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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1]林盼：制度变迁、利益冲突与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1949—1965）
http://www.newdu.com 2018/3/23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林盼 参加讨论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政权之后的发展道路，经济学家科尔奈（Kornai）曾提出“强制性经济增长”的命题，认为“最高领导层设计了严密的计划来强制实现生产的高速增长，不论是官方宣传，还是日常的管理和控制，党始终在努力实行数量目标”。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后发国家急于消除贫穷落后状况的心态，“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就一定能够迅速赶上发达国家，这一信念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增长的途径则是“工业优先”：“工业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强制增长战略主要是指快速实现工业化”。（［匈］科尔奈著，张安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153、164页。）由此可以解释新中国建立之初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主旨思想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大跃进”运动的出发点则是加快工业化步伐，“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而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掌握专业能力的技术人员（或技术干部）（按照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部门文件中的定义，工厂技术人员（或技术干部）是指负责生产工作的总工程师、工程师、技师、技术员、助理技术员等，见《上海市化学工业局1960年科学技术干部基本情况统计表》（1960年11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B76-1-480。）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一些学者指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精英选拔的过程中，主要看重阶级出身、党员身份及政治表现等因素，遵循所谓的“德治原则”（或称贤人制，virtuocarcy），特别看重个人的先天品质及身份背景。（Walter Connor,”Workers,Politics,and Class Consciousness”,in Arcadius Kahan and Blair A.Ruble,eds,Industrial Labor in the U.S.S.R.,New York: Pergamon Press,1994,pp.340-343. Jr. Moore Barringt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1928-1944: A Study in Elite Formation and Fun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9,1944, pp.267-278.Susan L.Shirk,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pp.1-27.）例如，怀默霆（Martin Whyte）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管理国营企业过程中，较为看重干部的政治“纯洁”，仅仅拥有技术能力，并不足以获得晋升机会。(Martin King Whyte,”Bureaucracy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The Maoist Critiqu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8, 1973, pp.149-163.)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和撒列尼（又译为塞勒尼，Ivan Szlenyi）均表示，“红专”问题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持续性张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一种笼罩性的意识形态明确地表明“红胜于专”。（Franz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pp.3-17；［匈］撒列尼等著，史普原等译：《社会主义企业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周雪光和苏霍姆里诺娃（Sukhomlinova）在对苏联和中国的再分配模式比较研究中发现，教育水平在苏联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有文凭、有能力的技术精英在苏联能够获得比同一时期的中国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中国的技术精英则往往会面临职位晋升的瓶颈，出现个人的政治资本与选拔标准之间不相匹配的情况。（周雪光著，郝大海等译：《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5页。）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凭技术吃饭”的状况仍然普遍发生在企业之中。例如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及其合作者指出，当旧精英家庭及其后代在入党问题上面临不公正对待时，技术精英职位如同一个“避风港”，让这些获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获得了生存和向上流动的机遇。（［美］魏昂德：《职位流动与政治秩序》，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美］魏昂德等著，张霞、那丽芳译：《革命、改革和地位传承：1949—1996年的中国城市》（上）、（下），《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8期；［美］魏昂德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精英生成的二元职业路径（1949—1996）》，边燕杰等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静君、张婧、李若建等人也在研究中发现，在国营企业中，“技术原则”在企业的分配体系中作用十分显著，部分政治表现一般，但生产能力较强的职工，同样能够评上劳模。（李静君：《劳工与性别：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分析》，http：//paper.usc.cuhk.edu.hk/Details.aspx？id=2438，1999年；张婧：《劳动模范：在道德与权力之间——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种道德教育制度》，《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李若建：《折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还有一些研究指出，技术精英“凭技术吃饭”的现象存在阶段性差异，如黎安友（Andrew JNathan）指出，共产党所制定的政策，常常在维系政治统治和推动经济发展之间摇摆，主要表现在提干过程中时而看重政治可靠程度，时而看重实际工作能力。（Andrew J. Nathan，“Policy Oscil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Critique”，The China Quarterly，No.68，1976，pp.720-733.）笔者在对1949—1965年国营企业技术干部选拔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在党委权力受到抑制，生产行政领导在资源分配与干部选拔方面具有话语权的阶段，技术人员能够凭借专业能力方面的优势，获得晋升的机会。（林盼：《红与专的张力：1949—1965年工人内部提拔技术干部的实践与问题》，《学海》2015年第3期；林盼：《大跃进时期国营工厂技术干部选拔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复旦大学，2017年。）
既有关于技术精英的研究，揭示了这一群体在计划经济时期所面临的复杂而矛盾的状态。一方面，由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需要高度理性的生产计划设定和执行，因此必须要倚重技术精英的专业能力，这种技术上的优势是其无可取代的重要资本；另一方面，刚刚执政的共产党并没有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储备足够多的技术人才，“又红又专”的干部严重稀缺，而被“包下来”的旧技术人员虽然提供了出色的专业技能，但在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上又难以得到执政者的充分信任。“专而不红”的状况，导致技术精英能够在一个阶段内备受重视，真正“凭技术吃饭”；也会在另一个阶段受到冲击，技术能力不仅“吃不了饭”，还有可能被其他群体所挤压，形成技术精英边缘化的局面。产生这种阶段性差异的原因，与国家的政策变动有关，“循环式的变化是新中国政治与政策的重要特征”，国家常常会重新评估某些社会群体的资源价值，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来改变这些群体之间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简言之，今天的资本可能会成为明天的不利条件，反之亦然。（周雪光：《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中译本），第20—25页；［美］汤森、沃马克著，顾速等译：《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对于技术人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生存境遇与职业地位问题，既有研究虽然有所涉及，但目前还缺少以技术人员的地位变迁为视角，分析制度结构的动态变化与社会群体的行为观念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科尔奈曾指出，企业领导具有多元化的工作动机，包括政治和道德因素、工作认同感、权力、威望、物质福利、对惩罚的恐惧等，他们本身就拥有完成工作任务以提升个人地位、获得职业回报的强力激励。（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译本），第112、153页。）事实上，技术干部与普通工人同样有着复杂的行动策略和选择，通过不断应对宏观制度变化的方式，调整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以满足个人或集体利益的需求。这种“能动者”（agency）（吕鹏：《“新古典社会学”的宏图与迷思——以多元转型绩效比较为切口的批判性综述》，《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的分析框架，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程度，避免“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近年来出版的各种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上海档案馆及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所藏的企业档案与调查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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