2015年8月，投资者信心指数21下降18点，降至41.3；财新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2008年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也跌到50点以下，表明人们预期中国经济活动将会放缓。
        也是在2015年，政府当局推出了减少过剩产能的措施。政府的目标是在2016-2020年这五年内削减1.5亿吨粗钢产能和8亿吨煤炭产能。所有金属和其他矿产的开采加工、造纸、化工以及铁路、船舶和飞机设备也被归为产能过剩行业。此外，政府还提高了环境和能效标准并强化标准的执行，限制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并关闭了一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2015年以来，大多数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每年都有收缩。
        第三，自2016年底开始，政府出台了限制信贷过快增长的一系列政策。货币政策有所收紧，新的金融监管法规出台，对银行风险进行更全面监测，再加上地方政府预算、融资和债务管理的改善。这些因素都导致债务增长放缓。2016年非金融部门信贷总额增长15.8%，2017年则降至13.6%。
        政策对过去两年的投资增长速度和增长结构都产生了影响。2016、17年，采矿和矿产加工、建筑和金融服务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为负增长，装备制造业增长下滑幅度较小，计算机与通信设备和IT及软件服务等高技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仍保持强劲增长。教育和医疗领域投资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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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对投资的衡量可能受到部分企业所有制分类变化的影响
           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趋势在2016年初出现了明显分化。2015年下半年，国有企业月度实际投资同比平均增长11.5%，而到2016年1月则猛增至20.2%。相比之下，私营部门实际投资则从2015年下半年的平均同比增长10.5%降至2016年1月的6.9%。从年度数据来看，私营部门实际投资的下降则更加剧烈——从2015年的12.1%下降到2016年的仅3.8%。
          与此同时，某些类型的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发生了很大变化。份额增长最大的有限责任公司（LLCs）——从6.9%提高到33.4%。从所有制来说，这些公司可以是国有独资、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或民营公司。这类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份额的提高可能是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的结果。例如，2015年政府对股市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可能提高了某些有限责任公司的国有股份比例。即使增加不大——比如国有股份从49%提高到51%——公司也会被重新划分为国有。
          2016年私营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下滑，一个（部分）解释就是公司所有制的改变。世行将国有股份比例控制在2013-2015年平均水平不变，在此基础上重新计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和国内民营企业的实际固定资产增长在2016年均有下降，而私营部门的下降仅略快于国企部门严重。2017年私营部门投资的下滑幅度更大，但总体趋势与国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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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哪些政策可以确保今后投资的可持续增长？
             尽管中国投资增速下滑，但实际上投资增长仍很强劲，因此中国面临的主要政策挑战是改善资本配置，使资本进入回报更高的经济活动。过去40年来，中国在资本深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人均公共资本存量已达到经合组织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未来政府投资高增长带来的经济收益可能较为有限。但是私人资本还有快速增长的空间。从20世纪70年代非常低的基数开始，中国人均私人资本存量以惊人速度增长，但目前仍大大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
            允许金融机构将中国的高额储蓄分配给能提供更高回报的部门是改善投资配置的一种方式。这意味着要将基础设施和住房行业的一部分资金分配给商业部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政府和地方银行在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强化相关激励、加强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将有助于增强市场纪律，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自2016年年底以来，新法规的出台和现有法规的更好执行已经促使各方对财务风险重新定价。例如，从2016年9月30日到2017年底之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券与中央政府债券的利差上升了100多个基点。
            由于企业负债高企，通过更有效地处理陷入困境的借款人也可以提高投资效率。目前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这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它们往往倾向于对资产加以快速处置而不是进行重组。更有效的策略是对可存续公司的业务加以重组，而对无生存能力的公司则推动其退出市场。公司重组和市场退出有助于更有效地分配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源。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如2017年通过债委会处理公司违约和达成债务重组协议的案例有所增加，今后还需要开展更多改革。（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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