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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原文标题：“有限”与“无限”之间：摊还规则的偿债逻辑——以江津县债务类司法档案为中心
（续）
二、摊还的变形：信用危机下债务人的选择
在摊还过程中，借贷双方需要签订契约，即“允单”，债权人主动放弃部分债权利益，中人将债务人的净余资产以一定的比例来偿还债权人。表面上，摊还是一种保护债务人的有限偿还机制。然而如欧中坦所言：“没有什么是在纸上完成的。”因此讨论“摊还”的内涵，必然要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及行为逻辑，作细致考察。本部分以1823年巴县的杨丰德案与1913年江津县的古作霖案为典型案例，来阐释摊还的过程与特征。
（一）摊还之外立“私约”
自1823年至1824年，丁大明和杨光明因借贷纠纷把杨丰德、钟永发告到官府。丁大明和杨光明是债权人，钟永发是债务人，借贷双方是姻戚关系。杨丰德受钟永发之托，是处理摊还事宜的中人。人物关系如图1所示。
此案之所以典型，主要是因为它存在着与“摊还”之书面规则相背离的两个异常现象：一是未经协商的摊还；二是缓期清偿。1823年12月19日，丁大明递交了第一份状书，讲述了自己与钟永发之间的两次借贷关系：1821年11月，经营木商生意的钟永发向丁大明借银100两，年利率为20%。1823年7月25日，钟永发再借50两。债务到期时，钟永发资不抵债，委托中人杨丰德主持摊还事宜：出售田产，分偿债。丁大明怀疑杨丰德虚报债务总额，并强制债权人同意摊还。债务人与中人在未取得债权人许可的前提下，擅自决定摊还债务，违背了摊还的习惯规则。
中人杨丰德作为经办人是众矢之的，始终是本案的首要被告人。另外，清末民初的习惯调查表明，摊还应是通过“一次性”的有限偿债来结束借贷关系的，但本案的奇怪之处是，摊还过后，丁大明依然控诉债务人钟永发拖欠本利。1824年2月15日，巴县知县遣役票传原、被告及证人，但被告与证人均未到案。丁大明联合另一位债权人杨光明再次状告，被告人数从2人增加到6人。该状书重点描述并证实了杨丰德等人的“舞弊”行为，详情如下：
结合1824年2月21日丁大明的状书可知，1822年（道光二年八月初二），“（钟永发）倒账躲匿”，那么，上文所谓“八月初五，楚给蚁钱”，应是双方约定的还债日期。需注意的是，这段状词还生动地描述了债务摊还过程中出现的四个“小插曲”。其一，杨丰德主持债务摊还时，确实没有征求所有债权人的意见，因而发生众人“鳞控”现象。其二，摊还之外再立“私约”，为防止杨光明和丁大明禀文状告，杨丰德“嘱蚁勿禀”，由他来担保偿债，但需要卖业偿债，方可“陆续清楚”，于是原告二人被劝阻下来，且答应来年二月（即1823年2月）收取全额本利。其三，杨光明、丁大明二人没有收钱，却立了一份假收据付与杨丰德，是为了让杨、丁两人从杨丰德案中撇脱。其四，这份假收据理应归还杨与丁，杨与丁却发现归还的收据居然不是真的假收据而是一份假的假收据。最终，伪造契约的所有参与者都成为被告方。