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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来源：《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时间：2020年11月2日
1978年之后，乡镇企业以“完全没有料到”（邓小平，1993）的态势异军突起，在短短的十几年间迅猛发展。1991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11621亿元，乡镇工业产值8709亿元，分别占全国社会总产值、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5%和30.8%。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国家的贡献与日俱增。从1978年到1991年，乡镇企业上交国家税金累计达2356亿元，仅1991年就向国家财政缴纳税金454亿元，占全国税金的15%；从1985年到1991年国家税金净增量中，乡镇企业净增占33.5%（田纪云，2016）。1996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35亿人，增加值近1.8万亿元，实现出口交货值6008亿元，利税总额6253亿元，其中从业人员和利税总额分别是1978年的4.8倍和56.8倍（王曙光、王丹莉，2019）。到了21世纪，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乡镇企业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所谓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周宏大、梁书升，2006）。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根据市场需要发展商品生产，提供社会服务，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得益于宏观的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由市场来决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完全独立、自负盈亏的经营自主权，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最终成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除此之外，一批具有现代企业管理意识、掌握先进技术能力的专业人才进入乡镇企业的队伍，是重要的推动因素。
乡镇企业的专业人才从哪里来？为何会在改革开放初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乡镇企业之中？关于上述问题，既有对企业管理人员群体的研究进行了初步探索，发现多数企业家曾有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等部门工作的经历，这些经历为企业家日后寻求政治与经济支持提供了有效资源和有力保障（范晓光、吕鹏，2017）。我们的观点是，乡镇企业专业人才群体的涌现，必须依托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条件而形成，应当跳出人才本身的社会构成，深入观察内在的制度条件。本研究认为，以下三个因素是培育乡镇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的重要土壤。
首先，乡镇企业来源于计划经济时期依托人民公社所进行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对于人民公社的研究，既有研究多从负面角度进行批判，认为“大锅饭”[i]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状况。但是，近年来一些研究也表明，人民公社积累了农村办工业的经验，推动了农村的工业化。1978年，全国共有150多万家社队企业，近500亿的产值，累积起来的技术基础、经营基础和管理经验已相当可观，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其生命力就不可遏制地勃发出来（王曙光、王丹莉，2019）。1983年，社队企业总产值达到1008亿元，职工人数达到3235万人，实现利税总额177亿元，展现出这一类型企业发展的勃勃生机（韩俊，2008）。
社队企业的人员构成，多数来自于改革开放之前下乡的技术工人、当地农民，以及“文革”时期[ii]的知识青年。“大跃进”[iii]之后，由于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导致不少企业遣散工人。据统计，1961年至1963年，全国共遣散工人逾2000万（林盼，2019）。这些工人回乡之后，用公社积累的资金开办工厂，厂址一般位于农民的自建房中。1966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数百万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其中不少青年属于被遣散的下放干部，掌握一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能力。譬如，1970年代初，仅无锡县就接收了2400多名下放干部，加上1960年代回乡务农的33000多名老工人（朱万悦，2017）。下放干部、工人和知识青年目睹农民生活贫困和生产资料缺乏的状况，一方面积极帮助社队开拓致富门路、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也帮助社队企业拓宽供销渠道，架设起城乡之间沟通的桥梁，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打下了技术和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基础。
其次，乡镇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正向推动。市场上缺什么，乡镇企业就生产什么，数量、品种、质量、价格都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在此期间，乡镇企业利用市场价格引进人力资源，“以企业招人才、为企业聚人才”，提高人才与企业发展的契合度，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能够实现高速发展，就是依托市场资源、引进高端人才的结果。其时，国有企业由于体制僵化，人力资本的管理和激励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乡镇企业主动出击，承接国有企业的“技术溢出”，弥补了初期技术积累的不足（芮黎明，2006）。以“星期天工程师”[iv]为代表的人才和技术流动方式，对带动乡镇企业生产、推动集体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一方面促进了优势地区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向周边地区转移和扩散，推动了相对落后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同时，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的企业以及优秀企业家，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储备力量。从技术变为商品的路径，可以看到技术管理人员如何借助市场，推动合理流动和有效转化的过程，不但有利于深化技术管理体制、促进专业人员走向市场，而且使技术的市场价值得到社会认知，有利于技术管理专业知识的研发、传播、普及和转化，提升了专业人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当前，类似于“星期天工程师”这样的人才交流工作仍在推进之中，并根据最新的发展特征，将人才交流与产业链相结合，建立“产才融合”、以产引才、以才促产、产才融合的良性格局，是集聚高端人才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企业的走访可以看到，在引才聚才的过程中，企业的成功经验仍是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机制，着力完善技术内生机制，加大技术及产业化项目的支持力度，以项目带动人才，重点对接与主导产业关联度高的紧缺型产业人才、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大力推进人才市场和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实施项目和人才双向选择，并为人才的科研成果市场转化、资本运作等提供优质配套服务，将人才作为优质资产进行重组，实现技术资源市场化。一些企业还借助网络平台技术的发展，打破地域阻隔，采取“带土移植”“客座顾问”“远程会诊”等新的技术交流方式，体现出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
其三，“全国一盘棋”的资源调配机制，为落后地区乡镇企业获得所需人才保驾护航。“全国一盘棋”的观点认为，我国进行经济建设必须从全国这个整体和大局出发，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实行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我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这一点从乡镇企业的相关情况可见一斑。1991年，在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中，东部地区占65.7%，中部地区占30.1%，西部地区仅占4.2%（田纪云，2016）。通常而言，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是很难得到所需的技术管理人才的。对此，各级政府在“全国一盘棋”观念的指引下，选拔优秀的技术管理骨干、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企业工作，施展才华，既包括东部沿海地区的国营企业技术、管理人员、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研究人员到中西部乡镇企业“传经送宝”，也包括省内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输送专业人才。例如，在上世纪末，四川为了支持落后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出实施“三个一万”工程，即动员1万名技术人员、1万名管理人员到乡镇企业服务，培训1万名乡镇企业业务骨干人员（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1998）。在这些人才的带动下，乡镇企业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迅速上升，一批优秀管理人才脱颖而出，产品质量向高精尖方向发展，产出了大批名特优新产品，不少打入了国际市场。
1985年制定的“星火计划”[v]，即是将发达地区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引向乡镇企业的具体举措。通过地方政府的中介作用，开展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对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应变能力，加快乡镇企业产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申茂向，1999）。以星火计划为桥梁，采取政府引导、企业自愿、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方法，组织发达地区的企业“西进”，以技术入股、合资开发、合作经营等多种形式，到中西部地区创业，联合开发自然资源，建立原材料供应基地和生产销售分支机构，把发达地区的人才、技术、设备、资金优势和落后地区的资源、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有力地提高了落后地区乡镇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譬如，1990年代，黑龙江省通过星火计划，为乡镇企业培训了各类技术和管理人才超过100万人次；吉林省1996年评选的优秀乡镇企业家中，靠星火计划支持和培育的就有24人（王梦奎，1999）。通过“全国一盘棋”的资源调配机制，落后地区乡镇企业获得所需的技术管理人才，显著提高了企业运行质量和效益。
注释：
[i]“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工资分配。
[ii]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iii]“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大跃进”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
[iv]“星期天工程师”，是指上个世纪80年代，一群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技术工人以及科研人员，利用星期天往返于上海与长三角流域其他城市，为由于生产经验与技术能力不足而面临生产困境的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管理经验。
[v]“星火计划”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村经济，普及科学技术、带动农民致富的指导性科技计划，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科技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范晓光，吕鹏.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阶层与同期群差异.中国社会科学，2017，7
[3] 韩俊.中国经济改革30年 农村经济卷.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4] 林盼.“父爱主义”的延展及其机制——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国营企业精简职工为例.开放时代，2019，3
[5] 芮黎明.苏南“星期日工程师”现象及其启示.红旗文稿，2006，18
[6] 申茂向.中国农村科技辉煌50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7] 田纪云.田纪云文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卷.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
[8] 王梦奎.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1979-2020.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9] 王曙光，王丹莉.维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10]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 四川卷.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11] 周宏大，梁书升.农村循环经济.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12] 朱万悦.“文革”前后苏南社队企业发展原因的历史考察——以无锡县为例.档案与建设，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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