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连载1]“有限”与“无限”之间：摊还规则的偿债逻辑

    一、前言
    民间借贷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随着新资料的挖掘与整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传统时期的债务偿还机制及其影响的问题，重新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在社会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学者们主要从剥削、信用及生存伦理等要素来考察债务偿还的机制与影响。高利率背景下的债务偿还具有剥削性，如债务人不能按期偿债，债权人将会出售抵押物以抵消本利，这种偿债机制加速了产权的分化与流转，债务人因此会丧失土地或其他财产。对晋商而言，债务清偿是商业信用的表现；商号出现亏损时，东家宁可赔上家产也要清还外债；有意欠债不还的商人，会受到“停止商业往来”的惩罚措施，从而失去借贷与赊购等融资渠道。信用对普通农民同样重要。农民为了保全借贷信用，总是尽力偿债。所以，个人在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内的声誉约束力，有效减少了借债不还的情况。在斯科特“道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生存伦理的重要地位，即“互惠互利”的道德准则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的信贷市场秩序，潜在的市场风险与利益冲突能够通过信用或道德的约束力有所规避。然而，在现实的情境下，并非所有的债务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债权人的无情剥削，更非全部借贷群体都具备高度的自律来主动消解矛盾。那么，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究竟依靠怎样的债务偿还机制来处理经常发生的资不抵债的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呢？
    清末民国的民事习惯调查内容显示，摊还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偿债习惯，又称摊偿、摊账等等。即“债务人负债过巨，以所有财产摊还，俗谓之摊账。”清末民初的民事习惯调查员在湖北竹溪、麻城、五峰、汉阳、兴山和郧县六县均发现有“摊还”规则。如“竹溪县是由债务人邀同各债权人到场，有请求让利还本者，亦有尽产摊还者”；“麻城、五峰、兴山三县亦系均由债务人邀请各债权人到场，将产业尽数公摊”；“郧县得由债务人自请各债权人到场摊派，亦得由各债权人向债务人要求尽产摊还，但通例均系由债务人自请各债权人到场公摊者居多”；“汉阳县则均系由各债权人向债务人要求尽产摊还。”它与李金铮曾提及的“摊还”大不相同。近年来，这一偿债机制愈益受到法律史学者们的关注。他们以比较法的视野来审视债务偿还机制的中西差异，以期达到讨论清末民初破产法之实践效果的目的。主要观点有两类：其一，“相似说”。各地摊还习惯的做法，隐约带有现代破产程序中的破产清算及债权分配之意，类似于现代破产制度的实践。其二，“阻碍说”。据民事习惯调查报告显示，各地区多种多样的摊还习惯，往往导致破产混乱状况的出现，进而不利于破产事件的处理。中西两种偿债方法虽具有相似性，但同时也相互冲突。遗憾的是，现有的法律史研究主要利用民国时期民事习惯调查，难以提供实践层面的“摊还”信息，故无法与《破产法》作深入比较。探讨“摊还”习惯的本质，以及其与《破产法》的区别等问题，还需要补充其他资料再加以论证。
    近年来，探讨基层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已成为学界新的研究趋势。如陈春声所言，要理解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上面，进而研究特定时、空条件下人们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方法论上，孙立平强调“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即通过观察人们的社会行动，来达到再现复杂而微妙的社会现象并对其进行清楚解释的研究目的，该方法有助于揭露出隐藏在人们的社会行动，特别是事件性过程之中的，且在正式的结构中或有关的文件上很难见到的东西。受前辈学者的启发，笔者将采用案例分析法对基层社会的债务摊还机制展开实证研究，通过梳理案情与分析当事人的社会行动，来窥探摊还习惯的过程逻辑或实践逻辑。
    在数千卷的清代巴县与民国江津司法档案中，笔者共抽选5则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由于摊还习惯主要是民间自发性开展的偿债行为，所以存于巴县或江津县衙的摊还案数量并不多。如道光三年巴县的“丁大明告杨丰德案”。该案与江津县大多数摊还案之原因与结果具有高度相似性，如1913年“胡晚嘉告古作霖案”与1922年“张吉安告田华轩案”。这三则案情的发展逻辑体现了摊还规则之不同形式的变异，反映出商业信用与生存道德因素在借贷双方博弈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第四、五个案例是1921年发生的“黄金茂告李生民案”与“张朱氏告谢玉祥案”，其特殊性在于，案情时间跨度相对较大，有助于从长时段的视角全面考察摊还习惯的机制及其性质。
    笔者在分析上述案例的基础上，将本文分为三大部分进行阐释。
    其一，摊还的变形：信用危机下债务人的选择......
    其二，权益与道义的均衡：借贷双方的妥协......
    其三，永不消灭的债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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