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哈耶克的遗产

    
    
    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代表人物哈耶克（F.Hayek）在中文学界逐渐变冷。用Google Trends工具可以清晰地看出他被边缘化的过程。2004年5月，中文学界对哈耶克的引用率达至顶峰，此后不断下降，没有任何反弹。2012年以降，哈耶克的引用率进一步下降，现在已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与九十年代传说中的“哈耶克热”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读这个现象。第一，人们对哈耶克的工作逐渐熟悉，不再新奇。哈耶克的部分工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在大陆被译成中文出版，但传播范围不大。1997年，哈耶克最有影响的《通向奴役之路》在中国出版，这是中国读者第一次正面接触到哈耶克的核心思想，引起轰动。随后几年，哈耶克中期到晚期的几部重要著作《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等都陆续译成中文出版。时至今日，哈耶克的著作中除了一本偏向心理学的《感觉的秩序》，其他都已有了中译本。
    第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逐渐退潮。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与中国放开价格、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同步。但是由于各种制度原因，自由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垄断、贪腐、贫富不均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出现。有一些学者转向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思想，也有一些转向共和主义以及其他思想，希望能用新的思想资源来应对中国面临的问题，从而逐渐远离了哈耶克和古典自由主义。
    第三，经济学实证主义在最近十多年里获得了巨大发展，大量涌现的数据和新兴统计工具使得更多学者转向实证研究。哈耶克以及他所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并不热衷于数学工具，而是更多强调文字理论的思辨，而这与目前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不符。
    所以哈耶克的著作不再是经济系学生必须阅读的对象，这是当代经济学又一次学术潮流变迁的结果。正如弗洛伊德已不再被实证主义主导的主流心理学认可，基本读者已转变成文学研究者一样。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由学术潮流决定。在这个哈耶克并不走红的年代，反而有利于读者避开泡沫，独立地研究哈耶克思想的内在价值。
    哈耶克参与的两场论战
    哈耶克在年轻时在维也纳接受了非常正统的经济学训练，其中也包括数理经济学。他起初对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浓厚兴趣，但遇到米塞斯之后，思想完全转向自由主义。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哈耶克对经济周期理论和资本理论做出了值得注意的贡献。只是从五十年代起，哈耶克的兴趣逐渐转向经济组织、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等更宽广的领域。所以我们对哈耶克的评估也应该以经济学家哈耶克开始，以政治哲学家哈耶克结束。
    哈耶克1923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赴纽约短期研究美联储的运行。1927年，奥地利成立了经济循环研究所，年轻的哈耶克担任所长。他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奥地利风格，注重货币理论、均衡分析和动态分析，而不被短期经济增长所迷惑。1930年，剑桥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货币论》，引起学界关注。哈耶克完全不赞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著名的争论。
    LSE的罗宾斯教授亦是凯恩斯的论敌，因此他在1931把哈耶克聘请到英国，共同批判凯恩斯。哈耶克在LSE做了4场主题演讲，介绍了维克赛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货币思想以及奥地利学派分析经济周期的工具。这些演讲后来结集为《价格与生产》，哈耶克所使用的方法也被称作“哈耶克三角”。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认定他的主要贡献正是那本《价格与生产》。哈耶克认为，我们并不可能用货币政策把经济波动完全消除，这只是一个幻想。凯恩斯对此批评十分恼火，双方在几份学报上交手了好几个回合。
    此后，凯恩斯决定放弃《货币论》的传统框架，另辟蹊径，用一个新框架更直接地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美国大萧条。凯恩斯在很短时间里就写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于1936年出版，风靡学界。罗斯福总统正在推行“新政”，与凯恩斯的积极干预思想不谋而合，大为赞赏，进一步扩大了凯恩斯的影响。而哈耶克当时出于种种考虑，没有进一步参与关于《通论》的讨论。
    随着《通论》的出版，在一批追随凯恩斯的青年经济学家的努力下，凯恩斯理论迅速地形式化，成为后来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在以后的三四十年里，凯恩斯主义一直是欧美各国的主流宏观分析工具。直到今天，凯恩斯主义仍然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哈耶克所属的奥地利学派并不承认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两分，他们的分析工具没有被形式化，今天已经很少被人提起。
    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以哈耶克失败而告终。事实上，今天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可以明显地分为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两派，新古典主义者还隐隐有占据上风的趋势，两派的分歧恰在于对经济周期的看法上。新古典主义者的思想来源与哈耶克并不一致，但殊途同归，实际立场与哈耶克非常接近。所以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实际上开启一个重要话题，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哈耶克参与的另一场著名争论，就是他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计划经济大论战”。上世纪30年代后期，“计划”在欧洲逐渐成为时髦概念。许多费边社的学者都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一条非左非右的“中间道路”，核心是政府接管经济活动，减少市场波动的影响。许多知名科学家出于对个体理性的不信任，也都主张中央计划经济。
    其实早在二十年代，米塞斯就发表过一篇名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论文，引起激烈的争论。米塞斯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指出，一旦缺失用货币表现的价格制度，就无法确定某种产品的必要性，从而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有施行经济计算和最优配置资源的可能性。米塞斯最著名的对手是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兰格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文章中，批评米塞斯混淆了狭义价格（市场上商品交换比例）和广义价格（提高其他选择的条件），认为只有后者才是资源有效配置时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场争论在三十年代中期被兰格重新提起。而米塞斯已投身方法论研究，不愿进一步参与论战。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当仁不让地成为奥地利学派这一方的主将。此时的哈耶克正在经历所谓“知识论转向”，也将这种新思想引入了论战。1937年，哈耶克发表了“经济学与知识”，第一次明确提出“不同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知识，在经济分析中至关重要”这个观点。在论及计划经济时，他提出市场缺失导致的关键问题不仅是缺乏价格，更缺乏处理分散信息的机制，这一点更难以反驳。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之路》后，这场争论就基本结束了。
    哈耶克与兰格争论的结果，思想史学家已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哈耶克取得了论战的胜利。近年来披露的一些兰格与哈耶克的通信也证实了这一点。对于研究者而言，哪一方取得胜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哈耶克在米塞斯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方法。哈耶克的知识理论极富深意，对后来经济学的很多分支都产生了影响。
    哈耶克思想的内在价值
    哈耶克并不是一个战斗性很强的学者。他只是在年轻时偶然地卷入两场争论，一举成名。他与凯恩斯之间还保持了不错的私人关系。当凯恩斯读到《通向奴役之路》后，曾给哈耶克写信表示赞同。哈耶克不希望因为《通向奴役之路》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所以他在1950年离开LSE，前往芝加哥担任芝加哥大学思想委员会的教授，到晚年才又回到德国弗莱堡。哈耶克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里，是他研究最高产、思想最深邃的阶段，同时也最让人捉摸不透。
    哈耶克的研究兴趣并不局限于经济学，还包括心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思想史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这种广博正是哈耶克的魅力之一。哈耶克当然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成员，但他又绝不仅是一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些米塞斯、哈耶克的传记作者研究了许多奥地利学派学者的生平、性格后，把他们归为两类。一类是思路清晰、观点鲜明、坚决捍卫奥地利经济学原则的人，如庞巴维克、米塞斯；另一类是表达含混却偶有深刻洞见，平时包容兼蓄、关键时毫不动摇的人，如维塞尔、哈耶克。这两类学者不仅个人气质大为不同，思想进路也颇有差异。
    哈耶克接替米塞斯参与计划经济论战即是一例。哈耶克与米塞斯的立场并无二致，但哈耶克所用的论证方式却与米塞斯不同。他的知识论源于英国经验主义，并非奥地利学派传统所包含的内容。米塞斯阅读了哈耶克的论文后深感失望，向哈耶克表示，虽然我们都与计划经济作战，但我们两人在此问题上的想法原来完全不同。
    朝圣山会议亦是一例。哈耶克赴美之前，曾于1947年邀请诸多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在瑞士朝圣山召开一次大会。参会的既有芝加哥大学的奈特、弗里德曼、斯蒂格勒，也有LSE的罗宾斯，还有哲学家卡尔·波普等。在会上，米塞斯与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发生了强烈冲突，完全不认同对方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得哈耶克颇为尴尬。哈耶克自然明白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对自由市场的分析方法完全不同，但两派的结论非常接近。米塞斯看重的是方法上的差异，而哈耶克在意的只是结论上的趋同。
    所以哈耶克无意坚守奥地利学派的研究范式，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他在《通向奴役之后》，主要开展了两项研究。一项是把过去一篇“惟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关于人类心智与认识的心理学思想，扩展成一本书；另一项研究是探索古典自由主义秩序的合理性根源。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分别是1952年出版的《感觉的秩序》与1960年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
    《感觉的秩序》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充满心理学术语，极为晦涩，很少被哈耶克研究者关注。在这本书里，哈耶克首次区分了自然秩序与感觉秩序这两类秩序。每个人对外界的感知都不同于自然秩序，但人与人之间却存在共识，能够有效地沟通互动。所以哈耶克认为，“心智是以某种方式发生在有机体内的事件的一种特殊秩序，它与发生在环境中的自然秩序有关，但又不同于这种秩序”。
    哈耶克认为，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像一个巨大的分类机器，帮助我们形成了这种感觉的秩序。我们所体验到的感觉，并不是真实存在，而是各个链接系统相互链接所造成的结果。所谓的心智，归根到底就是许多神经元相互链接形成的巨大网络。哈耶克的这种观点对主流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提出了挑战，心理学界却从未把他当真。
        
    
    
    可是几十年以后，随着神经科学/脑科学的发展，行为主义心理学早已过时。许多神经科学家提出的大脑结构模型与哈耶克不谋而合。这些年来，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越来越多社会科学家开始关注神经科学的进展，试图通过认识大脑结构为行为科学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冷落多年的《感觉的秩序》反而成为热门的学术前沿。虽然目前神经科学的实验手段尚未达到神经元水平，也就不能断言哈耶克理论的正确性。但哈耶克在半个多世纪前，凭借惊人的思辨能力推想出来的心智模型与今天的研究如此接近，让人不得不佩服。
    事实上，哈耶克提出这样的人类心智模型绝非偶然。《感觉的秩序》是他向着微观方向的努力结果，而《自由秩序原理》则朝向宏观方向。哈耶克有潜在的野心，希望构建一整套从微观到宏观的人类秩序的理论基础。
    哈耶克再一次从根本性的问题出发展开论述：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为什么能够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过程中，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建立？那些被长期实践证明对人类福利意义重大的社会制度，虽然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绝对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一定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超越了人类，那就是自生自发的秩序。
    自生自发秩序的必然性可以从哈耶克的知识论角度来论证。社会制度不是有意识的理性设计产物，任何有意识地对演化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设计的企图，必然遭到失败。因为知识本质上根植于社会价值之中，但社会行动者并没有准确意识到这些知识的社会价值。只有自发秩序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因素确定，而这些因素能创造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个人能够根据他们独特的知识形成对他人行为的预期，通过对个人行为进行可能的调适，证明这些预期是正确的。
    这种自生自发秩序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基础是个人知识的独特性。所以个人是一切价值的最终标准。每个人在特定情势下的自我调适，最终形成了整体性秩序。这个自由主义的过程是个人适应性进化的过程，却不是任何人强迫他人或被他人强迫的结果。哈耶克的这个结论与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个人主义、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都很契合，但论证过程都不相同。
    自生自发秩序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自己就给出了许多应用性的例证，同时从哲学原理和应用实证两方面给出了说明。后来的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都广泛地借鉴了哈耶克的思想，自生自发秩序也成为经济学里的常用概念。
    哈耶克还不肯止步于此。他又花了十多年时间，写出了三卷本的《法、立法与自由》，进一步探讨自发秩序和组织秩序的区别，以及决定它们形成的两种不同的规则。哈耶克把分析范围进一步拓广至法哲学领域，并且从历史维度动态地思考秩序背后的规则演化。哈耶克岁数渐高，思考也更深。他认为秩序和规则无处不在，从动物到人类，从微观到宏观，从经济到政治，皆是如此。无人能轻易识别这些秩序和规则，所以要对个人的自由保持足够的尊重。
    哈耶克的遗产
    哈耶克在1989年出版了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为自己与各式反自由主义理论争辩抗衡的一生做了总结。他仍然从演进的角度解释人类文明的成长过程。与历史相比，每个人的一生都过于短暂，微不足道。对自生自发秩序的人为干预从长期来看注定会失败，可仍有无数人不断试图与之较量，背后动力就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他于1992年平静去世，生前幸运地见证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崩溃。
    而哈耶克留下的多重遗产也值得我们反思。哈耶克的学生不算多，但其中涌现出很多人才。以华人学者为例，台湾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蒋硕杰教授就是哈耶克当年LSE指导的学生，终身服膺自由主义。蒋硕杰一贯反对通货膨胀、反对各种经济管制以及对市场的人为干预。五十年代，他在台湾坚持高利率对抗通货膨胀，采用单一汇率，鼓励出口，推动贸易自由化，为台湾经济起飞打下坚实基础。
    台湾哲学家殷海光也是哈耶克的崇拜者，曾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殷海光秉持民主自由的精神，对抗强权，在媒体上传播科学方法和个人主义，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他的学生林毓生后来前往芝加哥，成为哈耶克的关门弟子。林毓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代表作有《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哈耶克进入大陆较晚，但影响扩大得极为迅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哈耶克的众多著作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无论在经济学还是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领域，都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也将是长期的。
    除了这些直接影响外，哈耶克思想对学术研究本身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回味。西方学界已有大量研究哈耶克的专著和论文，本文只是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略作探讨。
    第一个许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是实证主义，这也是哈耶克长期与之战斗的对象。由于个人知识的独特性，所以我们对社会秩序的认识必然存在局限。近年来，实证主义在经济学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许多过去不可测量的因素，随着数据采集手段和数据分析手段的进步，都一定程度上变得可以测量。所以我们对生活环境的认识比过去深入许多。
    但是这一点并未对哈耶克的论述形成挑战。我们对可测量因素认识变得深入，对获得数据的困难性的认识也变得更深刻。许多实证研究都采用了精巧设计，使得研究者得以管中窥豹，对复杂世界有一个片段式的把握，距离完整认识社会秩序相距甚远。在哈耶克看来，完整认识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实证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认清实证主义的局限，从而在终极意义上放弃对实证主义的崇拜。
    第二个问题是情境主义的困境，适用于通常说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理论离不开前提假设，即先要设定特殊情境。在某些情境下，学者们通过精巧工具（如博弈论）已经获得了大量重要结果，但所有结果都依赖于前提假设，即情境。借用波普的话，这些模型都“非常有意义和富于启发性”，但并未构成一个可被证伪的理论整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不断探索和阐释情境，而没有致力于将其整体化。
    哈耶克的工作与之相反，一直坚持整体化的研究，这是哈耶克心目中真正“科学”的研究。不论《感觉的秩序》还是《法、立法与自由》，哈耶克的术语、理论都相互支撑，浑然一体。如果他的知识论被证伪，那么所有其他工作也会轰然倒塌。但哈耶克的研究经受住考验，至今尚无人从他的体系内部做出有效批评。
    第三个问题是跨学科研究。哈耶克本身是个极为渊博的人，研究横跨众多领域，受到一致称赞。重要的是，不管哈耶克涉及什么领域，他都有效地保持了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已有许多精彩的合作成果，但这些研究多半仍依附于某个学科的研究范式，没有超出学科边界、形成综合性的理论。这个标准也许有点高，但哈耶克用他一辈子的努力给我们做出了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