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应对疲软需消除贸易裂痕鼓励增长

    
    2019年第73期（总第1961期） 2019年10月18日（星期五）
    
    IMF：应对疲软需消除贸易裂痕鼓励增长 
    [导读：201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旗舰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和《财政监测》报告。] 
    《世界经济展望》
    《世界经济展望》再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测
    在《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 Global Manufacturing Downturn, Rising Trade Barriers）报告中，IMF指出，全球经济目前陷入了同步放缓的境地，2019年经济增长率再次被下调——降至3%，这也是自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是自2017年全球同步回升时期经济增长率达到3.8%以来的一次严重倒退。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在于：贸易壁垒不断增加，贸易和地缘政治相关不确定性升高，一些特殊因素在若干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了宏观经济压力以及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缓慢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因素。
    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小幅上升至3.4%，相较4月的预测值下调了0.2%。然而，与同步放缓不同的是，这一复苏不够广泛且很不稳定。发达经济体2019年和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下降至1.7%，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则有望出现回升——从2019年的3.9%升至2020年的4.6%。促成回升的大约一半原因在于土耳其、阿根廷和伊朗等承压新兴市场的复苏或衰退程度较浅；其余原因在于巴西、墨西哥、印度、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2019年经济增长较2018年大幅放缓的国家的复苏。
    《世界经济展望》概要
    全球经济活动步伐继2018年最后三个季度大幅放缓之后仍然疲软。尤其是制造业活动势头严重减弱，已降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增加了未来全球贸易制度以及更广泛的未来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给商业信心、投资决策和全球贸易造成了不利影响。各央行通过行动和沟通，明显转向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缓解了上述紧张局势对金融市场情绪和活动的影响，同时总体上具有韧性的服务业部门为就业增长提供了支持。尽管如此，前景依然不稳定。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为3.0%，是2008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2020年经济增长率有望回升至3.4%（相比4月的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这主要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些新兴市场、中东以及面临宏观经济压力的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表现预计将有所改善。然而，由于上述若干国家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将会放缓以及一系列突出的下行风险显现，全球活动的步伐很有可能进一步大幅放缓。为了预先阻止这种结果的发生，应当果断制定各项政策以缓解贸易紧张局势、重振多边合作，并及时为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为了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政策制定者应当消除对中期经济增长造成风险的种种金融脆弱性。提升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对于确保为所有人实现更美好的全球经济前景至关重要，应当始终将其作为一项总体目标。
    全球经济增长继2018年最后三个季度大幅放缓之后，在2019年上半年稳定在一个疲软的水平。今年早些时候，贸易紧张局势曾一度有所缓解，不过眼下已再次大大加剧，导致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关税大幅提高，同时挫伤了全球范围的商业情绪和信心。虽然金融市场情绪已经因这些事态发展而受到破坏，但是美国以及许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转向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成为一种平衡力量。因此，金融条件总体上仍然保持宽松，而发达经济体目前的宽松程度比春季更高。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为3.0%——远远低于2017年至201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水平；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有望回升至3.4%。2021年至2024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还会略有提高。这一全球经济增长形势反映了一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重大衰退和预期复苏。与此相比，一组系统性经济体（包括美国、欧元区、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小幅下降直到2020年及以后，这些经济体GDP的总和接近全球GDP的一半。
    新兴市场经济体是2019年经济增长率预期下降的部分原因，同时又是2020年经济增长率预期回升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面临严重压力或者表现达不到过去平均水平的经济体。尤其是，阿根廷、伊朗、土耳其、委内瑞拉和受冲突影响的较小国家（比如，利比亚和也门）曾经遭遇或者仍然身处非常严重的宏观经济困境。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其他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1%左右或低于1%，远低于其历史平均水平。印度2019年经济增长减弱，其原因是企业和环境监管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对非银行金融部门稳健性的担忧对需求造成了不利影响。印度以及上述两个组在2020年及之后年度经济增长势头的增强（某些国家可能持续紧缩，但速度不会那么快）是全球预期最终回暖的驱动因素。
    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已放缓，必须通过监管工作来控制债务，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所造成的宏观经济后果已经对总需求产生了负面影响。未来几年，经济增长预计将继续逐步减缓，反映了适龄劳动者增长率的下降以及人均收入的逐步趋同。
    在发达经济体中，欧元区、北美以及亚洲小型发达经济体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远远低于2017年至2018年的水平。经济增长率的这一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外部需求（包括中国的需求）减弱导致了工业产出普遍放缓，贸易紧张局势的全球影响不断扩大而信心和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全球汽车生产显著放缓——这对德国的意义特别重大。发达经济体组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大致稳定在1.75%的水平，其中，欧元区的小幅回升将抵消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逐步下降。在中期内，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计将持续低迷，反映了生产率增长缓慢以及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增长缓慢。
    这一基线前景面临的风险巨大。正如本章所述，如果目前经济表现不佳或承受严重压力的若干重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压力没有消退，那么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无法达到基线水平。贸易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以及相关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可能会削弱经济增长（相对于基线预测而言）。金融市场情绪可能会恶化，从而引发普遍的避险行为，这又将意味着金融条件收紧（尤其是脆弱经济体）。可能引发这种行为的因素包括：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英国以“无协议脱欧”方式退出欧洲联盟，以及经济数据持续走弱表明全球经济增长将长期放缓。在中期内，贸易壁垒的增加以及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可能会通过中断供应链等方式对生产率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金融脆弱性的累积可能会放大下一轮经济下滑。最后，气候变化若不减缓，可能会导致前景黯淡，尤其是脆弱国家。垒的增加以及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可能会通过中断供应链等方式对生产率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金融脆弱性的累积可能会放大下一轮经济下滑。最后，气候变化若不减缓，可能会导致前景黯淡，尤其是脆弱国家。
    在多边层面上，各国必须合作解决贸易分歧，并取消最近实施的具有扭曲作用的壁垒。遏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控制全球气温上升和灾难性气候事件的相关后果，是全球面临的当务之急。正如《财政监测报告》第二章所称，提高碳定价应当成为这项工作的核心，同时辅以促进低碳能源的供应以及绿色技术的开发和采用。在国家层面，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寻求稳定经济活动以及巩固经济复苏或持续增长的基础。宽松的货币政策仍然能够适当地支持需求和就业，并防范通货膨胀预期下降。由此形成的更加宽松的金融条件可能也会促使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累积，因此，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和采用积极主动的监督办法对于确保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和限制系统风险而言至关重要。
    考虑到前景不稳定而且下行风险巨大，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放松货币政策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在经济活动已经减弱或者可能大幅减速的国家，如果仍有财政空间并且财政政策不具有过度扩张性，则可提供财政刺激。在必须开展财政整顿的国家，如果市场状况允许，则可调整相关整顿的步伐，以免经济长期低迷和出现消胀动态。许多国家的低政策利率以及长期利率下降至历史低点甚至负利率水平的做法，在这些状况持续存在的情况下降低了偿债成本。如果债务可持续性没有问题，那么释放的资源就可用于支持开展必要的活动和采取措施以提高潜在产出，例如，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所有经济体都必须采取行动促进潜在产出增长、提高包容性和增强经济韧性。正如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分析所示，促进提高市场开放度和灵活度的结构性政策以及治理方面的种种改进能够为应对冲击进行调整提供便利，并且能够提高中期产出，从而帮助减小国内差异和鼓励各国更快趋同。
    表：全球经济预测概览（%）
    

	实际增长		增长预测		对比2019年7月报告预测值		4季度          增长预测
	2017	2018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世界产出	3.8	3.6	3.0	3.4	–0.2	–0.1	3.2	3.4
发达经济体	2.5	2.3	1.7	1.7	–0.2	0.0	1.6	1.8
美国	2.4	2.9	2.4	2.1	–0.2	0.2	2.4	2.0
欧元区	2.5	1.9	1.2	1.4	–0.1	–0.2	1.0	1.8
德国	2.5	1.5	0.5	1.2	–0.2	–0.5	0.4	1.3
法国	2.3	1.7	1.2	1.3	–0.1	–0.1	1.0	1.3
意大利	1.7	0.9	0.0	0.5	–0.1	–0.3	0.2	1.0
西班牙	3.0	2.6	2.2	1.8	–0.1	–0.1	2.0	1.8
日本	1.9	0.8	0.9	0.5	0.0	0.1	0.3	1.2
英国	1.8	1.4	1.2	1.4	–0.1	0.0	1.0	1.6
加拿大	3.0	1.9	1.5	1.8	0.0	–0.1	1.8	1.7
其他发达经济体	2.9	2.6	1.6	2.0	–0.5	–0.4	1.7	2.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8	4.5	3.9	4.6	–0.2	–0.1	4.5	4.7
新兴和发展中亚洲	6.6	6.4	5.9	6.0	–0.3	–0.2	6.0	5.9
中国	6.8	6.6	6.1	5.8	–0.1	–0.2	6.0	5.7
印度	7.2	6.8	6.1	7.0	–0.9	–0.2	6.7	7.2
东盟五国	5.3	5.2	4.8	4.9	–0.2	–0.2	4.8	4.9
新兴和发展中欧洲	3.9	3.1	1.8	2.5	0.6	0.4	-	-
俄罗斯	1.6	2.3	1.1	1.9	–0.1	0.0	1.8	1.2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1.2	1.0	0.2	1.8	–0.4	–0.5	0.4	1.8
巴西	1.1	1.1	0.9	2.0	0.1	–0.4	1.2	2.3
墨西哥	2.1	2.0	0.4	1.3	–0.5	–0.6	1.0	0.7
中东、中亚	2.3	1.9	0.9	2.9	–0.5	–0.3	-	-
沙特阿拉伯	–0.7	2.4	0.2	2.2	–1.7	–0.8	–0.9	3.0
撒哈拉以南非洲	3.0	3.2	3.2	3.6	–0.2	0.0	-	-
尼日利亚	0.8	1.9	2.3	2.5	0.0	–0.1	-	-
南非	1.4	0.8	0.7	1.1	0.0	0.0	0.8	0.6
备忘项
欧盟	2.8	2.2	1.5	1.6	–0.1	–0.2	1.3	1.8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4.7	5.0	5.0	5.1	0.1	0.0	-	-
中东和北非	1.8	1.1	0.1	2.7	–0.6	–0.4	-	-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经济增长	3.2	3.1	2.5	2.7	–0.2	–0.2	2.5	2.8
全球贸易量（货物和服务）	5.7	3.6	1.1	3.2	–1.4	–0.5	-	-
进口
发达经济体	4.7	3.0	1.2	2.7	–1.0	–0.6	-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7.5	5.1	0.7	4.3	–2.2	–0.8	-	-
出口
发达经济体	4.7	3.1	0.9	2.5	–1.3	–0.4	-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7.3	3.9	1.9	4.1	–1.0	–0.5	-	-
大宗商品价格（美元）
石油	23.3	29.4	–9.6	–6.2	–5.5	–3.7	–3.8	–8.8
非燃料商品（根据世界商品出口权重计算的平均值）	6.4	1.6	0.9	1.7	1.5	1.2	4.9	–1.0
消费者价格
发达经济体	1.7	2.0	1.5	1.8	–0.1	–0.2	1.7	1.6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3	4.8	4.7	4.8	–0.1	0.1	4.1	4.0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美元存款（6个月）	1.5	2.5	2.3	2.0	–0.1	–0.3	-	-
欧元存款（3个月）	–0.3	–0.3	–0.4	–0.6	–0.1	–0.3	-	-
日元存款（6个月）	0.0	0.0	0.0	–0.1	0.0	–0.1	-	-

    资料来源：根据IMF2019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整理。
    发达经济体国内的地区差异及调整
    IMF报告指出，近年来，在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国内地区之间实际产出、就业和生产率的差异引起了更广泛的兴趣。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一般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地区差异有所加剧，反映出部分地区通过经济集中度获益，而其他地区则出现相对停滞。平均而言，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落后地区的医疗水平更差，劳动生产率更低，农业和工业部门就业的比重更高。此外，落后地区的调整更慢，不利冲击对经济表现的负面影响持续时间更长。尽管相关讨论很多，一般而言，贸易冲击——尤其是国外市场中进口竞争的加剧——似乎未导致落后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出现差异。相比之下，技术冲击——以机器和设备资本货物成本的下降代表——导致更易受自动化影响的地区失业率上升，敞口更大的落后地区利益受损尤为严重。国家层面的政策旨在减少扭曲，鼓励增强市场灵活性和开放度，同时提供稳固的社会安全网，这些政策能促进地区进行调整以应对不利冲击，抑制失业率上升。针对落后地区的地区性政策也可能发挥作用，但它们须经过精细校准，以确保其有助于而非阻碍有益的调整。
    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强力推进，但在二十一世纪初有所放缓。本章借助最新构建的结构性改革数据库发现，推进治理、国内外金融、贸易、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等领域的改革，中期内能带来可观的产出增长。全面的一揽子重大改革可以使一般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生活水平向发达经济体趋同的速度加快一倍，在一段时间内使年度GDP增速提高约1个百分点。同时，改革见效需要若干年时间，部分改革——放宽工作保护条例和实现国内金融自由化——若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实施可能带来更高的短期成本；这些改革最好在经济形势有利以及政府当选施政的早期实施。在治理强劲且融资渠道便利——增长的两个制约因素——以及劳动力市场非正规性较强的情况下，改革的成效往往更大，因为改革有助于减少非正规性。这些发现强调了根据国情仔细调整改革方案以使其效益最大化的重要性。
    IMF新任总裁：增长减速要求加速的行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担任IMF总裁后在基金总部发表的第一次演讲中提出：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全球经济抚平创伤并鼓励经济强劲增长？
    增长放缓的关键原因：裂痕
    她认为，两年前，全球经济同步回升。按GDP衡量，全世界将近75%的地方都在加速增长。如今，世界经济的更多领域都在同步发展，但不幸的是，此时的经济增长却在不断减速。2019年，我们预计全球接近90%的地方经济增长都将放缓。全球经济目前陷入同步放缓的境地。这一普遍减速意味着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跌至本世纪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和德国的失业率尚处于历史低位。不过，纵观各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尤其是欧元区），其经济活动正在减弱。在部分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例如，印度和巴西）中，今年经济放缓的步伐甚至更加明显。在中国，经济增速正逐渐从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回落。
    不稳定的前景给已经面临困难的国家、包括基金组织的部分规划国家带来了挑战。
    尽管总体上有所减速，但是近40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其中19个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实际GDP增长率预计将超过5%。
    为什么2019年经济增长会放缓？原因在于一系列的问题和一个共同主题：裂痕。
    过去，我们已经说过贸易争端的危险。而现在，我们却眼睁睁看着贸易争端实实在在地造成了损失。全球贸易增长已近乎停滞。
    由于贸易紧张局势等原因，全球的制造业活动和投资力度已大大减弱。服务业和消费可能很快也会受到影响。而且，裂痕还在扩大。如今争端扩展到多个国家，并且蔓延到其他关键领域。货币再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由于我们的经济体互联互通，不消多时，更多的经济体将会感受到这种影响。
    贸易以及英国脱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抑制经济潜力。
    即使2020年经济增长回升，目前的裂痕也可能带来持续一代人的种种变化——供应链中断、贸易部门各自为政、“数字柏林墙”使各国不得不在各种技术体系间作出选择。
    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抚平这些创伤。既然整个世界相互交错、密不可分，那么我们就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
    应对放缓之首：释放贸易潜能
    格奥尔基耶娃认为，首先要充分发挥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能力。
    贸易紧张局势目前正在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和中国之间贸易冲突的不断升级预计将会造成全球GDP损失。从已经实施和宣布的关税举措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直接成本，以及加上预期的二次效应（包括失去信心和市场反应）来看，贸易战无赢家。对全球经济而言，贸易冲突的累积效应可能意味着到2020年损失将达到大约7000亿美元，或者说GDP的0.8%左右，大约相当于整个瑞士的经济规模。
    各国必须解决与其贸易做法相关的合理关切，即解决补贴以及知识产权权利和技术转让等问题。我们还需要建立一种更加现代化的全球贸易制度，尤其是要充分发挥服务业和电子商务的潜力。每个国家都必须开展更多工作以帮助因技术和贸易导致失业而受损的群体。关键在于完善制度，而非抛弃制度。
    应对放缓之二：鼓励经济加速增长和创造更多机会
    进入新市场对于提高生活水平而言至关重要。这是抚平创伤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同时应鼓励经济加速增长和创造更多机会。确保经济增长更为强劲、更具韧性的政策优先事项：
    1. 明智运用货币政策，加强金融稳定性
    首先是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问题。面临当前的艰难环境，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在努力履行各自的使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稳健货币政策的基础。
    中央银行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履行其使命？它们应当明确传达计划、坚持以数据为依据，并适时地维持低利率——尤其是在许多国家通货膨胀仍旧低迷、总体经济增长持续乏力的局面下。
    然而，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已经处于极低、甚至负利率的水平。因此，在这些地方，常规工具进一步施展拳脚的空间可能有限。
    长期维持低利率还可能带来一些不利的副作用和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不妨想一想那些为了实现收益目标而不断进行更高风险投资的养老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根据我们的监测，全球范围的投资者承担风险的情况大幅增长。
    所有这些都导致了金融脆弱性。一些国家的企业纷纷利用这种低利率举债，将其作为兼并和收购、而非投资的资金来源。
    IMF的新分析（《金融稳定报告》）表明，如果出现重大的经济下滑，那么存在违约风险的企业债务将上升至19万亿美元，或者说，接近八大主要经济体债务总额的40%。这已超过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此外，低利率正在推动投资者前往新兴市场寻求更高的收益。这导致许多小型经济体面临资本流动突然逆转的风险。
    所以，我们需要各种宏观审慎工具。我们也可以采用新办法来优化债务管理、减少金融繁荣与萧条，以及抑制波动。但是，货币和金融政策独木难支，财政政策必须发挥核心作用。
    2.部署财政工具，应对当前挑战
    眼下，预算方面留有余地的国家是时候该部署或者准备部署财政实力了。实际上，低利率可能会为部分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多的资金用于开支。
    德国、荷兰和韩国等地的支出增长、尤其是基础设施和研发领域的支出增长，将有助于拉动需求和提升经济增长潜力。
    这项建议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全球范围内，公共债务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因此，在债务与GDP比率高的国家，必须继续实施财政约束。
    当然，各个国家都需因地制宜地制定各项适合本国的政策。不过，每个国家在减少债务和赤字的同时，应当始终注重保护教育、医疗卫生和就业。所有国家都必须努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新的经济增长来源何在？
    创造更多财政空间的方法之一是调动国内收入。减少腐败以及在税收征收中使用数字工具可以释放资源并促进对人力的新投资。它还有助于各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3.实施结构性改革，实现未来增长
    自动化可能会带来的失业和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特征要求各国对自身经济结构实施改革。如果我们无动于衷，那么许多国家的经济将陷入平庸增长。
    基金组织的一项新研究（《世界经济展望》）具体关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显示了结构性改革如何能够提高生产率和产生巨大的经济收益。这些变化是在中期和长期内实现更高经济增长率的关键。如果改革措施得当且次序合宜，那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生活水平趋同的速度将提高一倍。各国若同时实施改革，那将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4.接受国际合作
    虽然对国际合作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强，但是参与国际合作的意愿却在持续减弱。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从安全适应金融科技，到全面实施金融监管改革议程，再到打击洗钱和为恐怖主义融资行为。
    我们必须携手合作，共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一危机没有人能够幸免，每个人都有责任采取行动。基金组织的优先事项之一是协助各国减少碳排放，增强气候适应能力。
    目前，碳的均价为每吨2美元，大多数人和大多数企业几乎没有经济动力进行转型过渡。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一个安全水平，必须大幅提高碳的价格。
    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种直截了当的策略——征收碳税。瑞典在这方面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在1991年引入碳税时，该国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获得了较多的转移支付和减税待遇，其目的是帮助抵消增加的能源成本。这一政策转移使瑞典的碳排放量相比1995年减少了25%，而该国的经济增长则超过了75%。
    《财政监测报告》中的新研究证实，碳税可以说是最有力、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税收制度，而不仅仅是增加一个新的税种。增加的财政收入可以用于削减其他方面的税收以及为数百万受影响家庭提供援助。这些新资源还可以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提供支持，而这些基础设施有助于地球创伤的疗愈。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仅需要减轻损害，还需要适应未来。适应涉及诸多事项，不过主要在于风险定价和为投资（包括新技术投资）提供激励。
    其他组织关于这种适应的研究表明，建立经济韧性也具有成本效益。未来十年，如果在全球投资1.8万亿美元开展韧性建设，其所产生的净效益总额可能高达7.1万亿美元。
    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的分析显示了私人金融部门目前取得的进展。如今，欧洲和亚洲部分地方正在兴起所谓的“绿色债券”。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发展，但还远远不够。
    不作为的代价很高。我们承认每个国家都面临独特的挑战和约束。但是我们能够、也必须立即就这一挑战开展合作，携手重建对多边主义的信心。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2019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Lower for Longer）指出，金融市场一直受到贸易紧张局势起起伏伏和人们对全球经济前景日益担忧的冲击。经济活动减弱和下行风险加剧推动全球货币政策转向更加鸽派的立场，与此同时，市场收益率急剧下降。因此，负收益率债券的规模已增加至约15万亿美元。投资者目前预计利率维持在极低水平的时间将长于年初的预期。第一章讨论了，自2019年4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发布以来，投资者追逐收益的行为如何过度推升部分市场的资产价格，并导致金融条件进一步放松。
    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近期内为经济提供了支撑，但宽松的金融条件鼓励了金融冒险行为，导致部分部门和国家的脆弱性进一步积累。第二章显示，若干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企业部门脆弱性已处于较高水平，原因是债务负担增加和偿债能力减弱。在经济大幅放缓（严重程度相当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一半）的情景中，企业在险债务（企业持有的无法用盈利支付利息支出的债务）可能增加至19万亿美元——或者接近主要经济体企业债务总额的40%，超过危机时期水平。
    正如第三章所讨论，极低的利率促使投资者追逐收益，配置风险更高且流动性更差的资产来实现目标收益。在金融部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中（按GDP衡量），有80%经济体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脆弱性处于较高水平。该比重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高点非常接近。保险部门脆弱性也持续处于较高水平。机构投资者追逐收益的行为可能产生风险敞口，在市场承压时期放大冲击的影响：投资基金资产组合的相似性可能放大市场抛售，养老基金的非流动投资可能制约其像过去那样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寿险公司的跨境投资可能助推溢出效应的跨市场传导。
    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促使资本流入新兴市场。这些资本流入为额外的借款提供了支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部债务中位数与出口的比重已从2008年的100%上升至160%。在部分国家，该比率已升至300%以上。在全球金融条件急剧收紧的情况下，增加借款可能加剧债务展期和可持续性风险。例如，部分债务高企的国有企业在没有主权支持下更难维持市场准入和偿还债务。部分前沿市场经济体对外部借款的依赖性增强，可能也会加剧未来陷入债务困境的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后引入的监管改善了银行部门的整体韧性，但一批机构仍然较为薄弱。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趋于平坦——加上更加黯淡的增长前景——降低了银行的盈利预期，部分银行的市值已降至较低水平。银行的贷款活动也使其对脆弱性较高的部门产生敞口，更易遭受潜在损失。在中国，当局已经对三家地区性银行实施干预。正如第五章所讨论的，非美国银行的美元融资的脆弱性——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市场紧张的主要来源——在部分国家仍然存在。美元融资的脆弱性可能放大融资条件收紧的影响，对从非美国银行借入美元的国家产生溢出效应。
    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对借款方和投资者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可能对企业业绩产生显著影响，也可能诱发金融稳定风险，尤其是通过气候相关的损失。当局在制定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标准中需要发挥重要作用。第六章探讨了这种作用，并讨论了弥合数据缺口和鼓励加强报告一致性的需要。
    在金融条件宽松的背景下，部分市场估值过高，脆弱性处于较高水平，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中期风险继续偏向下行。宏观经济和宏观审慎政策应进行调整，以适应每个经济体的具体情况。在一些国家，经济活动仍然强劲，但在金融条件宽松的背景下，脆弱性较强且不断加剧，政策制定者应立即收紧宏观审慎政策，包括广泛的宏观审慎工具（如逆周期资本缓冲）。在部分经济体，当局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经济前景恶化，但特定部门的脆弱性仍令人担忧，因此政策制定者可能须使用更具针对性的方式来应对特定领域的脆弱性。对于面临经济显著放缓的经济体，当局应着眼于更加宽松的政策，考虑可用的政策空间。
    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应对可能加剧下一次经济下滑的金融脆弱性。
    企业债务负担加剧：当局应该对银行的信用风险评估和贷款做法保持严格监管。应努力改善非银行金融市场的披露和透明度，以确保更全面地评估风险。在那些整体企业债务可能引发系统稳定风险的经济体，除了运用针对银行特定部门的审慎工具，当局可考虑制定针对高杠杆公司的审慎工具。降低税收系统对债务融资（而非股权融资）的偏好，也有助于减少对过度借款的激励。
    机构投资者增持风险更高且流动性更差的证券：应强化对非银行金融实体的监督。可通过合理的激励措施（例如，减少发行保证回报的产品）、最低偿付和流动性标准以及强化的披露要求，应对机构投资者的脆弱性问题。
    新兴和前沿市场经济体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增强：债务高企的新兴市场和前沿经济体应通过审慎的债务管理做法和强有力的债务管理框架来缓解债务可持续性风险。
    全球政策协调仍然非常关键，各方有必要解决贸易紧张局势。政策制定者也应敲定并全面落实全球监管改革议程，避免监管标准倒退。各方须继续开展国际协调和合作，确保在2021年底前，全球一系列广泛的金融合约从伦敦同业市场拆放利率（LIBOR）平稳过渡到新的参考利率。
    IMF还强调，在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密云不雨之时，总部设在美国以外的全球性银行（全球性非美资银行）开展的美元贷款业务，以及依赖于短期且易波动的批发融资模式已经成为了主要美元融资市场向外传导冲击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尽管危机后设立的金融监管在诸多层面提高了银行部门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这些传导机制仍是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根源之一。本章构建了三个指标以衡量全球性非美资银行美元融资的脆弱程度，并描述了这些指标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美元融资成本的上升对全球性非美资银行所在经济体造成了金融压力，并通过对其他经济体的美元贷款削减产生了溢出效应。不仅如此，非美资银行美元融资模式中的脆弱程度越高以及美元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越大可以进一步加重融资成本上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一些与政策相关的因素（例如，与美联储的额度互换协议以及各国中央银行自身持有的国际储备）可以缓解上述负面影响。此外，本章发现，因为在转向其他美元借款来源或在寻求其他货币计价的贷款时往往捉襟见肘，作为美元贷款接受方的新兴市场尤其容易受到美元跨境贷款减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些结果突显出了对非美资银行美元融资业务脆弱性加以控制的重要性。IMF为此构建的脆弱性指标将有助于改善各国对全球性银行美元融资的监测工作。
    《财政监测》报告
    2019年10月的《财政监测》报告（Fiscal Monitor: How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威胁我们的星球以及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气候变化限制在可控水平的机会窗口正在快速关闭。二氧化碳排放是这一令人担忧趋势的关键驱动因素。财政政策可发挥重要作用。《财政监测》报告指出，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紧迫行动来缓解气候变化，从而减少其破坏性和致命的影响，包括海平面上升和沿海洪灾、更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和食品供应中断——这些是影响全球所有人的关键问题。
    截至目前的行动还不够。2015年巴黎协定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各国做出的承诺远不足以将全球变暖控制在科学家认定的安全水平——相比工业化之前的温度不超过2摄氏度。此外，各国是否按协议执行减排仍具有不确定性。政策行动推迟时间越长，大气层中积累的排放越多，稳定全球温度的成本就越高昂——更不要说不采取政策行动。更美好的未来可能变成现实。可用的科技和政策手段能够实现从煤炭和其他污染性的化石燃料向更清洁的能源转型，同时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岗位。要实现必要的转型，一个关键的挑战在于成本和效益的分配方式能召集足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支持。
    政府需要提高碳排放价格，以激励个人和企业减少能源使用并转向清洁能源。碳税是最有力、最有效的工具，但前提是必须以公平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实施。
    为了使碳税在政治上可行并在经济上有效，政府需要选择如何支配新的收入。可选方案包括削减其他种类的税收，支持脆弱家庭和社区，增加对绿色能源的投资，或干脆将这笔钱作为红利返还给人们。
    为了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或更低（科学认定的安全水平），大型排放国需要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例如，它们应出台碳税，到2030年迅速提高到每吨75美元。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家庭电费累计平均将增加45%——在仍严重依赖煤炭发电的国家，这一比例更高。汽油花费平均会上升14%。
    但碳税产生的收入（GDP的0.5%到4.5%之间，具体取决于不同国家）可用来削减其他损害工作和投资动力的税收，如所得税或工资税。各国政府还可以使用这笔资金支持受到严重影响的工人和社区，如煤矿区，或向所有人口平等分配红利。或者，政府可以补偿最贫困的40%的家庭，这种方法将使收入的四分之三能够用于对绿色能源的额外投资，促进创新，或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资金。
    纳税人的钱每年还将帮助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挽救超过70万的人，这些人目前因当地空气污染而死亡。这笔资金有助于控制未来的全球变暖，这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各国如果单独采取行动，可能不愿对碳征收更多费用，例如，它们可能担心能源成本上升对其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各国政府可以就高排放国家的最低碳价达成一致，以此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对发达经济体采用更严格的最低碳价，从而实现公平。例如，如果二十国集团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30年的最低碳价分别为每吨50美元和25美元，将使这些国家减少的排放量比其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的承诺多100%。想要使用不同政策的国家（如颁布法规以降低排放率或限制煤炭使用），如果计算出与其政策等价的碳价，则可以加入最低价格协议。
    收费退还制（Feebates）是政策制定者可以采用的另一个方案。顾名思义，在这一制度下，政府对污染者收取费用，并对能源高效和环境友好的做法提供退款。这一制度鼓励人们选择混合动力车，而不是耗油量大的汽车，或使用太阳能或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而不是煤炭，从而减少排放。
    政策不限于提高发电或国内运输的排放价格，还应制定针对其他温室气体的定价方案，例如，林业、农业、采掘业、水泥生产和国际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
    另外，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支持清洁技术投资。这些措施包括，为适应可再生能源而进行电网升级，开展研发活动，以及采取激励措施克服新技术面临的障碍（如公司高效生产清洁能源所花费的时间）。
    世界在寻找促进投资和增长、从而创造就业的途径。在这方面，没有比投资于清洁能源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更好的方式了。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9年第73期（总第1961期）　　　　　　　　　2019年10月18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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